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任志强_新浪博客


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从网上、博客的留言与微博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问题与留言,更看到了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原来在外国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似乎这个社会只有对他们一代的不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会最底层的一代。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也因此成为了对上述现象的证明。


但幸福指数是根据预期来判断的。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极度的贫困,但幸福指数却比今天还高,而中国改革之后高速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数却变得更低了呢?因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预期,尤其是改变了未经历过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预期。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


预期是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改变和提高的。当一个政府过多的许诺能给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时;当一个政府过度的承诺能在短周期内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与福利时;当一个政府过多的描述近期可能达到或实现更高的目标时,人民的幸福预期也随之而快速的增长与提高了。


而现实生活中当政府并未在短期内兑现或实现这些承诺、这些保障,或未能像预期的计划而实现这些目标时,被过度抬高的幸福预期就变成了一种失望、变成了对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幸福指数不高的一种记录。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随之而来,让一个原本在增长、改革中的国家陷入了“言论自由”,但却被少数人操纵的混乱之中。当政府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而一味的牵就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与言论,不断的承诺与许愿时,当政策被这些不适合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所影响时,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年轻人失去方向的现象的原因吗?难道不应该针对这些造成年轻的一代过度贪图幸福指数提高的预期进行合理的教育与批评吗?也许问题正出在现有的宣传与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扭曲。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运动。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到当年会因为不小心弄脏了一张毛主席像就会株连九族,甚至倾家荡产。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当然也无法体会凭票证购买食品、衣物的经济短缺时代的艰难,当然更不会知道有钱没票也吃不上饭的尴尬了。他们在为今天无钱消费而抱怨时,他们以为是市场经济让他们在竞争中无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费的自由,却不知道有钱无证而寸步难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臭老九的社会地位,知识救国、技术创新的奇迹让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国曾有过“知识无用”“复课闹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风雨。当他们自己不努力学习而痛恨高考制度时,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国学习了清朝科举制度后创造了人才辈出的进步。当他们痛恨大学教育制度的无能,并对毕业之后的选择迷茫时,并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在渴望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机会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当他们大骂这些缺少了上学机会的人们成为了改革的受贿利益群体时,却不知道这代人要为没机会学习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剥夺了读书(哪怕是非课本的读物与音乐等)的权利,失去读书的自由的痛苦。


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而组织的分配则用一次决定一生的方式将人们的自由锁在了一根无法用个人力量斩断的铁链上。而个人创业则不但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要被坚决镇压的违法行为。当八零后在抱怨就业中的艰难时、抱怨对就业推荐的不满时、抱怨工资收入的不高时,却无法理解当年只能听天由命从十几元的学徒工开始而几年爬一台阶的攀登,甚至连靠个人的努力去创造的机会都被扼杀在摇篮与梦幻之中,而人就业的选择权岂不比就业的难易更为重要吗?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打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改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走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的佼佼者,难道是因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强吗?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颗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奉献着几代人的青春。严格的就业条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严酷的剥削的基础条件,那时人们没有就业的选择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剥削的一族,更不是贬义的象征词,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常态了。如果没有了就业的选择权和就业的机会,则必然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家安排的就业出口和只能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剥削”的机会了。而劳动就业与创业的自由则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权利回归与人权的保护。


必须承认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解决了70%就业的民营企业经济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时代在改革中的产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劳动与风险意识从逼迫中创出了一条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处于贫穷的同一起跑线上,都没有资金、没有依靠,甚至没有法律的保护,而最明显的则是有人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大锅饭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着国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担市场风险。而创业者在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国企却许多在破产与下岗中沦为了贫困和再就业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担风险的意识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因投资而获利的机会,因此整个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论是从事工业、商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有许许多多的致富者,同样也有许多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失败者。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创业的艰辛,只看到许多企业、个人今天的成功,并将这一切归罪于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平,只会让八零后一代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对竞争的努力而沦为不可救药的一代。其实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骚和迷茫的,他们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领域中的成功。但少数牢骚满腹的言论却破坏了这一代人在社会中的形象,传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满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睁眼看看那些同辈的佼佼者并回过头来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将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与努力上呢?更多的贫富差别不仅来自于制度,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中确实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性,纠结于政治中的传统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进程,确实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动摇与退步确实在引发着社会的不满。腐败对社会与市场的冲击确实在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也产生了社会中的公平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整个世界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不是社会所固有的不可改变和在进步中解决的矛盾,我也会对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这是善意的帮助,而绝不是恶意的攻击。许多人误以为可以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或说统治就能改变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这不过是一种痴心梦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中改进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实现只有一种制度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生产企业绝不会只有一种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一样。社会渐进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减少战争与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认识与改革的纠错机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试图用推翻现有政权的极端言论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错误与生存的环境,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社会的进步与改革的伟大。这个社会中并不是都必须依靠革命与推翻现政权才能进步的,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很激烈,但没有一党会推翻法律而重建国家体制;就像日本的多党派竞争会在几个月内重组一次政府,但没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会制度。这也许就是忠诚性反对与颠覆性反对的不同,而那些以为退回到毛时代才会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种无知的愚昧中了。


固然没有制度的公平条件仅靠个人的努力会减少成功的机会,但没有了个人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制度上保证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盖或淹没了。很明显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学校与好企业中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于是这中间就难免在资源占有欲分配的竞争中出现腐败与不公平。但马云从上海到杭州的搬迁;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选择与流动早就告诉了社会,在那些并非资源严重短缺的竞争的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宽阔的天地、满腔的热血打开着大门,热情的欢迎优秀的人才、企业去创业、去就业,更多的体现着公平的竞争。许多眼睛只盯着大城市的八零后则不是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培养与锻炼,而是只贪图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准、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捡到”的机会。然而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价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观念。许多人并没有为居住于唐家岭而抱怨,是因为他们知道用必要的代价才能换取可能的成功。而更多人则会在不同的城市中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毕竟不是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条件在同样的努力中取得同样的成果的。能力则会在相对的比较与竞争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上、中、下”马的策略不仅表现在对阵的博弈之中,也体现着能力的选择之中。更多的机会只留给那些没有幻想并尊重事实且会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们。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八零后一代并非是最不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一代,而是机会众多的一代,问题只在于个人的正确选择。


八零后的一代比我们少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们多了许多科技的发展。当我们用石笔、石板写写画画时,他们有了五颜六色的纸和笔;当我们用算盘学习数学时,他们有了计算器;当我们用数十里地的奔波去找个邮局从千里之外打电报时,他们有了网络;当我们用等待数日的平信传递家音时,他们有了手机与短信;当我们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弹弹球时,他们有了机器人、变形金刚的陪伴;当我们为挣着骑一辆自行车而打架时,他们有了私人的座驾;当我们为挣一个课桌写作业时,他们在挣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当我们高兴的从哥哥姐姐手中接过穿短了的衣裤时,他们却一身的世界名牌,踏着耐克的鞋、挎着LV的包……数也数不清的多与少,数也数不清的进步与变化。


是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社会进步去比奴隶社会,但却可以对比改革前后,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八零后的父母们的经历,是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发展历程。至少八零后一代有权利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生活、成长并努力奋斗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是在变化和进步的;至少他们还应知道不能仅停留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而应靠他们的牺牲于奋斗精神创造未来,而绝不能在原地踏步还痛恨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与条件。


而只有了解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正确的认识社会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才能知道“粒粒皆辛苦”的来源,才能珍惜今天的时间与机会,才能正确的认识到灵魂深处的差距,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与目标,才能学会如何做人、如何从零开始脚踏实地,才能放下包袱而轻装前进,才会找到什么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什么是正确的幸福指标。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正是宣传工作不敢让八零后的一代了解和知道那些本应熟知的中国历史和发展中的挫折,于是以穷为自豪和名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威胁社会的现象就主导了社会的舆论,也造成了社会中年轻一代的思想混乱。


中国从错误的泥沼中爬出来仅仅只有三十年,无法与坚持了上百年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制度上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为什么毛时代的中国人反而幸福指数高,而改革之后经济发展了反而幸福指数低呢?因为那个错误的时代中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有一种追求,没有一种制度约束但有一种精神的约束,知道艰苦朴素与艰苦奋斗吗,生活与幸福的标准与要求很低(也许是无知愚昧),因此可以接受和宽容错误。当文革打破这些幻想之后,仍后酷吏维持,知道改革开放之后才给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和后来人身的自由与权利。


但从泥沼中爬出来又岂是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在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努力中,从小岗村的血手印开始,从一群群探索者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被无情的淹没开始,经历了的少风风雨雨,无数次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才让改革有了今天的成果,才让八零后的一代有了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珍惜。甚至不知道要继续努力向不合理的制度冲击,用自己的生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成功的,而过度的乞求上帝今天就能让天堂中的梦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恰恰是幸福指数之所以不高的原因。政府过度的承诺也无疑是给了八零后一代过多的幻想,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都并非一天就能实现的事,都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完善。而一个人均GDP还排在全球100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靠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又怎么会一步登天的成为世界的前列呢?


看清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降低对幸福指数的标准,抛弃那些幻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动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车轮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如果只期待于大树底下好乘凉,则这棵大树一定会在你摘一片叶子遮阴他折一枝挡光之后枯死于不在维护与培育之中。


抱怨并不能让社会财富增加,也一定会在别人的进步之中让自己更落后。正如统计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些人称为是被增长了。因为他们的不努力让他们落后于他人的增长,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是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失败者,但对每个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应是失败者,这样社会才能在共同的努力与争先恐后中进步。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蚁族”是一群“有着雄心壮志但缺乏实用的技能”,有着追求财富的虚荣之心而无脚踏实地扎实工作精神的一族,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


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将眼光盯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或改革这些缺陷,而只会对这些问题与缺陷表达成无限的抱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终沉沦于感叹幸福指数的不高之中。


八零后一代应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代,恰恰是改革之后出生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虽然中国的社会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恰恰要靠八零后一代去进行改造与创造。而挑战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弃个人贪婪的冲刺。幸福其实恰恰就在这冲刺的后面。

本文内容于 2012/3/14 16:39:25 被鐡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