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

最近看了《大营救》感慨不已,找了一些有关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欢迎大家指教。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除400人经党中央营救到达新疆外,近万名指战员为国捐躯,逾万名指战员在弹尽粮绝、负伤、战斗中打散等情况下被俘,还有少量红军指战员失散在甘、青、宁3省。在被俘的指战员中,由马步芳部押送到西宁的有5600人左右,其中团以上干部19人(包括军级干部两名),女红军400余人;到1937年3月底,集中在凉州的约有6000人。

党中央对西路军的处境十分关心,除组织援西军外,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河西战事以及不准我被俘人员,遣返疬回的要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这项工作具体由蒋介石西安行营和第八战区处理。我党派叶剑英、林伯渠和西安行营直接交涉,派谢觉哉等直接和贺耀祖(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交涉。周恩来则在西安领导对红军西路军的营救工作。我党也曾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每师1.5万人,当时党中央是把西路军也包括进去的。八路军(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开始叫红军联络处),兰州办事处成立后,都把营救和收容西路军指战员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秦邦宪、伍云甫、熊开荆、彭加仑、伍修权、朱良才、王立人等都亲自参加营救工作;当年在西安的杜斌丞、南汉宸等也参加了营救工作。同时,从1936年冬至1937年秋,周恩来还曾委派马德涵、马宪民、赵守钰、吴波、张文彬、刘秉琳、蔡光波、高金城、吴鸿宾等到兰州、西宁、凉州(武威)、甘州(张掖)等地营救、收容被俘和流散的红军指战员。下面就我们调查所得的营救情况和结果作些介绍。


1.1937年初,周恩来准备派一名和马家军阀有关系的爱国人士去河西了解情况并营救西路军。后得悉西安马德涵先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宗教人士,和马麒(马步芳和马步青之父)、马麟(二马之叔)有一定关系(马德涵给马步青当过老师),于是就通过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先生和当时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吴鸿宾与马德涵联系。马德涵慨然应允去河西与马步青谈判。随后,周恩来亲自几次与马德涵见面,告诉马德涵,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并通过西安地下党组织请另一位爱国宗教人士马宪民先生陪同前往河西。


1937年2月、马德涵以搞画展为名,到达凉州,会见马步青。马德涵向马步青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尽快放回所有被俘的红军人员。马步青迫于形势,答应可以解决,并介绍去甘州找韩起功(一百师三百旅旅长,该旅住甘州)谈判。我党对马德涵先生的营救工作深表感谢。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给马德涵送过礼物。


1937年5月初,当时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的马麟从麦加朝圣回到西安,同时到达的有专程去迎接马麟的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周恩来曾借马德涵寓所宴请马麟和谭克敏(由马德涵出面作东),作陪的有张文彬、吴鸿兵二同志。席间,周恩来向马麟、谭克敏说明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希望他们回青海后能阻止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屠杀政策,并将被俘红军遣返送回,参加抗日。马麟表示要团结抗日,回青海后当尽力而为。


2.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为了进一步营救押送到青海的数千名被俘红军,又委派张文彬、刘秉琳二同志,持周恩来给赵守钰先生的亲笔信,从西安出发,到青海西宁找赵守钰,希望赵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争取和平解决二马在甘肃河西与我西路军的战事,并解救我被俘红军。


赵守钰先生大革命前,任绥远都统与福祥(马鸿逵之父)的参谋长兼军法处长,与马麒、马麟都有来往,马步青、马步芳称赵为叔叔。北伐战争时,赵在河南任冯玉祥部骑兵敌前指挥,领导过马步青的部队,还有一种上下级关系。冯玉祥倒蒋失败后,赵应杨虎城之请,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赵在大革命时期与我党就有联系,大革命失败后,曾保护过我党的许多同志(如南汉宸、刘秉琳等),并在经济上有过帮助。1936年冬,赵任国民党政府护送九世班禅进藏专使行署专使,于1937年1月1日抵达西宁,随员很多。张文彬、刘秉琳到达西宁后,在赵的帮助下,活动了十天左右。1937年4月初,又在赵的陪同下,坐汽车到达凉州,与马步青谈判。张、刘在凉州活动了十天左右于4月中旬返回西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5月中旬,周恩来又派张文彬到兰州国民党军九十七师拱星墩集中营,看望在押的1300余名红军指战员。这次是以公开的身份代表中国共产党去慰问的。7月,周恩来又派吴鸿宾到青海了解被俘红军的处理及待遇情况。7月底,吴鸿宾回到兰州,向谢觉哉作了汇报。


3.红军西路失败后,党和周恩来为打听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的下落,并营救和收容西路军蒙难人员,急需找一个有可靠社会关系作掩护、能在河西站住脚的人去河西走廊。而当时在兰州的高金城医生,是一位与我党有关系的爱国的***徒,在兰州创办了福陇医院,在甘州和肃州(酒泉)创办了福音医院。并任甘肃***会会长,在社会上声誉较高。1937年8月1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和处长彭加仑、秘书朱良才等和高金城商谈了去河西的问题。高不计个人安危,慨然应允(此时徐向前、王树声等已回到陕北,但陈昌浩尚无下落)。过了几天,高金城医生到了甘州,并和甘州的我西路军被俘红军临时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刘德胜)取得了联系;福音医院的楼上就成为党支部活动的场所,楼下则是红军伤病员看病的地方。高同时派出医生陈玉伟、张明新等随王定国(共产党员)以下乡看病为名,寻找红军流落人员,散发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地址的传单。高金城并派医务人员通过去监狱替红军看病的机会,与狱中被监红军秘密党支部(负责人刘瑞龙)取得联系,了解狱中被监红军干部的情况,用米汤写密信报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在高金城等人的帮助下,我们救回了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徐洪才、吴建初等200位指战员。高金城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8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四),高被敌人秘密杀害于甘州,终年五十二岁,解放后,高金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高金城烈士的骨灰盒被保存在兰州烈士陵园。


4.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同志亲自营救西路军及被俘人员,这方面留下的电文很多。如1937年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望你向顾(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给他,人员必须全员送至兰州转给我们”。4月15日,叶剑英复电:“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送兰州处置,如俘徐、陈等干部不得残害”,“顾确以行营名义通令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且已得到各军将领复电遵照办理”,等等。


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等将我党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三同志由西宁押送到南京,交国民党反省院。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亲自到反省院探视。经过向南京、西安国民党有关方面严正交涉,两周后,张、吴、陶等回到党的怀抱。

据目前调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我党的努力下,从1937年5月开始,到1938年8月止,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和流散人员回到革命队伍的情况大致如下:


1.1937年5月,凉州骑五师派一个连,由一姓马的副营长带队,押送近2000名在凉州修公路的被俘红军步行到兰州(其中有十几名女红军,又从兰州步行到西安。由于途中逃跑了一些,7月初到西安时为1200余人。国民党当局准备送他们到武汉做苦工,上了火车但没开,在火车站等了一天一夜,因为当时正逢下雨,前面有一段铁路被大水冲坏了。第二天,西安红军联络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派联络科科长王立人到西安火车站慰问。经过交涉,终于留下了这一批西路军同志,安排在陕西省女中和北关仓库暂住,然后由红军联络处全数送到云阳红军总部。


2.1937年6月,兰州拱星墩集中营1300余名西路军被俘人员,在押送西安途径平凉四十里铺时,在我援西军的帮助下,大部脱队归队。


3.1937年7月,马步青骑五师将24名被俘的西路军干部送到西安,关在黄城。西安红军联络处得悉后,经过多次交涉,于8月回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在办事处一号院的后院,朱德同志看到大家衣衫破烂,面黄肌瘦,流出了眼泪。


4.1937年4月,骑五师将500名左右被俘红军送交兰州九十七师,被编入新兵队或新兵营单位。9月,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交涉,救回了一些干部。九十七师将部分被俘红军训练4个月后,编入8个老兵连。10月,开赴郑州被充国民党陈诚部第十五军,当途径平凉永寿时,一些被编红军纷纷逃回镇原、义原等地的八路军部队。


5.1937年冬,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令凉州送1000名壮丁。马步青和凉州专员兼保安司令袁跃庭商定,将骑五师第三旅补充团(团长王绳祖、副团长杨明亭,共3个营,每营4连,总人数900人左右,除排以上军官外,都是被俘红军)和关在凉州的被俘红军300余人顶替送走。当时被充团驻平番(永登),修红城子到乌鞘岭这一段公路。10月下旬,骑五师参谋处上校处长吴辑痒(又名吴养伯)指派参谋萧冠英等人协同杨明亭送上述人员1200余名从红城子(离永登四十多里)出发步行,于11月3日到达兰州。在兰州飞机场露营一晚上,第二天分乘几十辆汽车出发到西安(途中在平凉住一夜)。到西安后,集体在革命公园休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来看望大家。经过办事处与蒋介石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交涉,一周后,该团全体红军由办事处送往延安。杨明亮及所有原押送参谋、军官也都到了延安,并受到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6.1938年8月上旬, 骑五师将凉州童子军营(由被俘少年红军组成,营长郭维坤、教育长马阁麟——又名马子高)500人左右送兰州;同时,甘州一百师三百旅补充营近400人(1937年夏成立,由被俘红军组成,营长韩德功,共3个连),也经凉州与童子军营一起送兰州。以上900人左右于8月14日到达兰州,均交国民党军九十七师。这部分红军除少数年少的(约100余人)留在九十七师特务营外,其余均到抗日前线。


7.1937年9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正式成立到1938年8月的一年时间内,曾零星接待了500名左右西路军流散人员,由办事处送至八路军部队。


8.1937年8月,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正式成立后,在一年多时间内,也曾零星接待了300名左右西路军流散红军,由办事处分别送至西安、延安、庆阳、镇原等地。


9.1938年5月中旬,青海新二军补充团被俘红军近2000人由第八战区分批用火车准备补充第一战区的部队,当青海补充团到达兰州,谢觉哉一方面把青海补充团的情况报告党中央,一方面向朱绍良交涉,要求把这团红军战士拔交八路军。经过与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青海补充团由八中驻三原留守处周必泉负责接收,编到八路军各部队。


综上所述,西路军及被俘红军在党和周恩来等同志努力下,经过1年多时间的积极营救,有5000名指战员回到革命队伍(前述第6批、第8批、第9批均未计入)。其中有秦基伟、方强、李聚奎、刘瑞龙、徐立清、魏传统、陈宜贵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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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楼A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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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楼笑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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