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 蓝衣社哪三个人责任最大?

陈继承 收藏 19 1132
导读:几十年后,谈起西安事变,众多蓝衣社魁首无不认为,“事变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所谓“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与三个人有关。首先是蒋孝先。在“何梅协定”前后,他辞去了宪兵三团团长一职,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了“带刀侍卫”的角色。在他的统辖下,几十名精干特工分作三班,日夜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但,事变当夜,他却不在蒋介石身边,被认为“有重大失职处”。 蒋孝先之后,则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殊使命,那就是在各处潜伏特务

几十年后,谈起西安事变,众多蓝衣社魁首无不认为,“事变之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作的失责……”


所谓“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与三个人有关。首先是蒋孝先。在“何梅协定”前后,他辞去了宪兵三团团长一职,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了“带刀侍卫”的角色。在他的统辖下,几十名精干特工分作三班,日夜负责蒋介石的安全。但,事变当夜,他却不在蒋介石身边,被认为“有重大失职处”。


蒋孝先之后,则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殊使命,那就是在各处潜伏特务,以防止军阀的“异动”。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经常谈到,“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朝天宫,“要表示真诚的合作”。为此,“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滕杰访问》)。


又一个责任人,是书记长邓文仪。它不仅和蓝衣社的性质有关:作为“天子门生”、秘密组织,蓝衣社天然有着护卫蒋介石的职责;它还涉及到邓文仪的一个重大过失:在向戴笠移交调查课时,他没有移交一个情报关系,那就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许多人认为,倘若蒋斌始终与原调查课、后来的特务处保持联络的话,蒋介石将早有提防,西安事变是不会发生的。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则是王曲军官训练团。按照贺衷寒制定的《军队政工条例》,各地军阀的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年春夏,二百余名原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成员、后来的民先发起人,却纷纷以东北大学学生的名义,面见了他们的校长张学良。其中包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宋黎。不久后,他们成为奉军政训处的主体,并在陕西王曲镇,开始训练大批少壮军官。他们使奉军迅速左倾。


这一年秋天,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在此期间,张学良幕僚、与刘健群私交极好的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告诉刘健群,“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但,即使如此,深陷于倾轧、“献机祝寿”和官僚化泥潭的朝天宫,依旧没有觉察,西安正酝酿着种种密谋,其中包括异常极端的“兵谏”。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负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外,西北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发觉了王曲镇的异常,却仅仅起草了一封报告;在报告石沉大海之后,他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此不再过问了。作为二百余名原“民先”队员、西北政训处人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蓝衣社的颟顸苟且、得过且过中,12月12日,子夜时分,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这一天,在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卫队队长孙铭九逮捕了蒋介石;而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部队也占领了蓝衣社的众多公开机关:西安警察局、西北政训处、不久前刚刚来到陕西的别动队西北支队……


兵变在三个小时内就结束了。但,这个凌晨,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在西北期间,杨震亚屡次“整饬军纪”,这些工作大多徒劳无功,却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乱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了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与杨震亚相比,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远在北平时期,为禁绝贩毒、检查军纪,蒋孝先就屡屡闯进奉军军营;他并且以皇亲国戚、“天子门生”自居,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夜,他带着警卫,从西安驱车回到临潼;一路上,他就发现了层层岗哨,却没有丝毫疑心。直到一伙叛兵查问他的名字时,他依旧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就响起来了。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筛子。


陈诚也险些遭遇不测。这一夜,当大伙叛兵闯进他的房间时,他们询问起了陈诚的名字;陈诚如实回答了,但他浓重的浙江口音,却使叛军误听为原黄埔教官、也曾与奉军结怨、时为洛阳卫戍司令的陈继承。幸好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她迅速反应了过来。在几个叛兵举枪欲射时,她大声喊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这才救下了陈诚一命。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陈诚很快被押解到了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这是叛军囚禁南京要员、高级将领的所在。在这里,陈诚不仅见到了众多高官,还见到了两个蓝衣社人物,西北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以及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肖赞育。他们告诉陈诚,蒋介石也落在奉军、西北军的手里了,但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


又何止是曾扩情、肖赞育?这一夜,几十名特务处人员、几百名政训处人员,以及以公秉藩为队长的近千名别动队队员,也几近被一网打尽了。他们没有获得什么好待遇,在卫兵冷森森枪口的看管下,许多人在雪花飘落、异常寒冷的院子里蹲了一夜。与此同时,一些爱出风头、招摇过市的复兴社社员,也陆陆续续地被送到了这里……


直到天色大亮,当张学良押解蒋介石进入西安城时,枪声依旧零零星星。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之外,街上空无一人,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卸下门板。杨虎城部队的纪律较为松懈,一些人趁机洗劫起了街道;在西京招待所,甚至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钱物也被洗劫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被逮捕?没有人说得清。但,也有不少幸存者。


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就躲进了城内的一处民房。此后几天,他以手枪为威吓、以银元为收买,吓唬住了那户人家。几天后,当抓捕结束、西安盘查渐渐松懈之际,他化装为赶驴人混出了西安,又变卖驴子作为盘缠,一路逃到了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头目唐汝昌,在事变当夜就逃出了西安。他一路鼠窜,逃到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发电报汇报事变。


特务处陕西站站长、兼为西安警察局长的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混出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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