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辛亥前夜:另一个流产的“共进会”

关东刺史 收藏 19 244

1911年10月26日,武昌起义发生半个月了,对中国十分了解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信给山西大学的新常富(一位来自北欧的传教士)说:“军队里有广泛的不满情绪。革命运动正在迅速、和平地展开。这场运动组织得这样好,引导得这样好,以致人们现在谈起这种可能性,即革命党人可以兵不血刃地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使政府投降。……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


“中国通”莫理循的其他判断大致上是准确的,要是说那个时候就有“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则未免夸大,那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没有起来响应革命。但是,在朝廷官员当中确实有人早在辛亥前夕就倾向革命,并尝试建立秘密组织。世人都知道“共进会”的推动武昌起义的两大组织之一,很少听说辛亥前夜京津还有过一个流产的秘密组织也叫“共进会”。


1910年,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徐谦(季龙)一行,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举行的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并考察欧美十国的司法制度。他们在伦敦与王宠惠(亮畴)、伍朝枢(梯云)及罗文干等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相识,受到影响。回国之后,他们试图秘密组织“共进会”,“作为革命的响应”。许世英回忆:


在当时,革命肇因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所以我们在谈论革命时更自然的会谈到满清政府。我和徐季龙先生都是满清政府的官员,他们的谈话促使我们反躬自省,对于他们所指摘的,更有深刻的感觉,而且毋宁使我们感到这样的政治,实有加以彻底改革的必要。……我不欲夸大地说当时的伦敦聚会使我燃起了革命的意念,但的确使我益发认清了国内的政治环境,和深恶这样的政治环境。以后我道经俄国,看到了帝俄的警察滥肆拘捕,肆意屠杀,正和满清政府的捕杀革命党人相仿佛,在重重的感触之下,使我也益发憧憬于政治的改造。


因此,我回国以后,藉口要整理考察的资料,撰拟报告,决定不再回任奉天高等审判厅。为了避人注意,我从北京迁居天津,和徐季龙先生密谋如何去响应革命。我的辞官,使当时的至友甚至家人为之深惑不解,……


但是,我们的进行必须秘密的。因为清廷畏惧革命,它们所用的暴力镇压,常常甚至会罪及无辜;而且,我的把兄弟即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当年授首于菜市口刑场,使我记忆犹新,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理想得到实现,必不能以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为满足,我们必须秘密,就是这个原因。那时与我联络最勤的,就是王亮畴博士,他以他的丰富的经验,深湛的见解,和对于革命的了解,对于我们共进会的筹备和组成,贡献最多。但我们这一组织尚没有发生积极的作用时,又因为我被派为山西提法使,离开天津,以致使这一组织暂时搁置。


王宠惠是广东人,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留美时与孙中山来往密切。他们三人都有法律背景,许世英和徐谦还是司法部的官员,但辛亥前夜他们已在寻求新路,只是尚未下定最后的决心,所以许世英的任职变动,就让“共进会”的组织计划流产。到辛亥冬天,时局发生变化,已担任山西布政使的许世英与山西巡抚张锡銮等联名电奏,呼吁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此时,大批官宦才真的走到了“革命事业一边”。


(进入民国以后,王宠惠因为孙中山的关系,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徐谦在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做了司法次长,许世英先后出任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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