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角度的去考虑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

伐日雪耻血偿血还 收藏 47 4090
导读:第一.天  农民战争和游牧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其实绝大多数就是气候战争,气候剧变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因素。   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温度做成曲线图,可发现一个大致的脉络:   夏商时期为“暖湿期”,而西周时期有一个200年的“冷干期”,春秋战国西汉为“暖湿期”,东汉时温度又下降,到西晋时最低,南北朝温度上升,唐代为“暖湿期”,五代十国时温度又下降,直到民国初年始进入“暖湿期”.   暖湿期与冷干期的交错阶段,或在暖时期与冷干期间的温度湿度较大变动,自然灾害就集中爆发。古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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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农民战争游牧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其实绝大多数就是气候战争,气候剧变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因素。

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温度做成曲线图,可发现一个大致的脉络:

夏商时期为“暖湿期”,而西周时期有一个200年的“冷干期”,春秋战国西汉为“暖湿期”,东汉时温度又下降,到西晋时最低,南北朝温度上升,唐代为“暖湿期”,五代十国时温度又下降,直到民国初年始进入“暖湿期”.


暖湿期与冷干期的交错阶段,或在暖时期与冷干期间的温度湿度较大变动,自然灾害就集中爆发。古代农业是“靠天吃饭”,必然受到较大影响,就会发生饥民造反、流民暴动。比如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前夕:“1841~1843年,黄河连续3年决口,河南、安徽、山东受灾;1849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据统计自1846年至1850年五年之间,黄河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六省遭水、旱、虫、雹、风、霜、沙、潮等侵袭,受灾的共有五百多个州县。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遭水、旱、风等侵袭因而受灾的共有六百多个州县。”明末李自成起义时,陕西驻军欠饷达30个月,自然灾害可见一斑。


畜牧业比农业还要脆弱,从单位面积人口密度就能看得出来。风、雪、旱都将对畜牧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草原面积缩小,植被高度和密度减少,牛马孕期长,一年的天灾就往往造成数年难以恢复,草原民族为了生存就要南下侵掠中原。以奶牛为例,一头奶牛要到1.5岁才能交配,2.5岁才能产犊(如果1.5岁时交配成功的话,而且只产一犊),此时才能产奶,也即养牛要2~3年才有具有经济或食用价值,才可能增加生产资源。在此期间如遇天灾,不仅发展无从谈起,母体本身也生死难料,而农业生产周期较短,从华北到华南1年可轮耕2~3次,艰难期往往在“青黄不接”之时。



遇到这种灾害期,国内农民战争和边境冲突将同时爆发,中原政权往往就要发生更替。而渡过此灾害期后,农业和畜牧业得以恢复,国内阶级矛盾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矛盾都得到缓解,各方都可以“休养生息”。游牧民族迟迟不能国家观念,长期处于氏族分立状态,中原农耕民族不仅恢复较快,这时的政权也想“报仇”,就发生农耕民族反过来“西进”、“北上”的战争。


“天时”的重要性就是如此。俺对“天象学”的认识是其与气候预报密切相连(比如很多的“农谚”),属于由于知识条件所限未知答案的“现象总结科学”(中医也是如此),而后因和社会人文相联,才加入种种神秘和神化成分。比如某“大星坠地”或“犯某座”后,天下大旱,灾民暴起,后世则将此记录为“灾星降世”之类。因为中国的皇帝又是“天子”,“天象学家”往往就把“上天的征兆——国运——人为”相联系(西方也是如此),如果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就会产生“君王失体,国运不昌”的想法。这种观点在史书中频繁出现(很多史书都有,就不列举了),历史上的王朝往往有“国山”“国河”,国山崩,国河溃,则国将亡。如果排除“迷信”成分,用气候、地理、社会人文角度考察,则会清晰的看到:


按照中国“风水学说”,国都往往建立在“聚气”之地,靠山得固,靠水得财,也是民众聚集之所,而此山崩,此河溃,必将直接影响大多数国民的安全,民心必乱。俺也说过自然灾害的“互因性”,旱后起蝗,涝后生瘟,如果旱涝连年,则多种灾害将同时发生。这时往往就会发生内乱,而此时游牧民族也将开始入侵。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把中国分为三个“帝国”时期,即秦汉的大一统,唐宋的扩张制度,明清的内敛制度,他把政权表现说成经济因素居多,但气候条件带来的社会心理和资源因素应该是首要条件,此后才能影响政体制度和经济制度。

第二.地





中国太大了!俺们总是要感叹。在缩小到“一目了然”的中国地图上,是难以体现中国的崇山峻岭、大川大江的。由于中国人口聚集在东部,很多人对西部地理也没有什么感性认识,这就产生了很多误区。想了解中国地理,就不能只看地图,更不能只看行政区划图,至少要把实地照片、中国气候图、中国地形图叠加来看。俺建议大家坐火车从黑龙江到广州,从北京/上海到四川/云南,从北京/上海到新疆,最好到西藏也瞧瞧,有条件再乘飞机俯看一下这些路线,恐怕会产生远远不同于以前的认识。



“中”国这个名字很独特,地球是个球,中国人自大的确实可以,竟然自称为“中”国。其实这不仅是中国长期处于东亚大陆文化领先者的位置,也有地理因素。中国历史传统疆域,“占领”了东亚大陆所有农耕适宜地带:往东,太平洋;往南,南海,丛林太多,也太热;往北,太冷;往西,戈壁沙漠。


长城与骑兵




中原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其实也是地理上的“15英寸降水线”,也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解线,在这条线上,矗立着“长城”。现代观点往往把长城说成“保守”的象征,就是“不知战”的误区了。


骑兵是古代野战的突进力量,尤其在发明马镫之后。在历次骑兵与步兵作战时,恐怕只有当时得欧洲的重装步兵能抵挡得住,但在十字军东征时,也得靠外援支持和重骑兵突击,才能打败阿拉伯弓箭骑兵。不仅骑兵的运动能力、冲击能力远强于步兵,弓箭的作战距离远远超过大刀长矛,游牧民族的弓箭骑兵往往采用两翼包抄战术,压缩步兵阵形,或冲乱步兵阵形,将其分割包围,把自己的作战效能发挥到最大,而步兵一方只有被包围圈外缘能够作战。如步兵突围,骑兵在追击过程中随时可以再次迂回包围,多次下来,步兵军心必溃,往往被全歼。中原虽然有车兵,但车兵对地形要求很高,而且只能向前或向两翼冲击,灵活性很差,并且在长途奔袭中,车辆损耗很大,更难以翻山越岭。



中原步兵在与游牧骑兵作战时,只能采取坚守高墙固城、依托大山大河等等将骑兵优势化解的战术,待其疲惫后,进行反击。如想进攻,则必须同样具备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否则肯定要失败的。北宋攻契丹,明攻后金,北方游牧民族全都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拉长步兵战线和补给线,然后或一次包围或各个击破(看自身军力数量而定),把中原步兵全歼。中原如果能够同样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凭借中原资源和技术优势,就可“开疆扩土”,汉、唐即使如此,即使是明第二次攻后金的“松锦之战”时,明前线部队大约达到了3:2左右的步骑比例(后金前线部队大约是2:3),在开始的作战中,也能和后金打个平手。即使在步兵防守反击中取胜,也难以围歼骑兵,所以说步兵对骑兵,只有大败而无大胜。


长城以西,是四百里戈壁,对于步兵来说,就是难以逾越的天堑,而骑兵则可以往来,这是中原在边境采取守势的原因。但穿越戈壁的路线,受到地形、水源等等的影响,是较为固定的,否则行军途中损耗太大,在这几条路线到达农耕/游牧地区分解线时,中原就建筑了“关口”。如果绕行这些关口,就为身后留下了隐患,同时,这些关口往往也是水源补给地,穿越戈壁沙漠本已疲惫,如再绕行,将自陷绝境。防守一方如能守住一段时间,进攻者得不到补给,也只好退走。长城的防御力不是很强,但预警能力不错,古代防御也并非全线铺开,长城的哨卡将为机动部队指示作战地点。



说实际的,中原也不想去占领西北游牧民族的土地,没法种庄稼,物产也不丰富,要来还要费时费人管理,何必呢~~


如果说骑兵相当于现代的装甲兵团,马匹产地则是“坦克制造基地”。中国良马产地在幽州、冀州、宁夏地区,中原在北宋后,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马匹来源几乎断绝,也就无力再组织较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又在北方空旷地带与游牧民族作战,故百战百败。到了南宋,连骑兵训练场地都难找,焉能反击?中原军力自此一蹶不振。要等到火炮技术完善一些以后,康熙的军队(当时步兵比例挺高)才能一举击败准葛尔骑兵,但到了抗日战争时,当马家军的骑兵同样装备了步枪,而红西路军的火力密度不高,西路军仍全军覆没。

大山大河


中原能够长期统一,是与中原地形分不开的。课本上说过,“中国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中国的高山大河大多数发源于青藏高原,黄河、太行山、祁连山、长江、淮河、秦岭等等是中国中东部重要的地理、气候分界线。


这些山脉到了东部沿海,高度明显降低,山峰密度也减少,地形分割能力减弱,这就让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等等地区可以有条件连成一片,这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地理基础。尤其是传统中原地区,易攻难守,比如徐州,就是传统的四面受敌之低,历次重大战役,全是攻方获胜。长江黄河从西到东,流经多个省市自治区,在乱世,就要流经多个国,如两岸或上下游对峙,对双方生产都将产生不利影响。这是统一的地理动因。



在“第2阶梯”上,对于很多山脉,是不能任意穿越的,必须要走山口或沿水而行,秦岭、祁连山、太行山都是如此,这些山脉环绕之地,也才能形成短时间的独立王国,而中原政权的国都也往往要在这些山脉附近建立,在战危时才有回旋余地。也正是因此,抗战初期才能迟滞日军进攻,并能偏安能重庆。

西北的戈壁沙漠也是中国的天然屏障,进攻一方即使能够穿越,也是人困马乏,接下来又只能沿祁连山水草地带前进,难以与防御一方作战。有人甚至说,这才阻止了***教军事扩张的脚步。


与阿拉伯的两河流域不同,中国东部水系受季节影响较小,常年奔流不息,形成了辽阔的淤积平原,具备了采用大规模农耕生产的条件,除了北方寒冬,均可收获粮食。不仅如此,两河还能形成互补,只要不是同时发生旱涝灾害,朝廷就能调运粮草,解一时之危,这也就统一的好处。



中原地区防御能力较弱,而物产丰富,如果失去了太行山的屏障,北方游牧民族就可入主中原,明末李自成军与清军初期战败后,对于行军路线问题发生内讧,最后退往陕西,就让汉人失去了北方;对于西北战线,只能靠骑兵对攻,如失去宁夏良马产地(北方后来农耕代替游牧,除非到了呼伦贝尔、科尔沁等草原才有良马),单靠长城是难以防御的;退守长江以南,立都南京的政权,至多是防守一段时期,而很难反攻北方,北方一旦绕过其防御重点进攻,这个政权也就覆灭;退守云、贵、川的,秦岭的山口、横断山脉的山口、长江沿线是防御重点,而且此地人口物产难以和外界想比,一旦被突破外围防线,就只能束手就擒。

大山是中原的物产基础也是防御/进攻依托,大河则孕育了中华文明,提供了优越的农耕条件。抗战时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若无这些山河,中国恐怕早于沦于酋手了。


三.人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考古工作一直有些徘徊。按史书说法:匈奴,夏之后裔;蚩尤战败后,演变成苗;南方部族则是“蛮部落”演变,这就包括了中国绝大多数民族。而在气候剧变/动乱年代,西北部族向东南迁徙,民族不断融合,作为中国主要民族的汉族,混血比例很高。据考证,汉族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汉政权建立后形成的,对于周天子、秦始皇是不是汉族的争论属于无稽之谈,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族”这个称谓呢。同时,很多西北、西南民族也不是自古就有,而是后来根据地区风俗、宗教信仰等等形成的。





每次中原动乱,都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最大一次要算南北朝隋唐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大量通婚,并采用汉族的行政管理制度,李唐政权虽然可能是民族混血,但一贯坚持自己与老子有关,至少也要和晋代后形成的大氏族扯上关系,并以中原文化为傲,就是一个例证。





世界上的民族有些以人种划分,还算比较明显;有些则居住地,就很难说清;有些是宗教信仰,完全是后天的了;而殖民者用鼻子高矮划分图西族和胡图族,又引起种族屠杀,纯粹是造孽。至于“汉族”,其实很难说清,这个名称不过代表了“前汉遗民”罢了。按某种说法,龙这个图腾就代表了多个部族的联合,不论春秋战国还是秦汉帝国,本身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俺认为区分一个民族,是要靠信仰和风俗。




举报 |2007-06-26 11:07回复


完颜夺

铁杆会员8 18楼


第四.天地人



中原政权实际控制了东亚大陆气候最为适宜的地带,附近几乎已无适宜农耕地区,中原的物产丰富让皇帝没啥野心,形成了中国唐代后的保守内敛的心理。



气候的演变与中原政权密切相关,按黄仁宇先生的三大帝国论(秦汉、唐宋、明清),中原经历了大一统形成、扩张、内敛三个阶段,恰恰与气候的冷暖变化相符。中原的政权思想也只能服从这个趋势,而后是经济体制。


欧洲近代能够实行民主制度,恰恰是平民阶层崛起,占有的社会资料增多,以致能与贵族和王权置衡有关。欧洲由于地理历史原因,是个多民族多国界区域,以兑换货币和借贷形成的银行业,互通有无形成的商业在国家收入中的比例要高于中国,这是其平民阶层在近代崛起的基础。华北、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几个大冲击平原,适合农业生产,只要老天爷不添乱,农业足以保障温饱,四周也没什么能在经济上竞争的国家,货币早已统一,大规模资源流动也由国家统一安排,商人一向被压制,平民得到心理和物质满足感的就是科举当官,自行纳入统治体系,就无力和贵族、氏族等中上阶层争夺社会资源,即使来次农民起义洗牌,发展个几十上百年后,又回到起点。


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大大不同,欧洲的封建是逐级分封制,罗马帝国的统治力被天主教廷取代,各个国内部又分封,和商业贸易一起,形成浓厚的契约概念,基本类似于中国秦代以前的统治政体。中国秦汉即大一统,中央统治力极强,地方完全要服从中央,即使唐代各地有分权现象,各地权力也远远小于欧洲各王国。这种思想几千年下来,形成了中国早熟的民族国家(天下)观念,凝聚力很强,有抱负的造反/篡位者,从来都以统一中国为“志向”,再说,你不去趁热打铁统一别人,也就被别人统一了。



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久以前,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气候变迁,西北游牧民族多次与东南农耕民族融合。儒教虽然最终走向神化和极端化,但与排他性较强的犹太、基督、***相比,是非常“宽容”的,对能够服从皇权统治的宗教信仰全部予以保留,这在当时西方是难以想象的,也因此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和思想,不断取得进步。中原人可能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有文化的傲慢,但与其他民族没有什么宗教冲突,双方的矛盾就都是政治问题,就容易和解。这是中国大民族观念形成的原因和基础。


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在宋代遇到了农耕+游牧的北方民族的竞争,又失去了良马产地,屡次战败,而游牧民族为了管理农耕地区,也不得不采用中原政治方法,而这种方法,恰恰又是儒教信仰的体现,所谓“战争的屈服而文化的征服”,就是如此。


晋代和宋代成为文化高峰期也并非偶然,它们之前都有过汉、唐的强盛,刚结束了一段乱世,民心始定,不免歌舞升平,而到了后期而自身却又受到外族威胁,开始消极遁世。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看,晋道教盛,宋佛教盛,宗教哲学思想在此时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带来了文艺的繁荣。


中国封建制度在汉代的弊端就已显露,氏族和大地主不断兼并土地,农民成为佃户、流民、灾民,酿成暴动。宋代的王安石试图改变这种制度,却遇到了根深蒂固的儒教保守思想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在两派的争斗中瓦解了自己的实力。唐代扩张疆土,制度却难以跟上,不得不采用地方分权的方式管理偌大的帝国,这却又酿成了安史之乱;明代变得内敛和极权,皇帝试图让一切静止下来,并采用省内财政内部流动,文官挂帅的等等方法,结果兴文废武,军队号令不一,被清取代,还造成儒教极端化:道德=法律的严重误区。当一种宗教/思想达到极端垄断后,尤其与政权完全结合后,“附近的宗教”已毫无战斗力,其本身是难以分裂出新鲜产品的,只能等待外来宗教/思想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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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fdns

就两个字-成本。


游牧民族天生就是骑兵,来去如风,可以靠劫掠为生,对后勤的依赖可以降至最低,平时放牧打猎就是练兵了,农耕民族武装力量还需要专门训练,能负担起多少精兵?北方气候严峻,遇上个天灾牛羊死光,那也只有望南劫掠一条路,对人家是生死问题,打仗还不拼命?防御方农耕民族怎么对付他们?等你好容易下个决心派了大部队出去了,人家打得过打,打不过大不了再望北退点,你怎么办?鸟不拉屎的地方占了又没用,开不了荒种不了地移不了民,继续追?追不追的上还不一定,后勤怎么解决?在没有铁路的年代,靠人拉车载的,10斤粮食送到前线倒有9斤是民夫吃掉的,士兵民夫还占用大批劳动力,长此以往,中央财政不被拖垮才有鬼。

对付骑兵最好就是骑兵,汉武帝时的骑兵是最好的汉族骑兵,可是农耕民族练骑兵的成本可想而知,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远征是打了两场胜仗,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反而对财政造成极大的压力,也是造成西汉末年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一个重要原因。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讲起来爽,后勤怎么解决?成本是多少?为了这样爽一次弄得民不聊生揭竿而起什么的是否值得,这是上位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古代妄开边事有罪,建造长城并不一定是封建王朝封闭没有进取心,一直到工业化时代铁路的出现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和亲岁币之类的,更像是付给某个流氓的保护费,打一仗1000万,还没把握,不知输赢如何,赢了说不定花钱更多,而岁币只要100万,而且在榷场交易赚的回来-游牧民族做生意肯定不如我们,就像你请保镖看家护院的价钱会弄得你倾家荡产而且还干不掉那个流氓,还随时担心他来报复的话,统治者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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