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崮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首长们得到了张灵甫已死的报告,陈毅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打扫战场的第6纵队特务团遵命将张灵甫的遗体连夜抢运下山,随着部队一同转移,以供验明正身。对这个头号敌人之死,包括陈毅、粟裕在内的华东野战野首长们表现了胜利者的人道和宽容,陈毅指示第6纵队要将张灵甫妥善安葬,两天之后,在山东沂水一个名叫野猪旺的小山村山岗上,竖起了一座新的坟茔,这就是张灵甫的墓地。下葬仪式是由6纵的副司令员皮定钧和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主持的,74师的部分被俘将校被允许参加了仪式。


皮定钧将军的传记描述了解放军安葬张灵甫的大致经过:“皮定钧遵照上级指示,要政治部买一口好棺材,给张灵甫穿上新军装。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穿解放军的服装。要把他的脸擦洗得干干净净。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政治部照办了。掩埋张灵甫以前,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向皮定钧请示一件事,六纵队俘虏的一个少将旅长和八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张灵甫。皮定钧觉得,他们跟着张灵甫出生入死,现在都当了俘虏了,还要看看他的遗容,这种感情是难能可贵的。他同意了。


这个场面,是谢胜坤主持的,皮定钧也到了现场。


一棵古树下,没有挖坑,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买来的,花了四百元钱的大价,十分华贵。棺材旁边停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崭新的军装,洗过脸,下颚部位的伤口也整饰过了。张灵甫身材高大,四方脸,眉毛很重,颇有一派将军相貌。相形之下,担架显得小了点。九个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都哭了。风从树梢头刮过去,发出呜呜的响声,伴着压着嗓子的哭泣……棺材盖打开了,里边铺着军被,两个战士把张灵甫的尸体放在棺材里。松树下很快出现一座半间房子高的坟,坟前树起一块木牌,上写: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将军之墓。张灵甫早已盖棺,可是关于他的死因,却至今难以论定。


作为一个国民党军的败将,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已经做出了抉择,用他的行动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死者死矣,至于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本已无关大局,今天来追究这个历史细节,与历史对其人的评价和定位并不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不过,本书既为张灵甫的传记,对于传主最后的结局,而且是多年来莫衷一是的死因之谜,就不得不多花费一些笔墨作一番考证和追踪。


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的《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二卷,对整编第74师和张灵甫的结局是这样交代的:“华东野战军突击部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乘胜向整编第74师连续突击。第8纵队第23师在第6纵队一部配合下,终于下午1时许,将芦山攻克,第4、第9、第6、第1纵队等部向孟良崮、600高地猛攻,于下午4时半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全部、干净、彻底歼灭,击毙其师长张灵甫。 既然向孟良崮、600高地猛攻的部队包括第4、第9、第6、第1纵队等部,那么,攻击张灵甫师部山洞的究竟是华野哪一个纵队的部队呢?文中没有说明。华东野战军1947年5月30日由陈、粟、谭、陈联名致中央军委的电文称:“据最后调查证实:74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所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这份电文报告所依据的主要证人,应是6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


何凤山对战斗过程是如何描述的呢?来看他留下的文字回忆:“在这关键的时刻,张灵甫作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又组织所有的残部及警卫部队、随从人员千余人,向我们反扑过来。我们以轻重机枪组成的火力向敌猛射,掩护三连向孟良崮主峰北侧山洞张灵甫指挥所冲击。三连先头部队在指导员邵志汉率领下,冲到山洞口,与敌警卫队长相遇,杀伤了冲出洞口之敌二十余人,我亦伤亡十余人,邵志汉同志也英勇牺牲。


攻占洞口之后,我军以机枪、汤姆枪、手榴弹向洞内扫射、猛投,然后喊话命令投降。敌报话机台长回话:“你们不要打了,张师长刚才向蒋委员长喊话求救时,被手榴弹炸死了”。又说:“警卫队长刚冲出洞口也被你们击毙了。”当我们进洞后,果然发现张灵甫的尸体倒在报话机桌前,副师长蔡仁杰、第58旅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第57旅团长周安义也被我击毙。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一整编第74师,也迅速、全部、干净、彻底地被歼灭。……


“当我派人把俘虏的敌第74师参谋长魏振钺押送到王必成、皮定钧、江渭清等纵队首长处时,他对纵队首长说:‘俘虏我的那个部队已活捉了张灵甫。’纵队首长即派参谋陈亮同志来我团俘虏中寻找张灵甫,经检查尸体后,确认张灵甫已被击毙。在我部队撤出战斗向北转移时,我命令部队将张灵甫的尸体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转移,两天后将它埋在山东沂水野猪旺村后的山岗上,并在坟前树一木牌,上写‘张灵甫之墓’。当时,新华社曾广播,希其家属到该处收尸。”

以上应是大陆出版的正史关于张灵甫之死历来的主要定论及其依据,即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最后阶段中,率残部在其师部所在山洞负隅顽抗,被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击毙。位于山东蒙阴县的孟良崮战役遗址,现在还有大红石刻清晰地标明:“击毙张灵甫之地”。


按照何凤山的说法,张灵甫是在向蒋介石喊话求救时被洞外投入的手榴弹炸死的。这里有一个疑点,如果是被手榴弹炸死的,张灵甫身上应该没有枪弹致命的创口,这与当时解放区的报纸报道和见过张灵甫遗体的其他证人所说脑后中枪弹而死的说法不符。


上世纪90年代,有作者在天津的干休所采访了何凤山,对于张灵甫的死因,何凤山依然维持原来的说法,即是三连的指战员在攻击山洞向洞内扫射投弹时将张灵甫打死了,不承认由他自己当场击毙之事。采访他的作者依据其他解放军参战证人的交叉证言,证实张灵甫的尸体确实倒卧在山洞里,因而认可何凤山关于张灵甫是在他的师部山洞抵抗时战死的说法,并认为所谓张灵甫是被俘后下山时被何凤山蓄意枪杀之说是杜撰。何凤山等人在当天下午山洞战斗结束后即收缴了张灵甫的胸章等遗物下山。


除了正史之外,有关张灵甫击毙说,国内书刊杂志也刊登过不少文章,遗憾的是,各人所描述的情节矛盾重重,不能互相印证自圆其说。比如,对击毙张灵甫的部队就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第6纵队,有的却说是第4纵队,另外,单是验尸,不同的人就举出了好几种结果,有的说张灵甫胸部中二弹头上无伤,有的却说子弹从左后脑射入右下颚穿出,有的说腰部中了炮弹,有的又说当场未死被抬去抢救未果,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人验完尸之后各自又都声称扯了张灵甫的胸章以资验明正身。显然,若是以上种种死法有一种成立,则其余必为谬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作者所采访的当事人中,没有一个人见过活着的张灵甫,即使声称亲耳听开枪者叙说当时击毙情景的都没有,所谓证人,最多只不过见到了他死后的尸体,不足以见证他是如何死的。


在这中间最言之凿凿者,是一篇题为《受陶勇之命为张灵甫验尸》的文章。据作者称,当年4纵司令员陶勇的保健医生,曾经在战役结束的当晚与陶勇连夜上山,打着手电寻找张灵甫的尸体,最后凭张灵甫身着的美式军装上的胸章指认了尸体,并在山上当场替他验尸:“他首先检查头部,发现除左面颊擦去一块皮外,其他无伤痕。他解开张灵甫胸前纽扣,发现其前胸有两个枪眼,子弹是直穿心脏从后背飞出的,躯体倒在血泊里。他反复检查枪伤,判断两枪眼均是20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而致。枪眼口径较小,符合我军战士使用的美制‘加拿大’冲锋枪口径。一般来说,国民党高级将领自杀,都惯于用手枪打太阳穴,而张灵甫头部无枪伤;退一步说,就是张灵甫当胸开枪,也难以连发两枪形成两个枪眼,况且衣服上没有火药燃焦的痕迹,故排除了自杀。验尸结论为:张灵甫系被我军击毙身亡。”验完之后,陶勇让人搜走了张灵甫的胸章等遗物,验尸的保健医生保留了从尸体上搜到的一张主人的免冠小照作为纪念。纵观此文,疑点颇多,陶勇作为一个纵队司令员,在部队正紧急转移的夜晚,可以想见他一定正在忙于部队的集结调配、清查战果、了解伤亡情况以及紧张布置下一步的作战或撤退行动,在这样重要的时刻,陶勇竟然会丢开要务擅离指挥岗位,亲自上山打着手电去给张灵甫验尸,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姑且不论此事是否合于常理,单就这个验尸的描述,也与何凤山等人当天下午攻击山洞击毙张灵甫并收缴了他的胸章等遗物的说法多有矛盾。首先,既然张灵甫是被何凤山的特务团堵着山洞攻击,应是近距离中弹身亡才是,二百米开外中弹几乎没有可能。再者,对枪械有所常识的应该知道,一般冲锋枪的射程,二百米以外的距离几达射距极限,这样的远距离是不可能打出从前胸直透后背的贯穿伤的。第三,关于张灵甫的致命伤口,验尸者称是“前胸有两个枪眼,子弹是直穿心脏从后背飞出的”,而解放区当时的报纸报道,分明写着张灵甫“后脑被子弹炸烂”。描写孟良崮战役的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是大家熟悉的作家,当年他是华野6纵政治部宣传部长(与何凤山同一部队),战斗结束时,他曾经与保卫部长一起赶到山上现场查看张灵甫的遗体,也亲见他头部两侧流血已凝成紫黑色的块状,起初他和保卫部长都以为张灵甫是自杀,但是纵队参谋陈亮反复察看死者头部已被炸烂的后脑伤口(这点与解放区当时的报道一致),认为张灵甫是因被人用汤姆式冲锋枪从其后脑射入子弹而致死的。这与上述“验尸”的结论明显不同,与何凤山所述为手榴弹炸死也矛盾。第四,既然何凤山在山洞战斗结束的下午已经收缴了张灵甫的遗物,陶勇他们又如何可能晚上再来收缴一次?第五,这篇文章附上了一张相信是验尸者保留的张灵甫生前小照,只要与张灵甫本人的照片对比,就会发现判若两人。行文至此,只能很遗憾地说,上文的这个验尸,恐怕有误。三所谓杀俘说,是称张灵甫是在被俘后被押解的解放军官兵泄愤枪杀的,多暗指杀俘者是何凤山或是他的部下。这个有异于正史的说法,以前曾见诸个别零星的口耳相传,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一些比较正式的记录。


《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即认同这个说法:“战役结束后,陈毅最关心的是追查张灵甫的下落。5月16日18时30分,四纵曾向野战军指挥部报告,张灵甫为30团所俘,后又失踪,正在清查中。第二天,得知张灵甫的尸体被抬下山来。有的说自杀,有的说在战斗中被击毙。陈毅进行多方调查,才知道战斗结束前,张灵甫和副师长蔡仁杰、参谋长魏振钺等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将团以上军官姓名报告蒋介石,表示要‘集体自杀,以报校长培育之恩。’实际上他们都不想死,正犹豫间,四纵战士冲进74师师部所在山洞,张灵甫等均被生俘。在押解途中,六纵特务团的干部见到张灵甫,旧恨新仇涌上心头,头脑一热,开枪击毙张灵甫。然后让俘虏兵抬着尸首随部队转移,掩埋在沂水县野猪旺村后的山冈上。坟前竖一木牌,上写‘张灵甫之墓’…… 5月29日,陈毅在山东坡庄华东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此次对俘虏政策的破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放下武器的自由杀害,不多责备,不迟究责任。要推动全国革命高潮,主张不多杀俘虏,有些同志不相信俘虏策反成绩,甚至害怕……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报告说是自杀的,我们便欺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上文提到的四纵的报告,出自《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原文是:“18时30分孟良崮雕窝之74师残敌一万余已全部投降,张灵甫为30团所俘后又失踪,刻正清查中(四纵报告)。

而陈毅的上述讲话,题为《关于山东战局及军队建设问题》,经查阅收录该讲话的《陈毅军事文选》对此的注释是:“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指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一部,由副团长何凤山率领冲至孟良崮山上敌整编第74师指挥所隐蔽的山洞口,向洞内开枪,敌师长张灵甫等被击毙。由于当时野战军指挥部提出的口号是‘冲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故假报了张灵甫是自杀。”可见,下面最初的报告是自杀。


原6纵政委江渭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则写道:“在孟良崮战役中,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被我六纵特务团活捉了的张灵甫,却被一名对张灵甫恨之入骨的干部给打死了,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否则,我们一定要同他叙叙涟水的那段往事了。”上述两种说法,对解决74师师部山洞战斗的部队番号出现了矛盾,但是都认定是6纵特务团的干部将生俘的张灵甫击毙。


然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事人何凤山接受采访时仍然否认有此事。对此,之前采访过何凤山的《百战将星皮定钧》一书的作者张凤雏先生的调查结论是:何凤山为张灵甫之死的“杀俘”之说“背了半个世纪的黑锅”。他在书中对这一传言的产生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引述如下:


“这是我们师长。”发报机电讯员指着一具尸体说。


那具尸体俯卧在电台旁边。电台架在折叠桌上。战士翻转过尸体,取下胸符,上写中将张灵甫。张灵甫左腕戴着手表,还在滴滴答答地走,指明是5点零2分。至此,震惊中外的一场大战结束了。


何凤山结束山洞里的战斗,在暴风雨中下山时,遇到纵队的一位参谋,叫他把张灵甫送到司令部去。何凤山给闹愣了。“谁说把张灵甫抓住了?”“74师参谋长魏振钺。”何凤山没有机会与魏振钺对质,没有弄清此翁何以说他活捉了张灵甫。只能做这样的推测:魏振钺对张灵甫的集体成仁并不相信,认为结果自然是与他的命运一样。过了好几年,何凤山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老师中便有他在孟良崮战役中俘虏的魏振钺和在豫东战役中俘虏的区寿年,他心里极不舒服,说哪有败军之将当胜利之师老师的道理呢?同样也当学生的皮定钧批评了他,说这种师生关系也是世上一种规律。那时,何凤山自然更不好和教官争辩孟良崮战役的陈年旧事。总之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何凤山枪毙了已经投降的张灵甫,甚至凿凿有据地说是在下山时从背后开的枪,所以那子弹是从后脑打进从下颊射出,弹迹是顺着山势斜着向下的。


伤口确实如此。但最后一个看到张灵甫尸体倒在石洞里的证实这是杜撰的,此人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洪家德将军。洪家德无意中向笔者扯起孟良崮的山洞。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机关排级干部。枪炮刚停,他急急地跑到山洞里看光景。他看到折叠桌子旁边一块石头上卧着一具尸体。一个战士告诉他;这是张灵甫。雷电闪烁中,他发现尸体旁边有个发亮的东西,拣起来一看,是颗红色半透明的图章,上面到的字他看不懂。他顺手装在口袋里。几天后,他请一位刻字先生为他刻印。刻字先生说这是一方十分珍贵的图章,梅花篆字,是张灵甫的私章。刻字先生劝他不要磨掉,妥为保存,摇头晃脑地说这是一件宝贝。洪家德那时哪里会懂得它的价值呢?硬要刻字先生磨去篆字刻上自己的名字。进军福建时,这颗图章随着后运物资一起翻进闽北山沟里。张灵甫的印是失落了,但拾印者却证实了他战死在山洞里,证实了他倒下后的位置和姿势。最有权威的历史见证是七十四师随从参谋杨占春。杨占春目击了在山洞里发生的一切:杀身成仁会议、蔡仁杰和卢醒对着老婆孩子照片不肯自裁、李运良的假自杀以及最后张蔡卢等人的被击毙。”陈士榘的说法与此类似:“张灵甫是在顽抗中被我第六纵部队打死的,当时干部战士只知道是个大官,认不出是谁,抬出来经过俘虏辨认,才知道是张灵甫。”月解放军方面关于张灵甫之死出现诸多传闻,或许是由于74师死于孟良崮战役的中高级将领甚多,而解放军指战员总攻的时候,漫山遍野的各部混杂在一起,建制都冲乱了,在激烈混乱的枪战之时难分彼此,他们既不认识张灵甫,也无暇仔细辨认,一些互相矛盾的传说、误会便因此而产生,以致讹传讹。张凤雏先生的调查至少可以确定一点:当解放军进入山洞的时候,张灵甫的确已经死了,但是解放军方面没有确凿的目击证人证实他是怎么死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张灵甫并非独自死去,如果说是顽抗击毙或是某个对他恨之入骨的解放军干部将他枪毙的话,为什么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团长周少宾和参谋副处长刘立梓等这些平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部属都与他一同死在了山洞里,活着的只是若干参谋随从人员呢?四当证据出现相互矛盾的时候,从证据采信的角度,直接证据应优于间接证据,直接证词应优于传言证词。最有资格的历史见证人,应该还是与张灵甫一起在山洞里度过最后时刻的整编第74师师部的官兵,以及事后直接听过这些官兵报告的当事人。


张凤雏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占春,杨占春目击山洞里所发生的事,原始出处来源于罗文浪六十年代在湖南省的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回忆孟良崮战役的文章,罗文浪被俘后在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里遇见了杨占春,据他说从杨占春处得悉张灵甫与蔡仁杰、卢醒等高级军官均在解放军攻击74师指挥所时死于乱枪参见罗文浪《孟良崮战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年。因杨占春系当时在山洞里的目击者,罗文浪转述的此说曾被广为采信,包括李敖的《蒋介石评传》,可见流传甚广。但是,杨占春的说法竟然无独有偶。


1947年秋冬,原74师被俘的中下级军官大部被解放军释放,许多人回来后又加入到由邱维达重建的74师(1948年改回第74军番号)。杨占春回到了南京,他带回张灵甫的亲笔遗书交给王玉龄,原件后来被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史政局”索去存档吴鸢在《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一文中说,王耀武在孟良崮战役后找人伪造了张灵甫的遗书送交蒋介石。笔者认为,如果确有其事,应与杨占春带回的不是同一份,因为王玉龄是在张灵甫死后将近半年才从获释的杨占春处直接收到的遗书。。


杨占春向王玉龄报告的事发经过,与罗文浪转述的情节大相径庭:在最后的时刻,张灵甫表示自己一定要杀身成仁,他对部下说,各位求生求死悉听尊便。过后,张灵甫在洞内命令部下首先向他开枪,部下不肯(笔者注:王玉龄已不记得该人的姓名,根据74师其他军官的回忆,此人应是刘立梓)。张灵甫说:“你是否还服从长官的命令?”部下答:“服从。”张灵甫说:“那我现在就命令你,向我开枪!”部下持枪,手哆嗦着下不了手。张灵甫见状呵斥道:“你是否还要我写个条子给你?”部下被逼无奈,举枪向他射击。接下来执行的是已经重伤的卢醒,与此同时,蔡仁杰倒提长枪,将枪托抵在洞壁上,枪口朝自己,扣动了扳机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杨占春在战俘营里为何对罗文浪另有说词,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当年在战俘营里的74师军官中,至今还有人健在,他就是现居湖南长沙的钟世炎老先生,1943年常德战役时,钟先生还只是一个15岁的长沙中学生,他受74军死守常德的英勇事迹所感召,主动报名参军,先是进入74军的学兵队接受译电发报训练,后分配在军部担任译电员,孟良崮战役时,他才19岁,是整编第74师师部的少尉译电员。钟先生对笔者所说的话,或许可以给个中原因作一个注释:“其实这件事,我们被俘的军官在俘虏营里也讨论过,因为那时看了,《渤海日报》的报道说是击毙,大家就有议论,有人有不同看法嘛。后来经过讨论学习,统一认识,当时有了一个统一的说法:反正人是死了,仗也是败了,自杀也好,击毙也好,也没什么好争了。”为了追踪74师其他当事人对这宗悬案留下的证言,笔者还翻阅了大量各地政协的文史资料,其中由留在大陆的原整编第74师旧人所发表的几则回忆文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与上文所列击毙说和杀俘说相互矛盾形成对照的是,这些74师旧部对张灵甫之死的回忆,却是与杨占春向王玉龄所报告的情形基本一致:张灵甫决意“杀身成仁”,自己命令部下向他开枪执行。


现将相关片段实录如下:李怀胜,安徽蚌埠人,抗战胜利后先在整编第74师特务营任连长,后调辎重团一连连长。孟良崮战役时,他先驻守74师的大本营垛庄,垛庄失守后受团长黄政指挥退到孟良崮山上,被派与其他几个连队共同防守师部附近几个山头,最后两天他每天都到山洞向张灵甫直接报告战况。对战役进行到最后时刻,李怀胜回忆到:“一连防地只剩下几个活着的人了。我见解放军已快攻到跟前,就带着他们朝师部山洞跑去。快到洞口的时候,我听见里面哒哒哒响了一阵枪声,进洞后还闻到一股弹药味。只见师长的少校随从副官刘立智(笔者注:应为上校参谋副处长刘立梓,下同)(跟随张灵甫多年)手里端着一支卡宾枪,张灵甫、副师长蔡某及58旅旅长卢醒三个人胸部洞开,并头倒在他脚下的血泊里,李灿良(笔者注:应为李运良)、常主任还有十几个副官、随从人员都静默地站立四周。我连忙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刘立智说,师长他们三个人不愿意当共产党的俘虏,决定杀身殉国,参谋长与常主任不愿意这样死,于是师长就命令我用卡宾枪将他们三人一起杀死。并且说,师长临死前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块饼干,表示很后悔当初没有听参谋长的意见,不然无论如何也不致于落到这个下场的。”


黄政,整编第74师辎重团长。孟良崮战役时,他原驻守垛庄看护辎重,垛庄失守后他退到孟良崮山上与张灵甫通话,张命他留在58旅作预备队。在描述战役最后关头的情节时,黄政的回忆与李怀胜在时间上前后衔接。他说,张灵甫自杀后,指挥所二十余人跑到三百米外的孟良崮东北的58旅指挥所,师长的勤务兵哭着对团里陈左弧营长说了此事,师部的张报务员也向黄报告了他发电文内容及经过。黄政所了解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在前途绝望、非死即降的情况下,5月16日下午2时许,张灵甫在师部指挥所的山洞中对下属说,我们是有气节的军人,不成功,即成仁,要用集体自杀,报答党国,而绝不受被俘之辱。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与他感情极深,有共生死之谊,他俩随之自杀,义不容辞。副旅长明灿、团长周少宾、参谋处长刘立梓,是张一手提拔的亲信,对张也不能偷生。唯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心怀异志,不愿同死。张命李运良给蒋介石拟了一个最后的电文,略云:职师与数倍之劲敌血战三昼夜,官兵伤亡殆尽,援军不至,无力再战,为不辱党国使命,抱定不成功、即成仁之决心,发电后,职等集体自杀,以报总统知遇之恩。李运良把电稿交报务员派发后,即在洞口用短剑刺破面部、颈部,鲜血满脸,卧地装死。魏振钺趁乱逃出洞外隐蔽。洞内六人呼喊‘国民党万岁,蒋总统万岁’等反动口号,张灵甫命令刘立梓用卡宾枪把五人打死,刘用手枪自杀。”


黄政说,得悉此事后,58旅军心全散,不再作抵抗而做了俘虏。“17日上午6时许,我们被俘官佐被带到孟良崮村口,来了一名解放军干部,问我们‘谁认识张灵甫?’我说:‘我认识’。他即带领我和陈营长、副官等七八人,在一家门外,看到张灵甫尸体躺在一扇门板上,我向尸体鞠了三个躬,我们都哭了。那位干部说:‘他是自杀的,又不是我们打死的。’但另一位解放军干部却说:‘是我们击毙的。’我当时思想反动,情绪激动地说: ‘他自杀的也好,你们击毙也罢,张师长八年抗战立过多次战功。’说着我把张的左腿(笔者注:应是右腿之误)撸起,指着那条瘸腿伤痕给那位干部看,并求要他弄个棺材掩埋他,那位干部说:‘我们解放军会这样做的。”邱维达,孟良崮战役时任整编第74师副师长,当时留在南京学习,后任重建的74军军长。1947年5月17日,孟良崮战役结束的次日,他即随陈诚飞抵徐州和临沂,听取作战汇报,参与收容,查访了有关人员并作有记录。邱维达写道:“16日天刚破晓,张灵甫率少数参谋人员一瘸一拐地(他的右腿残废)登上600高地,向四周阵地瞭望一通,见各旅阵地上的官兵,仍在忍饥挨渴地顽抗,战况又趋稳定,这个骄傲顽强的张灵甫,伸出自己的大姆指说:‘好弟兄!死亦无愧!对得起领袖!’说罢,又向其左右表示:‘看样子还可以苦撑一个时辰,快呼叫空军多投些弹药……’话未说完,解放军的炮弹,从四面飞向600高地,犹如雷电般的怒吼起来,张灵甫赶紧缩进了掩蔽部……至10时许,东540高地以及芦山、雕窝相继失守,全师阵地已陷于混战状态。“10时稍过,师指挥所通向旅、团的有线电话均告中断,只好利用报话机传达情况,但所收到的情报都是一片悲观失望的消息,不是阵地失守,便是指挥员战死。张灵甫问作战科长刘某:‘友军怎么样了?’刘说:‘还是没有消息,只有无线电与整二十五师尚可通话,其他都不通。’张又问补给参谋:‘弹药还能打多久?’李某说:‘携行弹药早用光了,飞机空投的弹药都落在包围圈外面,我们收不到。’张听了这些情况汇报后,长叹了一声:‘完了!完了!’说罢,什么事也不过问了,回到自己的掩蔽部内,拿起笔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给蒋介石,另一封是给他新娶的妻子王玉龄。给蒋介石的信,是由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国志(笔者注:应是杨占春之误)带出去的,事后我在俞济时那里见过一次,原文记不十分清楚,大意是,整74师固守孟良崮,受十倍于我之敌围攻,孤军浴血苦战数昼夜,现已弹尽粮绝援军无望,职决率全师官兵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党国与领袖培育之恩。待写完毕时钟已报11时了……延至13时许,芦山、孟良崮阵地又告失守,张灵甫急令参谋人员以及警卫士兵一律参加死守600高地指挥所,一面急叫亲信干部卢醒、蔡仁杰、明灿、李运良等到指挥所商议问题,谈些什么,当时无人了解。事后据其随从参谋逃出来向人透露,张灵甫在最后召集几个亲信,怀着沉痛的心情对他们说: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兵骄必败,将骄必亡,事已至此,我们只有一死以报党国。张最后谈了一个家常,掏出爱人的照片,表示向她告别,还指示杨参谋把他的私人文件毁掉,自己将手表、钢笔、望远镜全部砸毁。”虽然邱维达在该文中点到为止,没有直接描述张灵甫如何自杀,但曾为邱整理回忆资料的人后来在《纵横》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开篇称采访了邱维达,并在文中具体叙述了张灵甫命令下属向他开枪自杀的情节。


如果说,当年国民党蒋介石宣传张灵甫“临难不苟”自杀是美化、别有用心而不值一信的话,那么在上世纪的60至80年代,当邱维达、黄政、李怀胜这几位留在大陆的原整编第74师各级旧部撰写回忆文章的时候,张灵甫早已被我们的史书定为内战罪人了,他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再以谎言来为张灵甫之死涂脂抹粉,然而几十年后,他们在大陆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先后发表的文史回忆文章中,却仍众口一词指证了一个相同的事实:张灵甫决意自杀成仁,自己命令部下向他开枪执行。其中两位还指名道姓说开枪者是74师参谋科长刘立梓,并同声说用的是卡宾枪。邱维达转述的是张灵甫身边随从参谋的话,黄政听的的是张灵甫身边亲兵的汇报,而李怀胜不仅亲眼见了现场,更亲耳听了刘立梓的说词。邱、黄、李各自所叙述的情节和时间,大体上也确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可以采信的证据链。


为了进一步澄清核实上述74师旧部人员的文字回忆,以及杨占春向王玉龄报告的真实性,笔者又向钟世炎先生查证,当年在山洞里与张灵甫在一起的原整74师军官当中,钟先生大概是至今在大陆唯一的健在者了,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张灵甫日常接触频繁。他告诉笔者:一、张灵甫最后所在的山洞不大,有二十来个人就很挤了,钟世炎和报务组就挤在一个小角落里。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向上级和友军收发的电报,多由他编译,最后发给蒋介石的“成仁”电报,也是由他亲手译发的,原稿后来给组长收起来了。他获释后见过一本书,首页是张灵甫的大幅照片,还有一些手迹,其中就有最后的电报底稿。


二、张灵甫的死亡时间,在电报发出之后不久,是下午而不是傍晚,钟世炎当时就在师部山洞的现场。三、张灵甫等人死后,其余的人大都离开山洞跑散了,一部分人去了附近的一个指挥所(笔者注:此点与黄政的回忆吻合,即张灵甫死后,师部有一批人,包括张灵甫的勤务兵跑到了58旅的指挥所哭诉;李怀胜也回忆说,他进入山洞目睹张灵甫等人已死后,与其他人一起逃离了山洞)。当话题转回到张灵甫究竟是怎么死的,钟先生显得顾虑重重,不愿详述目击的经过。笔者将邱维达、黄政、李怀胜等原74师军官回忆张灵甫自杀的情节及杨占春的说法向他求证是否属实,钟先生听后,欲言又止:“这件事,几十年来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一直是……沉默,反正你也明白的,就那么一回事,你还是让我继续保持沉默吧。”


“那么,张灵甫等人死后,你们有没有与解放军在山洞发生战斗?”


“长官都死了,我们还等在洞里做啥?大部分跑散了嘛!参谋长、副参谋长没死。我出去后躲在一个岩石下面,到后来都听不到枪声了,下了一场暴雨。我是最后打扫战场的时候被俘的,天已经黑了。”“现在又有一种说法,说张灵甫是被俘后被解放军某干部泄愤枪杀的。以您了解的情况,有这种可能吗?”


钟先生沉默良久,缓缓说道:“你要是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看过他的最后电报,就知道他会怎么做了。”


五1947年5月16日夜晚,也是蒋介石的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台湾的《蒋“总统”事略稿》记录了他当天的反应:“下午据空军报告,整编第74师现仅据守孟良崮之一个山地,其地面积狭小,空投粮弹均感困难,且敌冒用我陆空联络符号,真伪莫辨,极难监视。公闻之焦虑无已。”“深夜,得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之报,忧思不能合睫。公谓:‘悲痛之情,睊睊心目,为近来所未尝有也。”第二天,留在南京参加中央训练团学习的74师副师长邱维达一大早就被俞济时的电话吵醒,俞济时在电话里要他即刻到侍从室候命,又不肯告诉他有什么急事。上午九时,邱维达赶到侍从室面见俞济时,才知道74师自昨晚起已经失去电讯联系,现在情况不明,俞济时告诉邱维达,蒋介石要他火速去前方。邱维达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等候接见,正撞见蒋介石满面怒容在与汤恩伯通电话,他对邱维达没有多说话,只告诉他陈诚正在机场等他,要他立即出发随陈诚同往临沂,去前线负责查明情况,办理善后。由于情况紧急,邱维达连家也来不及回,于上午10时即搭乘陈诚的专机,从明故宫机场直飞徐州。在徐州的陆军总部,他们先与顾祝同、韩德勤会了面,顾、韩两人对前方的具体战况也不甚了了,只知道根据解放军的广播宣称,整编第74师已经被全歼了。


陈诚和邱维达随即又再飞临沂,下了飞机,汤恩伯等人已经在场等候接机。汤恩伯见了陈诚,一开口便失声痛哭:“我对不起整74师官兵……”陈诚冷冷地打断他的话:“不要提这些了。邱师长赶快去做收容工作吧!临沂所有卫生部队(包括医院和担架队),统由你指挥。”邱维达带领卫生队在垛庄、孟良崮战场前后忙了足足三天,毛森等人也参与了救护,收容伤残,掩埋死者,有些重伤兵由于抢救时间担搁而枉死,收容的伤员几天的怨气全撒在收容队头上,一路上骂声不绝,毛森说,他们只能充耳不闻,尽力安慰。众人在山上找到了蔡仁杰、卢醒等人的遗体,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运回徐州之后由家属认领回老家安葬。张灵甫的遗体,他们查知已经被解放军运走埋葬了,但是后来国民党军方面也始终没找到墓地的具体位置。


对于张灵甫等人的死,蒋介石极为哀痛,据他的亲近侍卫私下告诉毛森,蒋介石曾经为张灵甫等人默默致哀。毛森在战后根据他在汤兵团所了解的事情,将战役的地形环节、各部队素质、敌我情况、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并附上解放军攻击路线和位置图,到南京面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对统帅部不察前线地形详情,不顾整74师的特点长短,部署错误而让张灵甫和74师因此送死,深感内疚。毛森认为,蒋介石对李天霞先是怒而欲杀之,过后却从轻发落,也与蒋介石看了这份报告而内疚有关。

为了褒扬“忠烈”,激励遭受重大打击的士气,国民党对张灵甫等人“临难不苟之正气,见危授命之精神”大肆宣传表彰。


大约一周之后,俞济时和王耀武提请为张灵甫、蔡仁杰、卢醒、明灿等各追晋一级并予褒扬,蒋介石很快核准了提议。1947年7月30日,国民政府发表公报,追赠张灵甫为陆军中将,并颁第3号旌忠状,蔡仁杰、卢醒、明灿也均获准追赠一级并予褒扬。


蒋介石还批准将山东的蒙阴县更名为“灵甫县”,将从英国租借的护航驱逐舰“Mendip”号命名为“灵甫号”。1948年5月29日,该舰与“重庆号”巡洋舰一起在英国朴资茅斯军港接收,当“灵甫号”开抵南京时,张灵甫的夫人王玉龄也应邀出席了典礼,她怀抱此生无缘见父亲一面的一岁幼儿张道宇,和正副舰长郑天杰上校和池孟彬中校在舰船上留下了一张合影。“灵甫号”驱逐舰原定租期八年,1949年,由于“重庆号”起义在先,英方心生忌惮,当“灵甫号”从广州奉调海南岛中途停留香港加油时,英方借机强行收回,舰上官兵也分道扬镳,其中有73人起义回到大陆,正副舰长郑天杰、池孟彬率四十余名官兵于5月28日转赴台湾。 1947年8月13日,张灵甫等人的追悼大会在重建的整编第74师驻地安徽滁县举行,灵堂内高悬蒋介石亲自手书的挽联“河岳英灵”,仪式开始时,礼炮齐鸣。出席公祭仪式的有六千余人。南京中央方面原本派俞济时代表蒋介石出席致辞,因俞济时临时有要务,改派中将高级参谋杨学房为代表,在仪式上宣读了蒋介石长达万余言的训词。王玉龄和蔡仁杰、卢醒、明灿等人的家属也出席了仪式。滁县的追悼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由于张灵甫的遗体下落不明,其余人等的遗体也早已由家属运回原籍安葬,会场并没有死者的棺木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关于张灵甫的遗体下落,后来也出现了一些不确的传说。


江渭清回忆说: “我们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将张灵甫的尸体擦洗干净,换上干净服装,弄了口好棺材,入殓以后,通过关系转交给国民党方面接受。”又说:“张的灵柩运到浦口,国民党派大员迎接,蒋介石亲临致祭。”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灵甫《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也有类似的说法:“蒋介石在南京为张灵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玄武湖边立碑纪念(1949年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后,拆除了张灵甫的纪念碑)。”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甚至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撰的张灵甫个人传略也称将张灵甫“公葬紫金山下陵园区”。蒋介石的确关心过爱将的下落,当时的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曾特地致电蒋介石,报告了张灵甫西安家人的情况,并称待张灵甫的灵柩运回陕西后将亲自去张府吊唁,以致蒋介石起先以为张灵甫遗体寻获后被家人安葬在了西安,直到大半年后的1948年1月,他得知解放军将张灵甫运葬在沂水县,具体地点依然不详,蒋介石在俞济时的报告上生气地批示道:“当时确报张灵甫灵柩已运回徐州,而今忽报尚在鲁中,此应由何人负责,彻究责任呈报。俞济时遂要求山东将领李玉堂协助查寻,之后因战局变化也就不了了之,因此并不存在解放军通过关系交还遗体,国民党大员浦口迎灵之事。至于其他坊间的传说,比如由国民党军方面运回淮阴或滁县另葬,此事连张灵甫的家人都一无所知,应属无稽之谈了。至于原在南京玄武湖畔的所谓“张灵甫碑”,它的正式名称是“陆军整编第74师剿匪阵亡将士纪念塔”,纪念塔是继任整编第74师师长邱维达所建。1947年9月6日,邱维达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致函南京市市长沈怡,要求市府在城内五洲公园内划出一块地,供建造“陆军整编第74师剿匪阵亡将士纪念塔”。建塔选址最后商定在玄武湖畔翠洲翠红亭旁(今翠洲“南京书画院”的东北侧),该纪念塔的设计图纸由74师提供市园管处修改,图纸档案现仍由南京相关管理部门保存。纪念塔于1948年3月落成,高约十一米,基座为八角形,塔顶有国民党党徽与鹰展翅雕刻图案,碑座、碑身由白矾石、人造石砌成,石栏内外的花台由市园管处种上刺柏、黄杨球、千头柏、海桐、雪松、石楠等植物。墓碑上是有“灵公升天,天为之泣”之类的碑文,但却不是张灵甫个人的墓葬和纪念碑,也不是他的衣冠冢。

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张灵甫被入祀忠烈祠,台北圆山忠烈祠“武烈士”馆内层层叠叠的众多灵位中,张灵甫至今仍赫然位列第一排前列。不过,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对忠烈祠门外站岗的仪仗兵更感兴趣,广场上每小时一轮的换岗仪式,是如今台北的一个著名观光景点,当年轻的仪仗兵踢着复杂的步操列队穿过广场,两侧的游人举起相机蜂拥着追逐他们的步伐而去,背后留下的那一排排灵位,在高大空旷的纪念馆内,寂寞地留守着一段段逐渐封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