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它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两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


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


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备交将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


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


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手,其危险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库,即使是当时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来往,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都市,机关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


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阿秋即瞿秋白,这是一个专属于周恩来的亲切称呼。周恩来与瞿秋白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两人还是江苏同乡,关系极好。


而那时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击排挤,刚刚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和周恩来是当时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人。


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张老太爷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


在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号。比如陈云的代号叫“先生”,因为他外出活动时经常化装成一个账房先生,潘汉年的代号叫“小开”,这是因为他常常化装成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小开就是上海话中的公子哥儿。而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


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


此后二十多年间,中央文库又多次迁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它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详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面前。因而,顾顺章又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中央文库岌岌可危。


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部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


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


张唯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也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敌手。


经此一险,党中央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张唯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不久后,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孩子还好吗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在湖南、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等多地开展过革命活动,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为人曾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为人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一品质,张唯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为人保管。


而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还有一个便利条件。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的二儿子陈爱仑介绍,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一样,他的父母也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情侣。母亲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


因为在狱中受过重刑,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病,陈为人被营救出狱后,曾经休养了一个时期,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后,留沪的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有人知道陈为人。这无疑又为中央文库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明月坊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陈爱仑那时尚在母亲腹中,但他曾听大哥陈爱昆讲起那些存放文件的神秘箱子,自己从没有在家中看到过。儿时曾有的记忆,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长大后问起母亲,母亲告诉他,那是“以防万一”之用。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他们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环境变得更为险恶,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


陈爱仑的妹妹陈力就出生在那座房子里。白俄老太太喜欢这个小娃娃,还给起了个小名叫玛丽。为了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陈为人夫妇就真的这么称呼小女儿。那个白俄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是中共的“一号机密”。


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0箱2万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次躲过了一劫。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子女回忆,其实,张唯一和陈为人夫妇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都做过预想,并设计了应变之策。张唯一原本该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为事发突然,示警信号未来得及发出。


幸好,此后事态的发展,他们仍有所准备。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相信韩慧英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一年多后,实在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破绽,这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过程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


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轻轻地吁了口气。


吃不饱饭的老板


确如韩慧英所料,中央文库仍在陈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


韩慧英是张唯一和陈为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人,她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经过精心设计。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情况,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


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个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已经安全转移了。


就在韩慧英被捕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

仓促之下,找到一个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殊为不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即担保人)。陈为人这时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要求铺保的二层小楼。


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人装作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


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情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为人身上。


韩慧英被捕,让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陈爱仑说,当时大哥只有六岁,妹妹还不到两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人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至多只能买两个萝卜做润肺之用。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只能天黑后搬进家。红薯饭做好,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


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


韩慧如的女儿秦裕容介绍,母亲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被捕半年,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在家,她是陈为人的妻妹,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地下交通员,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按照陈为人教的办法,韩慧如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次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却始终没有回音。


韩慧如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不能吃饱了。韩慧如曾向秦裕容回忆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孩子们嚷饿,陈为人就骗他们:“我们是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不解:“怎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


陈为人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们:“吃完点心,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来,跳个舞吧。”他故意张牙舞爪做滑稽状,逗得孩子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却更加艰难。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转机。


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生命的终点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常年身负地下工作的重担,让陈为人的神经高度紧张。他并没有直接让徐强到家里来,而是约定一家小饭店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