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为反对北上 任手下连打中央红军大将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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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野心膨胀的张国焘见四方面军已是拥有8万精锐的劲旅,而一方面军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之后,为不足两万人的疲惫之师,心中很不平衡,便先后在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和8月4日的沙窝会议上跳出来向中央发难要权。中央在对张国焘进行了尖锐批评的基础上,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作了一定让步,并根据需要令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北上。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与张国焘等率左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等率右路军行动。 朱德在党和军队中一直是德高望重的主要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野心膨胀的张国焘见四方面军已是拥有8万精锐的劲旅,而一方面军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之后,为不足两万人的疲惫之师,心中很不平衡,便先后在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和8月4日的沙窝会议上跳出来向中央发难要权。中央在对张国焘进行了尖锐批评的基础上,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作了一定让步,并根据需要令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北上。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与张国焘等率左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等率右路军行动。


朱德在党和军队中一直是德高望重的主要领袖之一,为典范式的忠厚长者。他同张国焘的斗争,不是妥协退让,而是十分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运用“软功”有理、有节地斗争。就当时的形势看,非常必要。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等绝大多数人提出北上,张国焘却主张西进,不适宜地号召“打到成都去吃大米”,会议最后还是拍板分路北上。会后,朱德担心张国焘的思想不通,背上包袱,当夜便找张国焘作彻夜长谈。朱德苦口婆心地给张国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力量对比,条分缕析地阐释了北上的意义和呆在苦寒的川康坐等挨打的弊端。两人一直谈到屋外见到曙色,张国焘虽然心里不服,但还是同意北上。可见朱德的“软功”还是挺见效的。


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共事,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当时中央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共同领导左路军,但是张国焘却一手遮天。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深有感触地说:“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总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或者被赶走,或者被杀掉。”


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在《怀念敬爱的朱总司令》中说:就是在噶曲河边扎营的第二天,朱总司令、张国焘、秘书长黄超、第5军团团长董振堂几个人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讨论军队的进击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董振堂赞同朱总的意见北上,黄超便打了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没制止,朱总心里气愤之极,却没开腔,带着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了。警卫员分析说,朱总如若当场发火,后果可能难料。


后来,张国焘不仅拒不听从中央的劝告,反而在部队中大肆造谣中伤党中央,四处扬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被消灭也会饿死。甚至在阿坝的格尔登寺的大殿里开会时,竟然悬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幅标语。朱德对此非常气愤,他在会前三番五次对张国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不要搞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张国焘听不进去,在会上还怂恿部分人围攻朱德。


会上朱总巍然不动,泰然地翻着手中的一本书。有人直接逼朱德同志表态,见“戏”演到一定火候时,朱总司令镇定自若,和言悦色地发言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日本已侵占了我东三省,红军在这民族危亡之际,当然该担当起救国的重担。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不会反对中央决定的。”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朱德在大会上平心静气地讲:“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一个整体。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不能让蒋介石看笑话嘛!”


正因为朱总司令一直用“软功”与张国焘唱“对台戏”,使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看清了张国焘的真正嘴脸。张国焘倍感孤立,他一手炮制的“怪胎”——第二“中央”也很快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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