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和谐观念与现代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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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外交除了一般人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交往之外,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深层的文化理念外交。各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虽然受到当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本国的民族文化、心理、习惯等方面也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外交往产生重大且深层的影响。对中国来说,一些传统文化观念一直对中国的外交原则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如建国以后一直强调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原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今天,这些原则仍然在中国的外交中发挥着重要原则。胡锦涛同志在?????中提出了“和谐外交”,“和谐”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和谐外交”与建国初期就强调的“睦邻友好”的相比,不仅仅是一个原则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理念层面上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外交在理念层面上的升华。


在早期的时候,“和”是与“唱”连在一起,即“唱和”。“唱和”之“和”,在最早的时候不读去声,所以段玉裁《说文解字》“和”下注云:“古唱和字不读去声。”此时的“和”之意,《说文解字》云“相应也,从口,禾声。”现在有些学者解释“和”之意,看到其“从口,禾声”,就引申说“和”是“禾”与“口”合在一起,是表示如果气候风调雨顺的话,人人丰衣足食,就会相安无事,就是“和”。这个引申实在是牵强附会,只是臆测而已,因为“禾”是“和”的声部,不是指庄稼作物的“禾”。从《说文解字》及段玉裁注来看,“和”的本义是指唱歌时候声音相应。

《说文解字》言谐云“詥也”,言詥则云“谐也”,可见“谐”与“詥”是互训,故《尔雅》卷第二《训诂下》解释说:“谐,和也。”宋代吴棫《韵补》卷一解云:“和,顺也,谐也。”“谐,和也。”由此可见,“和”与“谐”乃为互训,意思基本相同,谐亦有“相应”之意,“和”与“谐”连在一起,应该有相互相应之意。元人陈应润解释《周易》乾第一中“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一句说:“声相应,如金玉之声和谐,不能与瓦砾之声相应;气相求,如芝兰之气配合,不能与鲍鱼之气相求。”(《周易爻变易缊》卷一)这里很明确地说,双方声气相应就是和谐。

“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协调统一。《左传》昭公二十年中,齐侯因虞人没有应召而逮之,虞人一番阿谀奉承的诡辩使齐侯很高兴,放了虞人。晏婴对齐侯说,虞人对待齐侯是“同”而非“和”,并解释“和”与“同”的差别说:“和如羮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谓可,據亦曰可,君所谓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虞人对君主只是顺从,是“同”。君子则能对君主的言行指出得失,弥补君主之失,这是“和”。与晏婴这个说法相同的还有孔子,《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由此可见,“和”之意并不是一味地和和气气以求相安无事,而是帮助君主驱除为政中的“否”。从哲学层面来说,“和”的这个意义可以归结为将本来不相同的东西协调统一在一起而发挥作用。

“和”的上述两个意义,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和”与“谐”可以互训,意义基本一致,所以可以合起来实用。也因为二字的互训,“和谐”又经常被写作“谐和”,二者的意义一致。“和谐”一词最早什么时候被搭配起来,现在还无从考查,不过自从这两个字被合起来之后,“和”之意义就被用“和谐”来表达了。尤其用在音律上,“和谐”一词便包含有上述两种含义,如宋朝人魏了翁论乐说:“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八音皆能和谐,无令相夺。”(《尚书要义》卷二)八音要按照自身的规则、节奏相应相合,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声。同为宋朝人的林之奇解《尚书》“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一句中说:“惟其以律和声音,兹所以八音克谐也。……此八音者,其声名不同,必以律和其声,然后洪纤小大各得其当,苟有一音之不和于其间,则乐之合奏必杂,而不得谐和,故曰无相夺伦。”(《尚书全解》卷三)八音若不有节奏地相应、协调统一,就会不和谐。所以清人李光地说:“八音相应,无不和谐也。”(《诗所》卷八)即声相应而和谐。“和谐”有时歌唱之人与乐律的相应:“今人唱曲,乐器有黄锺大吕,而音调亦有黄锺大吕,此六律八音之和谐人声,而人声之亦合乎律吕八音也。”(《毛诗讲义》卷十一,林岊)


孔疏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皆在周之庭矣。又使人為之設其横者之業,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為崇牙,因樹五采之羽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鼔懸之,虡業為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撃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讀詩質疑》卷一,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周易》中非常注重阴阳的变化和统一,可以看作中国早期“和”思想的体现。后来许多人都是用和谐来皆《易》,如《子夏传》解释“乾:元亨利贞”说:“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干禀纯阳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开通,和谐贞固,不失其宜。”(《周易集解》卷一,唐李鼎祚撰)万物取乾阳之气开其端,相互之间相应而协调,便会贞固。这里的和谐,指的是“利”。《乾第一》中有“利者,义之和也”一句,是说阴阳虽然对立,但万物是通过阴阳的相合相宜而生成,生后能繁茂,从而各得其利。唐朝人邢璹注这句话说:“元为生物之始,春也;亨为会聚于物,夏也;利为和谐品物,秋也;贞能干济于物,冬也。”(《周易略例》,魏王弼著,唐邢璹注、陆德明音义)明朝人魏濬注引孔颖达疏亦云:“乾禀纯阳之性,能以阳气生物,而得元始亨通,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贞正坚固,而得其终。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易义古象通》卷一)也是把“利”解释为能和谐万物。

“和”的观念被提出之后,就被用在处理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关系以及被作为治理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原则。但是在具体运用中,对“和”及“和”观念的使用是有区别的。《礼记•中庸》中载有子的一句名言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句话主要是强调“礼”的作用,在调整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或秩序时,要用“礼”,符合“礼”,人与人、事与事、人与事之间才能“和”。这里“和”是恰到好处之意。所以《中庸》中继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对“和”观念的一种使用。

对“和”观念的另外一种使用,就是“和谐”之意了。如舜的事例。舜的母亲早死,父亲瞽叟盲,再娶后妻,后母生象,象很傲慢。瞽叟爱后妻,经常要杀舜,舜有小过就严厉地惩罚他。但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舜父瞽叟顽,母昏,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对于舜的行为,宋朝人苏轼评论说:“瞽,舜父名也,其字瞍。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象,舜弟也。谐,和也。烝,进也,奸乱也。舜能以孝和谐父母昆弟,使进于德,不及于乱。”(《书传》卷二)宋人黄伦引司马光评论说:“所贵于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尚书精义》卷二)这里的“和谐”,是一种使动用法,意为使父母弟弟和谐。这种用法与上一种有很大的差别。

“和谐”用在指治理家庭、社会和国家方面上的时候,主要使用的是第二种,即使动用法的观念。不过,在实际使用中,二者也不是绝对划清界限的,对第二种含义的使用中,往往又包含有第一种含义在内,如“舜能以孝和谐父母昆弟”一句中,是使父母弟弟和谐之意,也包含有因为舜的行为而使自己与父、母、弟的关系能够处理得恰到好处之意在。再如宋朝人胡瑗说:“若夫君圣臣贤,上行下化,仁义礼乐着于天下,是国之文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闺门之内和谐肃穆,是家之文也。”(《周易口义》卷四)这里的“和谐”就是和睦相处、各安其位之意了。

从春秋时代开始,“和谐”就开始被看作是治理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原则了。周太史史伯曾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不用的事物集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就会产生新的事物,或发挥新的作用;相同的事物堆积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作用或效果。这种说法,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化学反应。

《诗经》向来被看作是讽喻之书,开篇的《关关雎鸠》一篇,被看作是述后妃之德,欧阳修解释说:“关雎之作,本以雎鸠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鸠在河洲之上,关关然雄雌和鸣;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又说:“诗人见雎鸠雌雄在河洲之上,听其声则关关然和谐,视其居则常有别,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别而不黩也。”(《诗本义》卷一)后妃之德,就表现在“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毛诗注疏》卷一,汉郑氏笺、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从而达到和谐。《毛诗注疏》卷一又解卷耳四章说:“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妬之心焉。笺:后妃能和谐众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由后妃能使众妾和谐进而风化天下,“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毛诗注疏》卷一)宋朝人林岊有同样的看法,说:“后妃无嫉妒之心,众妾有和谐之义,若是则家齐内理,多男之庆、御邦之道,莫不由此。”(《毛诗讲义》卷一)

后宫和谐,能风化天下。对于朝廷来说,更是如此,只有上下和谐,朝廷、国家才能大治。欧阳修曾论尧、舜说:“观其尧舜之际,君臣相与吁俞,和谐于朝,而天下治。”(《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崇文总目叙释》;又见宋王尧臣等撰《崇文总目》卷三)尧舜时,君臣和谐于朝,所以天下大治。汉代也是如此,欧阳修《桐花》诗中赞颂道:“常闻汉道隆,上下相和谐。选吏择孝亷,视民婴与孩。政声如九韶,百物绝妖灾。”(《文忠集》卷五十四)汉代因为上下和谐,故兴盛三百年。清军在1644年进入山海关之后,迅速统一的全国。清能如此迅速统一全国,统一关外科尔沁诸蒙古部落并获得其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顺治十三年八月,顺治皇帝上遣官宣慰科尔沁及诸国,敕曰:“尔等秉资忠直,当太祖太宗开创之时,即诚心效顺,结为姻娅,请为屏藩。太祖、太宗嘉尔等勲劳,崇以爵号,赏赉有加,恩至渥焉,朝觐往来,时令陛见教诲,饮食异数有加,凡有怀欲吐,俱得奏陈,情意和谐,如同父子。”(《世祖章皇帝圣训》卷二“敦睦”)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正是清与科尔沁等蒙古部落和谐一心,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最终取得天下。若上下不和谐,朝廷则失顺而不治,宋代李焘曾引御史刘挚之言,论当时朝臣结党而使政事雍滞说:“(蔡)確与章惇素相亲,今固结朋党,自陛下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以来,意不以为便。故確内则阳为和同,而阴使惇外肆强悍,凌侮沮害,今庙堂之情极不和谐,近日政事大段稽壅,每议一事一人曰可,一人曰否,一与之合,一与之离,有终日不能决一事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二)明代中后期,对于长城之外蒙古各部的骚扰,明朝一直处于被动的抵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边关将帅不合,于谦曾论大同边将不合而导致军民流失说:“陈公、郭豋不和,窃照大同残敝至甚,军民流移十去八九,即目边境稍宁,鎭守、总兵官今乃不相和谐,似难相处。”(《忠肃集》巻七)

小到家庭来说,也是如此,家内和谐则家治。如上引舜以自己的孝行而使父母弟弟和谐,从而使家庭处于和谐。《灵棋经》卷上论道:“家室和谐,求无不得也。”《灵棋经》是一部占卜之书,由此来看,古代占卜之士认为家室和谐才能事事顺利吉祥、求无不得,类似于俗语所云“家和万事兴”。家室和谐亦能获得美名,李覯撰有《宋故赠都官郎中张公墓碑铭》,赞其能和谐九族:“驾部张员外守旴之一年状,其先君郎中之善……郎中讳某,邢州沙河人,曾祖讳某,父讳某。世不仕,积善之泽,渐于其躬,状貌怀伟,人鲜能及。性本孝弟,且喜义烈,自九族内外悉能和谐,使无阋痕,而乡人美之。”(《旴江集》卷三十)能使九族和睦,是极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才受到乡人的称美。清人宗人府主事顾镇评论家庭关系说:“妻子和谐,则兄弟翕聚而不散,盖兄弟之爱,往往间于妻子。”(《虞东学诗》卷六)可见妻子和孩子在家庭和谐关系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和作用,家庭的不和谐往往由妻子和孩子所引起。在明清法律中,一般是不允许出妻的,但若夫妻不和谐,则准之,“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明會典》卷一百四十一“出妻”、《大清律例》卷十)家庭是社会和国家的小单位,然家庭和谐与否,往往会影响道社会风气,明代谢迁在《祭思斋兄文》中说:“呜呼!先民有言,兄弟孔怀。世降俗漓,动致喧豗。嗟我与兄,少小相随,出入起居,秩然和谐,迄今白首,片言无乖。”(《归田稿》巻三)兄弟是手足,但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手足往往相残;反过来说,手足相残,往往会对社会风气有恶劣的引导。


由上面的论述来看,可知“和谐”对于个人、家庭、社会、朝廷、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只有做到和谐,才能实现如儒家所论的“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状态。


在现代社会中,“和谐”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和谐”的理念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充分的运用。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这使“和谐”理念重新得到发扬,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和谐有序,稳步发展。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之下,经过党、国家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和谐社会必将一步步地实现。

在古代,“和谐”的理念,没有明确地提出应用到国际关系中。2004年10月,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俄双方表示,“愿同各国一道,为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和谐的世界。”首次将“和谐”的理念应用到国际关系中,这是对“和谐”理念的创造性运用,是对“和谐”理念的进一步和深层次的发展。

此后,胡锦涛同志多次阐述“和谐世界”的理念。如2005年4月,在雅加达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构想。自此之后,“和谐世界”称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的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

“和谐世界”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不是一种具体的外交政策或细节,而是指出国与国之间相处、交往的一种原则和理念,是针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深层次上的建设性指导理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基于以下因素。第一,是对中国传统“和谐”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世界各国因为在地理、人种、文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发展状态的各异。面对千姿百态的差异,应该不要强求“同”,而应该求“和”,世界各国应该以“和”求发展,不应以求“同”失去丰富性而导致僵化。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观念,具有普遍的价值,即使在今天仍然可发挥指导性的作用。

第二,“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建国以来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外交的实践,充分发挥了传统“和谐”的理念。早在1949年4月,毛泽东就提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建立外交关系。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阐述了中国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功地运用到了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中。20世纪80年代,针对世界霸权主义抬头,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时代主题,其中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则需要发展来保证。邓小平再次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消除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争取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之后,江泽民对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进一步阐发,提出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国家安全观。在以上的理论基础上,胡锦涛提出建立“和谐世界”观念,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说,“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是以国家的和谐促进世界的和谐,又以世界的和谐来促进国内的和谐,国内与国际是相互促进,二者是相应而不相悖。

第三,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观念来解决目前世界存在的各种紧迫问题。当前时间虽然大势是和平的,但是这种和平却并不和谐,局部战争不断,各种问题突出。自从二战结束后,中东战争、两伊战争、美国和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没有停止过,世界大战的潜在威胁也没有彻底消除过。随着世界各国发展进程的推进,各种世界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世界贫富差距拉大,南北矛盾加深;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打破,全球变暖、环境污染、水资源日益短缺、荒漠面积不断扩大等问题,严重影响全人类的生存;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盛行;文明冲突加剧,文明的多样性受到威胁。因此,摆在人类面前的,不仅仅是要建立一个和平世界,更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

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和平而和谐的世界。“和谐世界”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和谐的安全观,“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各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创造和平环境,各国才能具备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加强交流,扩大合作,各国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0年4月24日)二,和谐的发展观,“各国应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贫困;应该积极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应该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人民日报》200年4月24日)三,和谐的文化(明)观,“中国文化历来崇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推动不同文化和信仰相互交流,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可以使世界多姿多彩,充满活力,也有利于各国各地区人民取长补短、和睦相处。”(《人民日报》200年4月24日)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必须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差异,所以胡锦涛说:“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世界的活力就在于多样性的共存,如中国古人所言的“和”那样,世界才能发展,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如果整个世界强求一律,就象“同”一样,相同的事物叠加,就很难有新的事物产生,整个世界就会千篇一律而僵化,失去发展的活力。

由此可见,“和谐世界”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和谐”的理念,世界各国无论从制度、文化还是其他方面,都要多样性共存而发展,“求同”不妨碍“存异”,要将彼此的“异”协调、融合、交流而共同发展。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年4月22日)各种文明应该以平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理解其他文明,正确理解彼此的差异,应当把差异看作可以相互融合、借鉴而产生新事物、新文化的动力,而不应当视为矛盾和斗争的根源。

同时,“和谐世界”观念也要求其他国家予以回应,这也是“和谐”中的“相应”之意。要建设一个和谐世界,其他国家必须要予以相应或回应。和谐世界的建设,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而非中国一国的单方努力和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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