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曾前后两次在北京讲国学,但两次都不是为讲学而来。


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袁世凯独裁期间。

1913年8月,章太炎因发表反袁言论,被袁世凯诱至京师。他入住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即被袁世凯所派巡警监视起来,失去自由。“幽居”无味,友人劝他“以讲学自娱”。12月9日,章太炎开始讲学,每晚两个小时,听众约百人,地点在共和党本部。具体组织者为章太炎在北京的弟子马裕藻、钱玄同、朱希祖等。


听众中除马裕藻、钱玄同等大学教员外,还有毛子水、顾颉刚傅斯年等青年学生。顾颉刚回忆说:“我从蒙学到大学,一向是把教师瞧不上眼的,所以上了一二百个教师的课,总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慑住我的心神。到这时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渊博、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

章太炎此次讲学,虽自称是借以自娱,实则从未忘记与袁世凯斗争。当时袁蓄意称帝,下令尊孔祀孔,扶植孔教会。但章太炎讲学时,拒绝孔教会成员听讲。有一次上课,顾颉刚看到墙壁上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本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薰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同时,他还撰写讲义《反对孔教为国教》,解说孔教与国学的不同,引导青年学子明辨是非。因此,国学会开讲还没满一个月,他就被袁世凯圈禁起来。

1914年1月20日,章太炎移住南下洼龙泉寺,门房、厨手、扫夫俱由暗探充当,巡警守门,门外则有军警,求见者须持许可证。章太炎关于时局的文字,严禁外传。7月24日,章太炎又被迁往钱粮胡同。这里起初只允许朱希祖等个别人前往,后钱玄同、马裕藻、许寿裳、鲁迅、马叙伦等也常去探望。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毅然坚持国学研究,除改定《检论》、审定《章氏丛书》等著作外,还与吴承仕合作完成《菿汉微言》一书。吴承仕时任司法部佥事,因倾羡章太炎的道德、学问,前来问学。吴向章问学,主要请教有关玄理,特别是佛学方面的问题。章太炎弟子虽多,但于佛学、诸子学却乏传人,吴的到来,令他大为欣喜。《菿汉微言》由章太炎讲授,吴承仕笔录,于1916年初完成。该书融汇诸子学、佛学、西学,实际上是一部特殊境遇下的国学讲义。


第二次是在日本侵华期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章太炎因对当局表示不满,其公开活动遭到监视与限制。他只好埋首著述,陆续撰写了《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古文尚书拾遗》等著作。但日本入侵,民族危机加剧,令他义愤填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他不顾安危,辗转北上,想利用与张学良、冯玉祥的私交,“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2月29日,章太炎到达北平,请求张学良出兵抗日,“大声疾呼,声震瓦屋”;又拜见吴佩孚,要求他与张学良共同御侮。之后,他才答应各高校,前去讲学。

章太炎在北平停留约三个月,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作学术演讲。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认为在亡国灭种关头,历史学可以唤起青年的爱国之心,研究历史最为切要。关于章太炎北平讲学情形,钱穆《师友杂忆》记载:“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做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张中行也有回忆,他说:“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送老人走出去。”

鲁迅称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学问与革命如剑之双刃,既有所区别,又浑然一体。他两次在北京讲国学,感人至深的不仅是国学大师的博学,更有革命家的风采。


(作者张昭军 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