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假”韩寒:草根启蒙公知 联合打破神话(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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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韩寒“造假门”打了谁的脸? 如果方舟子合法购买了韩寒的作品或者合法渠道浏览韩寒的作品,韩寒限制方舟子的评论权、考据权、研究权,反而是在侵犯方舟子的权利。 春节期间一场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轰动了中国社会,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方舟子先生的一声断喝:署名“韩寒”的公开出版物果真都是韩寒本人写的吗?韩寒与方舟子双方对于这个看似狗血的问题缠斗不休,韩寒甚至正式声明要上法庭以诽谤罪起诉方舟子,并且得到一些公知们的支持,那么这个事件到底打了谁的脸呢? 偷换概念:“考据”不是“诽谤” 韩寒要

韩寒“造假门”打了谁的脸?


如果方舟子合法购买了韩寒的作品或者合法渠道浏览韩寒的作品,韩寒限制方舟子的评论权、考据权、研究权,反而是在侵犯方舟子的权利。


春节期间一场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轰动了中国社会,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方舟子先生的一声断喝:署名“韩寒”的公开出版物果真都是韩寒本人写的吗?韩寒与方舟子双方对于这个看似狗血的问题缠斗不休,韩寒甚至正式声明要上法庭以诽谤罪起诉方舟子,并且得到一些公知们的支持,那么这个事件到底打了谁的脸呢?


偷换概念:“考据”不是“诽谤”


韩寒要上法院控告方舟子“诽谤”,对此笔者不得不说韩寒先生事实上是错误理解了“诽谤”的概念,“韩粉”们所谓“莫须有的质疑和诽谤”,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而且是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言论自由,如今韩寒及“韩粉”们指鹿为马,把正常的文学学术研究变成“诽谤”,涉嫌侵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不提,不过徒增笑耳。


所谓诽谤,是无中生有和指鹿为马;如果是确有其事和指鹿为鹿,怎么能说是诽谤呢?再者,诽谤是针对人,不是针对一部公共出版物的真伪,一部作品一经发表,那么对于这本书而言就不再是隐私作品,其所有权也不是作者本人的,而是这本书购买者的,书的所有者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书进行评论和真伪判断不应当成为诽谤,这是言论自由,是中国公知一直认为“还不够”、“很缺乏”的言论自由。中国公知常常引用的一句话是:如果没有批评,赞美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当这个“批评”落到他们所力挺的人或事范畴的时候,他们全然就忘了这句话,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那么言论自由也就没有意义了,文学评论和考据也就没有意义了。


方舟子拿着韩寒的文字作品以及韩寒相关人等在各个时期的表述进行分析,这种做法是中国自古以来文学评论的常态,自古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合乎自然法”的。


国学考据,就是对于著作的根据和真伪、是否为某人所写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考据的方法有三种:理证、书证和物证,对于考据对象年代久远或者作者不配合的情况,主要采取的方式就是理证,对于韩寒的“著作”是否为其本人创作还是另有枪手,理证也是最主要的手段。理证是指有些史料,从道理上讲值得怀疑,但是又无确凿的书证物证,只得根据逻辑推理来判断其正误。运用理证时,必须多讲逻辑和道理,最好还能摆一些事实,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脚,方舟子就是把韩寒及其相关人的表态等作为辅助事实的。


理证是一种难度较大的考据方法,要想掌握好它,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功外,还要有较强的逻辑识别与判断能力,正如陈垣先生所说: “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期。”(《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 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这样的逻辑推导质疑,就是中国国学考据作品著作者真伪的基本方法。国学考据的理证学与西方司法理论的自由心证说类似。


考据书证是指利用谓书、上书等各类档案资料以及各种书籍为依据,考证文献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对于韩寒的各种“作品”进行分析,韩寒“作品”本身就是考据的书证。此外,考据也很重视物证,考据物证则是各种创作记录,比如创作手稿等。


就考据而言,难道就只能考古人不能考今人吗?即使人死了名誉权是依然存在的,比如,孔子的后代是传承有序的,在古代诽谤圣贤和儒家经典,是大不敬之罪。但是古代对于儒家经典的真伪却可以自由地进行考据,并且通过考据证伪得到世人的认可。


韩寒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号称是要悬赏2000万元,后来范冰冰也加码2000万元,要在4000万元人民币的重赏之下,找出一个代笔人的证据;但是如果真如方舟子所言,韩寒的代笔人就是韩父,这个证据是不会出来的;不仅如此,让我们仔细看一下韩寒的声明:“凡是有人能列举出身边任何亲朋好友属于‘韩寒写作团队’或‘韩寒策划团队’……任何人可以证明自己为我代笔写文章……哪怕只代笔过一行字……任何互联网公司收到过‘韩寒团队’或者本人要求宣传炒作的证据,均奖励人民币2000万元,本人也愿就此封笔,并赠送给举报人所有已出版图书版权”。从韩寒的说法当中,可以明确地了解到他刻意排除了考据这样的论证方式。名义上的作者是否写了某部作品,有代笔者告发的情况太少了,在中国历史上就是通过考据来完成论证的。考据中的理证如果放到科学的视角下就是逻辑分析;放到法治的视角下就是自由心证。对于考据理证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各界是广泛承认的,就如清朝以来学术界承认了古文《尚书》中部分篇章是伪作一样。


科学为什么离不开逻辑分析的理论推导?就是因为有关事实上帝不会开口告诉你,国学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视理证,就是因为当事人可能会说假话或者死人无法说话,而西方司法里面为什么重视自由心证,就是因为西方给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给他不说话的权利。回到这次韩寒“造假门”,韩寒即使有代笔人,如果这个代笔人是他父亲等至亲,那么这个代笔人是不会出来承认的,就如严世蕃不会跳出来说严嵩的青词是他代笔写的一样,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科学的逻辑分析、国学的考据理证、法制的自由心证来加以解决。


考据是中国自古就有的言论自由,中华文明是宽容的,西方曾有过怀疑《圣经》中任何一个条文就可以视为异端被烧死之黑暗,但中国文化中一直并不反对对于儒家经典进行质疑性的考据;出于这种自古就有的言论自由,对于今天号称是韩寒创作的文章和作品,就更应当可以放开大家进行考据,方舟子的质疑,实际上就是考据“韩寒作品”作者的真伪,采取的是标准的中国国学考据的手法。


叶公好龙:公知们为什么不捍卫方舟子的“言论自由”?


韩寒“造假门”曝光后,某些公知宣称方舟子这样的考据侵犯私权,可是就在这些公知指责的同时,他们却忘了他们积极宣扬的“言论自由权”。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时,其必然要以放弃部分隐私权为代价来换取公众注意力经济。举个极端的例子,当年“艳照门”后大众一哄而上,连张柏芝的孩子在DNA意义上的父亲到底是谁这样隐私的问题上都来热闹八卦,全然不顾在《婚姻法》领域对于婚内生育的子女就视为婚生子女的法律界定,各种媒体公开评论和报道这些事情,这是侵犯明星的名誉权吗?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大家说要保护私权,不能以言论自由侵犯他人的私权,但是也不能因为保护私权而以私权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啊!这里关于言论自由的边界既有自然法、也有习惯法更有成文法来约束,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言论自由的范围的趋势是越来越宽。话说回来,就是封建时代都可以对统治者树立的圣贤著作进行考据和质疑,现在为什么有人就得有不受质疑的特权呢?


这里我们要看到方舟子所质疑的作品和该作品的作者二者不是一个法律关系,这里有司法当中的“权利用尽”的问题,作者有是否发表自己作品的权利;但是一旦发表作品,让作品进入到流通领域,作品就成为了公众的、而不完全是自己的了。读者出钱购买了作品,并在公开的媒体上浏览阅读作品,此时作者对于该作品的权利就已经用尽了,把著作权无限上纲反而是侵犯了购买作品的人的所有权。


比如,读者买了一本据称是韩寒的《三重门》,这本书的产权就是读者的而不是作者的,即便韩寒真是作者,他的权利在这本书上也是用尽了,他的权利已经转化为书价中的版税了。读者作为这本书的所有者,当然有权对于自己的书进行评论。


作品进入到公众流通领域,作品的著作权就用尽了,变成作品介质所有者的所有权了,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进行评论难道不是言论自由和所有者的私权?而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进行考据,更是一个私权,在学术界谁拥有作品,尤其是历史上流传的孤品,谁就有优先甚至排他的研究权利,比如学术界研究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及进行相关评论考据,本身不是一种研究工作吗?如果方舟子合法购买了韩寒的作品或者合法渠道浏览韩寒的作品,韩寒限制方舟子的评论权、考据权、研究权,反而是在侵犯方舟子的权利。对于买书人拥有的书籍,评论考据一下,探究一下到底是谁写的,既是购买者的言论自由,也是购买者的所有权私权,任何人不得干涉。


大肆攻击中国言论“不自由”的所谓公知们,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所谓圣贤经典都可以拿来考据的情况下,却不允许考据他们自己的明星代言人,这完全是一个虚伪透顶、叶公好龙式的双重标准。一般追星的“粉丝”可能不知道国学考据的道理,但是文化名人却不应该不懂这一层;中国文人可能不懂得方舟子的科学原理,但是不能不懂得国学考据,尤其是自称读过钱钟书《管锥编》的人,对于考据是什么更应当心知肚明。


考据任何公开文学作品,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言论自由,现在这些标榜要“民主自由”的人士,一旦触及自身的私利,连中国自古的言论自由都要扼杀,却要标榜为中国人的“意见领袖”,不扒下他们的外衣、戳穿他们谎言、将一众宵小打下神坛,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复兴哪里能够有希望?


以笔者之见,方舟子的考据是很严格的,就如其在分析韩寒《求医》一文当中的分析手法。对于中国国学考据的争论和辩论,中国自古不乏类似论战,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韩寒们从来没有对于考据进行正面论战,而是一股脑将中国一贯的考据法妖魔化成诽谤,把问题极端化然后加以打倒,甚至扣上“转基因文革”等帽子(参见下文)进行人身攻击!


方舟子沿用国学考据的基本手法,而韩寒们有意忽略了考据在中国学术当中的正当性,搞双重标准和文革做法,把严格的国学考据变成了诽谤,其伤害的已经不是方舟子一个人,而是中华文明的基础。


此次韩寒“造假门”中的方韩之争,是一个向年轻人普及国学考据常识、教育年轻人怎样思考和认识世界的天赐良机,国学考据与科学分析的精神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是殊途同归的,绝对不能把考据变成诽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考据的言论自由不能被扼杀。


南辕北辙:公知们的“君子剑”


在韩寒“造假门”事件这段公案中,人们可以看到公知们的表演是非常可笑的,他们的言论罔顾常识,且与以往他们所鼓吹的价值观念南辕北辙,他们挥舞着的“道德”和“是非观”大棒,看起来就像是金庸《笑傲江湖》里的伪君子岳不群的“君子剑”,正大光明的背后是“葵花宝典”。


公知们的行为往往因其“雷人”而呈现出一幅幅奇异的景象,他们反常识地树立韩寒这个“天才”偶像,世间自然会有天才,但是天才的诞生从来不是上帝的撒豆成兵,就像网络上一篇拟作《韩寒疑案——福尔摩斯对韩寒事件的分析》所表述的那样。参透这一点,不需要高深的智慧,也不关乎各自的立场,只关乎基本的逻辑和常识。


逻辑与常识在西方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西方司法实践当中“自由心证”和自然法的来源就是社会常识和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常识是可以形成司法证据的;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常识也是有重要的地位的,如上所说,中国国学考据最主要的证据形成也是常识判断,即“理证”。然而到了现代中国所谓公知的嘴里,这样的常识变得一文不值,根据常识的质疑变成了诽谤。


中国的公知们满嘴“普世价值”,却对于普世价值的本源问题采取了双重标准。西方社会普世价值的根本诉求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虽然何谓“真善美”在不同社会的认知有所不同,但是对于“真善美”本身的追求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中国的公知们对于探知“真善美”的追求视而不见,他们重视的是所谓“普世价值”的形式而非其本质,这样的普世价值观也就成了岳不群的君子剑。具体到韩寒问题上,我们看不到公知们对于真理、真相的探求精神,这恰恰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南辕北辙的。看看当年美国人对于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是如何的紧追不舍,类似的问题到了中国公知的嘴里却变成对于个人隐私的不尊重,成了“诽谤”。


部分“韩粉”的逻辑与当年的“周老虎事件”如出一辙:尽管大量事实都证明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是伪造的,把“周正龙撒谎”这个命题证明到了99.999……%,但只要周自己不承认,说狠话、撒泼,甚至威胁要控告对方“诽谤”,那么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质疑周正龙的人都是在诬陷他。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这次不能就事论事呢?原因很多:曾经捧过韩寒的人不愿自打耳光;或者在发表意见之前没仔细作过研究;或者内心善良、轻信;或者不喜欢方舟子……不一而足。但是,自称民办教育家的信力建先生一番直率的言论大概是道出了一些公知和媒体人心声:“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哈!笔者倒是不知道韩寒先生竟有如此强大的气场。这话虽然不知所谓,但字面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南方系诸君和大量的知识分子多年追捧韩寒,他们与韩寒渊源颇深,一损俱损。


但问题是,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挺韩,并且仅凭他们手中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成功实施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的问题了,而是倒退到中世纪都找不到的黑暗中了。我们可以想一下,中国古代对于“四书五经”是何等尊崇,在世人眼中是何等神圣,如果“四书五经”被考据证伪会如何?但是中国的先贤们却本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孜孜不倦地世代考据,也从来未见有人跳出来禁止。在这里,古人的言论是自由的,对于真相的探求是执着的;但是中国现在的公知们却认为韩寒先生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谁摸谁就是“诽谤”、就是搞“文字狱”。


常识和逻辑告诉我们,就如天才的成长历程具有一贯性一样,公知们的反常做法也是有其内在的一贯性逻辑的;在韩寒问题上他们的表演,更有助于世人看清他们的一贯逻辑,认清公知们是怎样挥舞着岳不群的君子剑在中国“问题”上指手画脚的,普世价值是怎样在一群伪君子的私利下变成了虚伪的表演。


事实上对公众而言,公知们说什么不重要,韩寒是否被拉下马也不重要,但是认清公知们的君子剑、对其一贯内在逻辑有一个“心证”和“常识”判断,确实很重要。


双重标准:到底谁在制造“转基因文革”?


方韩大战,各方的粉丝支持阵营隔空交火,其中需要提出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外部粉丝力量的构成成分是怎样的?


韩寒是带有巨大商业价值的,他的名气和形象给书商、广告商等利益集团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反而方舟子打假四处树敌,双方粉丝阵营本身就是不对等的。


有人提出质疑需要一个底线,那么这个底线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底线就是程序正义:在质疑的时候没有造谣,疑点有合法明确的来源,没有对于不同的人和事采取双重标准,要自己内心确信达到心证地去质疑;而方舟子所有的质疑疑点都来自韩寒等人公开发表的言论,有明确合法的来源出处,对于公开信息发表任何个人言论,应当属于言论自由。如果是没有道理的胡乱质疑,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质疑者只能是自取其辱。


对于一个公众人物,起码要经得起善意的质疑,就如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国家公民可以随便骂总统,这些骂总统的人需要掌握总统劣迹的充足证据才能开骂,否则就是诽谤吗?


我们还要注意到,方舟子更多地不是质疑韩寒本人,而是质疑韩寒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是否为其本人所写,这显然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就如我们考证某个作品是否由画家本人所绘,并不构成对于画家的诽谤,方舟子是在质疑一个进入公众流通领域的作品,大家对于公开出版物只能给好评吗?给差评就是诽谤?首先淘宝买家们就不答应;再者质疑这个作品是不是作家本人所写就是诽谤吗?大家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到底是谁所写一直有争论,难道质疑的红学家们就是在侵犯高鹗先生的名誉权并诽谤他吗?


还有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向来鼓吹“自由”的媒体,现在全部站到了力图扼杀方舟子先生言论自由权的韩寒一边,称这样的质疑是:“与他们的先邪一样,他们不懂言论自由边界,不懂所谓公共利益该到哪里止步,毫无半点尊重私权的意识,是否害己尚待将来,而害人已是现实。这种做法若不加阻止而形成社会惯习,时机合适时,可能会产生比‘文革’更为疯狂的‘转基因文革’,以更大邪恶能量释放。”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到底是谁在搞文革。保护公民合法质疑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保护私权,“文革”的灾难恰恰在于没有人能够对于权威理论以及各种侵犯私权的行为进行质疑。很多人就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搞“文革”!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些人的立场不是一贯和统一的,他们质疑国家利益的时候,质疑一些反对他们的人和他们需要妖魔化的人之时,从来不考虑其中的私权问题,就如他们说方舟子先生是在搞“转基因文革”一样,带有明显的立场上的双重标准,如果有双重标准的存在,倒是可以作为恶意诽谤的证据。


对于方舟子先生与韩寒先生的诽谤官司,我们要谨防一个恶例的出现:用司法手段阻止别人的质疑。“文革”的灾难之一就体现在人为地把质疑者妖魔化以及迫害质疑者合法化所造成的灾难。不论人们是否相信方舟子所质疑的内容,但是绝对要维护方舟子提出质疑的权利;以司法干预和滥用诽谤威胁,封杀社会对于权威和公众人物、事件、出版物等的质疑,必定是法治的倒退。我们社会的文明进步,就是在不断的质疑当中成长的。


重建诚信:公知接受草根启蒙


一只老虎,自由民主的老虎,在中国大陆徘徊。有一天,几个好事者说它不是老虎,于是乎,就发生个奇迹:一只老虎,威风八面的老虎,它居然,它居然无法自证它是老虎,它想虎啸,但发出的是几声猫叫(节选自网友刘平的“地瓜党宣言”;有网友戏称韩寒为“韩老虎”)。


公知已倒,草根当立。


在韩寒“造假门”事件中,众多质疑派学者网友通过各种证据不断逼近韩寒造假的真相,“挺韩派”公知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只剩下几个嘴硬的还在坚持荒谬的逻辑:即使韩寒是假的又怎么样呢,这是个包装策划的年代,我仍然理解韩寒,支持韩寒。


公知已被雨打风吹去


所谓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系媒体于2004年打造的一个传媒概念,试图通过包装一部分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来引导舆论,影响某些重大事件的舆论走向。按照南方系对公知的包装性定义,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具备超出公众的知识;勇于参与公共事务;敢于批判和担当。很遗憾,经过8年的岁月磨砺,曾经引领风骚的公知皆被雨打风吹去,南方系媒体自己公开承认:“公知”已经和“砖家”、“叫兽”一样,是骂人的词了。


媒体公知导演护假大片


多年来,南方系媒体以及众多公知包装、追捧“韩寒不读书却超越大师”,塑造了一个虚假的不存在的“天才”形象,对中国社会和青少年成长产生了十分恶劣的误导。


在韩寒“造假门”事件中,韩寒头上的天才光环被戳穿,公众眼里的白天鹅回归为癞蛤蟆。那些力挺韩寒的媒体和公知,一贯以追求真相自居,甚至宣称“用谣言倒逼真相”,而今却无视公众公认的常识,试图以自己的诡辩式逻辑以及媒体霸权捍卫韩寒的“假相”。


人们忍不住会问,公知为什么争相吹捧韩寒?因为公知需要有个盟主,如同金庸笔下《鹿鼎记》中的陈近南遇到了盖世奇才韦小宝,把成就大事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妓院小混混身上。遗憾的是,韩寒不具备韦小宝超出常人的应变能力,也不具备韦小宝善于学习、深谙世事的天资。公知把韩寒当成了韦小宝,视之为光辉前程的希望,但韩寒却“有负众望”,最终把公知集体坑了。


相比韦小宝,韩寒差距之大,只能说是遥不可及,所以韦小宝能够为康熙找到八部四十二章经,而韩寒却只能让一批公知集体挂在了自己的歪脖子树上。韦小宝说:“奴才对皇上是忠,对朋友是义,对母亲是孝,对妻子是爱……”,韩寒却是以女儿赌咒发毒誓、坐看公知粉丝为之奋战却绝不出头的角色。


护假公知都是些什么货色


在韩寒“造假门”事件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中,许多知名公知见势不妙,纷纷打着白旗逃离挺韩战场,但还有几个坚持到底、罔顾事实、不讲逻辑的护假公知:萧翰、李剑芒、笑蜀、李铁。这几位知名公知,都有过“极品”言论,在此与大家一起赏析。


萧翰:“(我)耻于做个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这个国度是如此邪恶……这是个谎言遍地的国度,从政府到人民,几乎人人撒谎……这是个逼人做骗子做混蛋的国度……这个爱撒谎胜过爱一切的民族……这个民族,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似乎到现在都还没做够……这个民族如此的下作低劣”、“我们这个民族根本没有灵魂。他们(犹太人)是因为优秀而惨遭迫害,而我们这个民族只是因为猥琐和利欲熏心而自相残杀了几千年,一朝朝的奴隶主奴隶在反反复复地用血和剑灌溉这片土地,毫无尽头。”


李剑芒:“汪精卫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笑蜀:“我欢迎美国政治家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但我有一要求:请周到一些,灵活一些,圆滑一些,那样,你们和我们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同在党国体制之下,但即便1949之前的国民政府,现代化水平也远非今日大陆可比。”


在韩寒“造假门”事件中,保卫韩寒最坚决最出色的公知当属《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这位评论员曾夸赞韩寒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公共知识分子。很遗憾,在保卫韩寒的战斗中,李铁被清华大学教授肖寒发现这个“自称念过“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却“未查获其有获博士学位的任何官方信息”。


韩寒“杀戮”粉丝


韩寒“造假门”事件中,有一个群体无法被忽视,那就是各个公知的“粉丝群”。


在公知圈,粉丝最多的当属韩寒,他曾评论自己的粉丝:“如果粉丝的话,基本上不管我说什么,只要是我的粉丝。甚至有的粉丝又很弱智,哪怕在那里说就算法律判决了也没有用什么,他还觉得照样是个好男儿。我觉得粉丝是一个越来越傻的群体。 ”(读者也许读起来有点拗口?有网友评论韩寒的文字:天才的话需要用软件翻译成英文才能看得懂)


看,公知需要的粉丝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只有不会思考才能做粉丝,而做了公知的粉丝,却是公知眼里的“越来越傻的群体”。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公知粉丝与时尚偶像的粉丝似乎有所不同。时尚偶像的粉丝在偶像的表演和作品中获得快感,而公知粉丝却需要公知指导思维和观点。在这个信息自由获取的时代,放弃自己的思辨能力,交给公知偶像代劳,不免有些太懒惰了。


公知抛弃了良知、民主和科学


观8年公知之奋斗史及韩寒“造假门”事件中公知的群体表演,会发现公知丢了良知、民主和科学。


明朝思想家王阳明一生讲良知论良知,所谓良知就是性善之性,是天道,读书人要破心中贼,致良知,成为道德圣人。王阳明临终时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许多公知,为人师表,在引领公众和指导青年人生的时候,忘了本心要正大要光明,破不去心中的“贼”,所以终究也成不了道德圣人。亚里士多德说,“你不是因为是好人,才去做好事,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做好事,你才是一个好人。”公知一言一行不去引导社会整体氛围积极进取,而是让公众情绪变得垂头丧气愤懑不平,那么无论怎么为自己辩解,恐怕也不能称之为善良和善意。所谓的知识精英、公知余世存曾说:“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们合群称大,以量的优势取代品质,个体的存在在种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计。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种群。在数千年的历史里,它不断地繁衍,遭受1/3甚至2/3人口的毁灭,仍自立于世。”这样的公知,让公众如何在他的心里找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光明?


近现代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野。“五四运动”之前,读书人以中国传统圣人之道为最高道德追求,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五四运动”后“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中国,自此后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强大,“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实践中成为救国存亡的两大理念,至今持续百年。


百年间,中国知识界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都锐意进取,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独立和强大,是知识分子和工农劳动者共同奋斗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在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争鸣领域,许多以公知自居的知识分子,丢掉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只留下了执着的毫不动摇的“普世价值”口号,这种状态,已经近乎于魔障。他们解读中国社会问题,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科学规律,一味固守于自己的狭隘视角,并向公众传播。当公众逐渐在许多事件中独立思考,不再盲从于公知的指导,公知就开始讽刺公众愚昧,反对给公众更多的表达诉求的权利,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只能说公知彻底地背叛了“德先生”。


公众比公知讲民主懂科学


面对公众,公知一直试图扮演启蒙者,但互联网时代,相比大众的常识,公知的知识不占优势,一个搜索可抵十万公知;在公众集体思考的时候,公知的逻辑也没有优势,一个个诡辩都只能变成掩饰。许多试图成为公知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具备公知所需要的素质,根本无法融入公众,其特点就是高高在上的姿态、鹤立鸡群的身段、一尘不染的嘴脸、言必称国民劣根性、看下里巴人为愚昧暴民。这一特点在韩寒“造假门”事件的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韩寒“造假门”事件一开始,许多公知跳出来大声呵斥:“方舟子,你错了”、“谁给了你质疑韩寒的权利”、“你们不是质疑,是构陷”、“质疑者是嫉妒韩寒的成功”……


很遗憾,当公知将这种高高在上的霸权逻辑发展到违反公众的普通常识这个程度时,公众、甚至部分粉丝都“揭竿而起”了。公众用常识感知到“假相”的荒谬,于是开始用各种合乎科学、合乎逻辑、合乎常识的方法去寻找韩寒“代笔”的证据。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公众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工具。“天涯杂谈”中有个几百万点击量的长帖,里面列举了无数有关韩寒造假的证据以及网友们演绎出来的各种精彩段子;在“凯迪猫眼看人”版块,也有许多网友贴出了各种质疑证据。


质疑派网友有的做文字考据,有的做视频分析,有的做实地考察,还有的做专业领域分析的(医学专业),提供了大量的图片、文字、视频证据。执着于探寻真相的网友们,从开始的看似不可能,一直坚持到最后用扎实的证据证明了韩寒的确在造假。这些网友应用的科学手段、尊重证据的科学态度都令人起敬。公众给公知们完美阐释了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护假派公知的表现与质疑派网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不讲科学、不顾常识,对质疑者无其他以对,惟有回以诡辩谩骂,面对一个又一个证据,他们不断收缩防线但拒绝承认错误,最终坚持胡搅蛮缠。当网友们用科学的手段将证据不断呈现,他们就祭起了民主的“法器”,开始指责质疑者“侵犯私人权利”、“群体迫害”、“文革作风”。护假派公知有意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公众积极地寻找证据,可不是什么主动构陷,因为韩寒自己悬赏2000万元请公众寻找他“代笔”的证据。韩寒挖下的大坑,结果是埋了自己。公知不顾这一前提,一味指责方舟子和公众“构陷”韩寒,不是颠倒黑白么?


构建社会诚信,公知接受草根启蒙


回顾近年中国社会诚信危机的源头,会发现造假媒体和护假公知是社会诚信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一直以来,造假媒体和公知传递给公众的信息是:中国几乎没有令人开心的事情,每天上演的都是灾难、丑闻、暗无天日……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重重千疮百孔的中国,身边是一群愚昧的民众。结果导致了只要有人站出来质疑这种阴暗的信息,传递社会生活中那些光明、美好的一面,就会被人扣上以“奴隶”、“五毛”等大帽子。这些媒体和公知,不遗余力地把黑暗情绪传染给公众。被黑暗情绪污染的公众,又如何在心里保持光明?没有光明乐观的公众心理,又如何保持良好的社会诚信?


当然,我们支持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站在公众立场上,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合理行为。我们反对的是人为制造传播假恶丑的抹黑行为。


近年,南方系媒体给了韩寒一系列称号:“公民韩寒”、“当代鲁迅”、“民主代表”、“领秀韩寒”、“意见领袖”。这种唯利是图的包装策划,污染了至少三个领域:文学、教育和网络领域,而这三个领域包含中国最大的青少年群体,可以想象,有多少青少年被误导。


在韩寒“造假门”事件不断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中国公众对造假媒体和护假公知虚伪、不讲逻辑、无视常识的愚蠢行为忍无可忍,最终自发兴起了一场反对媒体和公知愚弄民众的思想觉醒运动。


以造假媒体和护假公知主导的这部“造假大片”,警醒了曾经信任他们的公众。公众很难想像,一些天天呼吁社会诚信的媒体,一批满嘴诚信仁义的公知,却公然欺骗社会、愚弄公众。这种欺骗,直接后果就是公知牌坊的倒塌。


然而,这恰恰是此次韩寒“造假门”事件被揭露的意义之所在:惟有这群为假相辩护、甚至以“用谣言倒逼真相”的言辞来粉饰谣言的造假媒体和护假公知真正倒掉,社会诚信才可能被真正构建。


构建社会诚信,需要媒体和公知承担应有的责任,接受公众监督,改变编造、夸大负面新闻、操弄社会舆论的不良作风。



构建社会诚信,还需要公众不再迷信、盲从媒体和公知,保持在韩寒“造假门”中体现出来的群体思考能力,学会对“泛批判”、“造神”等行为进行质疑,用自己的慧眼去发现社会健康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对社会丑恶的一面时刻保持监督并予以揭露和批判。


我们相信,通过这一事件,部分媒体和公知得到启蒙,会反省过去而有所改善。但也会有部分媒体和公知仍会顽固坚持这种愚弄公众的行为,对此我们认为不是什么坏事,给中国公众留一些反面教员,不断教育公众,也是一个选择。


韩寒“造假门”终于真相大白,在文末,笔者特别向在韩寒“造假门”事件中无数为了追求真相捍卫正义不断寻找证据的网友致敬!


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去伪存真,激浊扬清,共同捍卫一个真实的世界。

2012-03-14 11:39:21 来源: 环球财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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