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病灶:中国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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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实不唯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 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 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

“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实不唯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 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 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不忍对同胞批评过苛,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加以改造,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



就连闻一多也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国外修的是“优生学”,致信给他,言及中国人缺乏优生意识。闻一多复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但他也写过《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这样的诗句,显然也是一种国状及国民劣根性的诗性呈现。闻一多从国外一回到上海,时逢“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愤地写下了《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为什么他又认为不是了呢?有了在国外的见识,对比中国,大约倍感国民精神状态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对国家形象及国民精神状态的不认可也。



那时中国人被外国人鄙视为“东亚病夫”,而我们自喻是“东亚睡狮”。狮本该是威猛的,但那时的我们却仿佛被打了麻醉枪,永远睡将下去,于是类乎懒猫。



清末以前,中国思想先贤们是论过国民性的,但即使论到其劣,也是从普遍的人类弱点劣点去论,并不仅仅认为只有中国人身上才表现的。那么,我们现在接触到了第一个问题 某些劣根性,仅仅是中国人天生固有的吗?



我的回答是:否。



人类不能像培育骏马和良犬那样去优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点和弱点是人类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点又仅仅是人类才有的,连动物也没有,如贪婪、忘恩负义、陷害、虚荣、伪善等等。故,万不可就人类普遍的弱点、缺点、劣点来指摘中国人。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国家的人们较普遍地具有某一种劣性。比如西方欧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持续时间长,便有一种列强劣性,这一种劣性的最丑恶记录是贩奴活动、种族歧视。



当然,这是他们的历史表现。



于是我们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 中国人曾经的劣根性主要是什么?我强调曾经,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与“五四”以前大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在当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现是奴性,“五四”知识分子深恶痛绝的也是奴性。



那么,当年中国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要循中国的历史来追溯。



世界上没有人曾经撰文批判大唐时期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的史籍中也无记载。唐诗在精神上是豪迈的,气质上是浪漫的,格调上是庄重的,可供我们对唐人的国民性形成总印象。唐诗的以上品质,从宋朝早期的诗词中亦可见到继承,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诗词。



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词开始出现颓废、无聊、无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怜。



明明是大男人,写起词来,却偏如小媳妇。这一文学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伤心泪、相思情、无限愁、莫名苦、琐碎忧这些词汇,是宋词中最常出现的。今天的中文学子们,如果爱诗词的,男生偏爱唐诗,女生偏爱宋词。唐诗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怀,女生则偏爱宋词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为什么唐诗之气质到了宋词后期变成那样了呢?


因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灭。现在打开宋词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浓,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凄凉院落,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做梦都想回到大宋王宫,最终死于囚地,这很可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兴旺更替,亦属历史常事。但一个朝代被另一种迥异的文化所灭,却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没被全灭,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长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称“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苟存,这不能不成为南宋人心口的疼。拿破仑被俘并死于英国的海上荒岛,当时的法国人心口也疼。兹事体对“那一国人”都是伤与耻。



故这一时期的宋词,没法豪迈得起来了,只有悲句与哀句了。南宋人从士到民,无不担忧一件事 亡的命运哪一天落在南宋?人们毫无安全感,怎么能豪迈得起来、浪漫得起来呢?故当年连李清照亦有词句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后来南宋果然也亡了,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将统治下的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特指那些早已长期在金统治之下的长城以北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灭了南宋以后所统治的汉人。



并且,元朝取消了科举,这就断了前朝遗民跻身官僚阶层的想头。我们都知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同时又实行了“驱口制”,即规定南宋俘虏及家属世代为元官吏之奴,可买卖,可互赠,可处死。还实行了“匠户制”,使几百万工匠成为“匠户”,其实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对于南宋官员,实行“诛捕之法”,抓到便杀,迫使他们逃入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南宋知识分子惧怕也遭“诛捕”,大抵只有遁世。



于是汉民族的诗性全没了,想不为奴亦不可能。集体的奴性,由此开始。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今天读马致远的这一首诗,以为诗人表达的仅仅是旅人思乡,而对他当时的内心悲情,实属缺乏理解。



当年民间有唱:



说中华,道中华,



中华本是好地方,



自从来了元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元朝享国92 年,以后是明朝。明朝27 0 年,经历了由初定到中兴到衰亡的自然规律。“初定”要靠“专制”,不专制不足以初定。明朝大兴“文字狱”,一首诗倘看着不顺眼,是很可能被满门抄斩的。27 0 年后,明朝因腐败也亡了。



于是清朝建立,统治了中国276 年。



世界上有此种经历的国家是不多的,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历史经历,使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谓顺生逆亡。旷日持久,奴成心性。谭嗣同不惜以死来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难。



鲁迅正是哀怒于这一种难,郁闷中写出了《药》。



故,清朝一崩,知识分子通力来批判“国民劣根性”,他们是看得准的,所开的医治国民劣根性的药方也是对的。只不过有人的药方温些,有人的药方猛些。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与批判国民劣根性有一定关系。那批判无疑令中国人的灵魂疼过,那疼之后是抛了奴性的勇。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日之中国人,绝非是梁启超、鲁迅们当年所满眼望到的那类奴性成自然的、浑噩冷漠乃至于麻木的同胞了。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民”只不过是“民”。普遍之中国人正在增长着维权意识,由一般概念的“民”而转变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这样的事在从前不能说没有。《杨三姐告状》,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门。但是现在,从前被视为草民们的底层人、农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见惯,奴性分明已成为中国人过去时的印记。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来的青年工人跳楼事件。他们多是农家子女。他们的父母辈遇到想不开的事尚且并不轻易寻死,他们应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们却比他们的父母辈脆弱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虽为农家儿女,其实自小也是娇生惯养。尤其是独生子女的他们,像城里人家的独生子女一样,也是“宝”。与从前的农家儿女相比,他们其实没怎么干过农活的。他们的跳楼,也可说是“娇”的扭曲表现。还有一点那就是 若他们置身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秩序中,而“秩序”对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较周到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他们或者渐渐地要求自己适应那秩序,全无要求改变那秩序的主动意识,于是身上又表现出类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种极端,企图以死一了百了。


要使两三亿之多的打工的农家子女成为有诉求而又有理性,有个体权益意识而又有集体权益意识,必要时能够做出维权行动反应而又善于正当行动的青年公民,全社会任重而道远。



自从网络普及,中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意识极大地表现了出来。尤其事关公平、道义、社会同情之时,中国人这方面的参与热忱、激情,绝对不亚于当今别国之人。但是也应看到,在网络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论颇多。



可以认为那是幽默。对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时也确实比明明白白的表达立场更高明,有时甚至更具有表达艺术。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干脆“调戏”一番,几乎也不知再说什么好。



但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公众表达公民社会诉求和意见的平台,就好比从前农村的乡场,既是开会的地方,也是娱乐的地方。从前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分得很清,娱乐时尽管在乡场搞笑,开会时便像开会的样子。倘开会时也搞笑,使严肃郑重之事亦接近着娱乐了,那么渐渐,乡场存在的意义,就会变得只不过是娱乐之所了。



亲爱的诸位,最后我要强调时间是分母,历史是分子。时间离现实越远,历史影响现实的“值”越小,最终不再影响现实,只不过纯粹成了“记事”。此时人类对历史的要求也只不过是真实、公正的认知价值;若反过来,视历史为分母,人类就难免被历史异化,背上历史包袱,成为历史的心理奴隶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不仅千锤百炼了汉民族,使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也千锤百炼了汉族与蒙、满、回、朝、维等多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也凤凰涅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各民族之间空前团结了。古代的历史,使汉民族那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那样。近代的历史,使汉民族这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样。



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



离中国现实最近的是中国的近代悲情惨状史,中国人心理上仍打着这一种史的深深烙印,每以极敏感极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行表现之。解读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更应从此点出发,而不能照搬鲁迅们那个时代总结的特征。


本文摘自《郁闷的中国人》,梁晓声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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