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一统华夏及满汉关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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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入关以后,满族人民经历了一个与汉族和其它各民族人民从互相隔阂到逐渐了解、互相学习和融合的过程。满族贵族在入关初,推行圈地、投充、剃发、迁海等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三个小朝廷、平定“三藩”过程中,八旗兵丁也曾扰害汉民。满汉矛盾长期激化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满族贵族推行民族压迫歧视的政策,而满族落后领主制与汉族封建地主制的冲突,又为民族压迫注入了阶级压迫的内容。随着满汉杂居共处局面的形成,彼此交往增多,语言、文化、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诸方面差异缩小,尤其是满族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使妨碍满汉关系正常发展

入关以后,满族人民经历了一个与汉族和其它各民族人民从互相隔阂到逐渐了解、互相学习和融合的过程。满族贵族在入关初,推行圈地、投充、剃发、迁海等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三个小朝廷、平定“三藩”过程中,八旗兵丁也曾扰害汉民。满汉矛盾长期激化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满族贵族推行民族压迫歧视的政策,而满族落后领主制与汉族封建地主制的冲突,又为民族压迫注入了阶级压迫的内容。随着满汉杂居共处局面的形成,彼此交往增多,语言、文化、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诸方面差异缩小,尤其是满族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使妨碍满汉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障碍得以祛除。

1.满汉杂居的形成。清朝入主中原,实行旗民分居制,旗人居住京师内城,汉人居住外城。规定除八旗投充汉人不动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城南居住,百般阻挠旗人与民人的正常交往。清朝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旗民分治”,意在利用八旗组织拱卫满洲贵族的统治宝座,“八旗乃国家根本”一语,形象地道出了清统治者对八旗的严重依赖。但事与愿违,旗人倾慕汉人街市繁华,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迫切需要,定制不久,旗人也有移往外城居住的。乾隆初,外城居住的旗人已400余家。嘉庆年间,宗室觉罗也纷纷移往,例不能禁。当不少旗人移居外城时,而内城居住的汉人增长更为迅速。形成旗民杂居共处的局面。

在畿辅,清朝统治者实行大规模圈地的结果是旗人的屯村星罗棋布。最初,“老圈旗地界址甚为分明”。圈内民户被强迫迁往它处。清统治者强令旗民分住,但未能如愿。旗圈内有少数民户因恋土重迁,“不肯舍房就地,是以父子祖孙相沿居住”②。旗地采用租佃制后,“民佃旗产半僦居以谋食”③。随着旗民间的频繁交产,民人有典买圈内旗地者,旗人有置买圈外民地者,旗屯汉民杂居共处的局面在康熙年间大体形成。1723年(雍正元年),清廷旨在防范旗人渐沾汉俗,一度强迫在屯居住耕读为生的旗人子弟全部移住京城。但被集中到京城以后,他们完全脱离生产领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仰食父兄,不士不农不商不贾,非兵非民之徒,生计窘苦。

1739年(乾隆四年),经直隶总督孙嘉涂奏准,八旗闲散人等仍准在屯居住自行耕种。清朝统治者被迫放松对旗人屯居耕农的限制以后,畿辅旗人与民人发展起日益密切的联系。

在直省各地,驻防旗人被集中在满城后,与民间交往一度受到严格限制。但成百上千的旗人侷守一处,日用所需无不仰给外界,如果断绝与当地民人接的触,显然是不可能的。驻防兵丁携眷驻守一地,首先必须解决粮食问题,除内地各省可以就地征收或截取漕粮以供兵食,边远地区的八旗驻防在官粮以外,大多招民垦荒。乾隆初年在绥远城设立驻防后,在当地拨出大片“代买米地”,招内地汉民出塞耕垦。热河、山海关以及关内外大片旗地,也多由民人耕种。旗民交往的普遍形式是贸易。驻防旗人的饷银只有与汉人交易才能够消费。尤其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内地省份,寄生性质的满城是汉族商贾攫取利润的最理想对象。先是,雍正年间筹议在山东青州设立驻防时,曾有人认为该处偏僻,不宜设防,世宗批驳说:“如云地方贫苦,商贾不至,则建立大镇,驻防多兵,贸易者自将辐辏”。①旗民间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促使各地满城内的店铺、酒楼、当铺应运而生。绥远城建立后,汉、蒙商人纷纷涌至,城内戏楼酒肆大小数十百所,整日燔炙煎熬,管弦讴歌,旗民杂沓,列座喧呼。江宁、青州等处汉民,日日肩挑柴草,贩人满城,以为生计。汉民先佣值于满城,随后便携眷居住的现象也普遍起来。雍正末年,山东德州满营内空隙地上民人自盖店铺已有200余间,旗人借此向民人敛取租银。乾隆年间,汉人在满营内佣估、贸易,已成为令统治者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的事实。②

东北是满族肇兴之地,在辽沈地区,早在努尔哈齐统治的天命年间已形成大范围内满汉杂居。清初当地满汉人民随同迁入关内,留下大片荒地。但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处,却依旧保持满汉杂居的传统。顺治年间行经山海关外中后所的旅行者看到:当地“杂满汉数十家,又东滨海,多蒙古屯牧焉”③。满、蒙、汉人同居一地,耕农牧放,形成经济上的共存关系。顺治年间清政府为振兴辽东经济,实行“辽东招民授官例”,鼓励汉族地主、官吏招民出关。尔后民人日渐聚集,又触动清政府的隐忧。

1679年(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在奉天清丈土地5484155晌,分定旗地4605380晌,民地878775晌,④后者仅占全部地亩的六分之一。为了防止汉民侵占旗地,伤害旗人生计,清政府自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开始严格划定旗民界限,禁止旗民互相越界耕垦。旗界内,除旗人“份地”(红册地)和“旗余地”(旗人在份地外开垦的荒地),还有大片有待垦辟的生荒地。清统治者试图用一道人为栅槛来保护旗人的经济利益,隔断与民人的交往,但大批关内民人的涌入使这一希望成为泡影。旗民之界很快从混淆不清发展到再无旗界、民界的地步。

奉天以北宁古塔等地顺治年间尚少汉人足迹,以后流入商贾逐渐增多,康熙未年,宁古塔城已有居民三四百户,商贾36家。最初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和东西城门外,以后汉人徒入城中。⑤。

吉林、黑龙江等地的满汉关系伴随民人的涌入而迅速发展。

1734(雍正十二年)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将近50年中,吉林地方旗地由8426余顷增至24305余顷,只增长了近3倍。同期,民地由273余顷猛增至11619顷,增长了42.5倍。①民地的迅速增长,反映了汉族流民经辽东向东北边远地方不断扩散的迅猛趋势。

2.满汉关系的发展。满汉杂居局面的形成,为两个兄弟民族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在畿辅,随着旗地生产关系的变化,一部分满洲贵族与上层旗人转变为封建地主,下层屯居旗人则耕田度日,甚至沦为满汉地主的佣工、佃户。满汉人民阡陌相通,疆理与共,在浚河、捕蝗、修渠诸方面通力合作,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关外满汉人民长期在垄亩相连的田地上共同劳动,创造出多种农作的轮种制度:“今岁豆,明岁粟,三岁谷,周而复始,地乃不伤”。②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增产方法,1747年(乾隆十二年)宁古塔将军阿兰泰奏称:吉林乌拉原先仅有旗人,而后民人陆续移住,与旗下满洲杂居,彼此结为好友。很多满洲人生计拈据无力娶妻,因为贪图民人富裕多与之结亲③。旗人聘妻,俗尚重礼。往往贫家无力纳采,婚姻失时,只好转娶民女。这助长了旗民通婚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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