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放权改革试点 广东再次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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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月6日,在全国人代会的广东团分组讨论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当场回应钟南山院士抛出的改革话题,表态称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让广东做放权试点。


3月6日,在全国人代会的广东团分组讨论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当场回应钟南山院士抛出的改革话题,表态称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让广东做放权试点。并坦言“现在放权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省里的部门利益,而是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造成的壁垒”。朱小丹省长也表示,“难,但我们准备碰一碰”。


去年几乎一整年,有关政府放权与社会建设的话题在整个广东屡屡热议,几轮讨论下来,政府与民间,官员与民众,达成不少基础性共识,特别是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劲改革信号,坚定了人们“必须改”的信心。也只有在这样的改革共识之下,探讨如何按步骤推进,如何突破与化解各方掣肘,才具备了坦诚沟通与群策群力的可能。本次全国“两会”的广东团讨论,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持续热议与关注,透露出的,是实践中逐渐细化的感触,越具体便意味着对现实的认知更进了一层。


“政府报告里说要理顺政府跟市场、跟社会的关系,这只是说说呢还是搞个形式?”钟南山代表的担忧显然并非无的放矢,即便是在广东有关部门多次表态要加快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政府放权的承诺已经到了“权力转移清单”行将在上半年公布的当口,民众所期待的突破依然面临走过场的可能,起码有这样担心的人并不在少数。明确回应并借由实质性的改革步伐化解个中担心,甚至坦诚列出所遭遇的磕绊,都是能够被接受的努力。


政府与市场、跟社会的关系之所以需要理顺,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大政府,小社会”治理模式,而因这样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固化了的,显然并非仅是民众的习以为常,还有各方利益的板结化。现在所需要的“理顺”,核心在于政府角色的彻底转换,是政府权力向市场与社会的让渡,按稍早前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的话讲,是“可取消,可不取消的,要下决心取消;可放权,可不放权的,要下决心放权;可转移,可不转移的,要下决心转移”。在其背后,不仅意味着权力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更重要的是权力要习惯被约束,而且由这次改革的起始点看去,是要权力先自我削减和约束——— 不容易,当然也难能可贵。


尽管,从社会治理与构成的角度分析,这本身并非真正意义的削减,而只是让原先无限膨大的政府职能实现理性的归位。权力给予易,剥夺难,且每一项实实在在的权力背后都负载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如何较为平和地完成政府的自我削权,是横亘于改革者与实践派面前最大的考验。能够看到,包括发改委、工商局在内的多个关键部门,在此时响应改革号召的表态,“一定带头改革”,承诺“最大限度放权”,可谓信心满满。但依据常理进行推演,最容易出现的(也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依然会是部门之间“趋利避害”的考量:由政府部门主动上报自身要放权的具体内容,最容易导致的结果便是选择所谓“麻烦大,油水小”的事项。如何让政府放权的艰难尝试避免流产的风险,核心一条便是社会各界无障碍地全程参与“权力下放清单”的讨论与厘定。在拥有“必须改”和“不得不改”这样的共识前提下,确保通畅的互动交流,将是最大可能实现共赢的可取路径。


现在放权遇到的最大障碍何在?常见诸报端的是所谓“部门利益”,而汪洋昨日则特别提到“各种各样法律法规造成的壁垒”。长期以来,数量惊人的部门立法,使得各方强势部门的利益已然实现了法制化,这种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早已压倒了部门参与和主导立法的所谓“优势”。“谁执法就谁起草”的立法思路,使社会利益、民众利益在与部门利益的博弈中始终处于无处发声的窘境。实际上,牵绊于“法律法规壁垒”背后的,依然是更大的部门利益阴影。央地各级部门,在“政府放权”一点上,可能存在同样的纠结与不舍。地方主导的改革,同级或者以下的机构可以借由主导者的权威强势推进,更上一层的各方沟通,则显然需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但实际上,政府放权的扎实动作与平和推进,不论科层的高低,最终都会落脚在最大诚意的沟通上——— 上如是,下亦然。


改革难,触碰政府权力与利益的改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从一开始就清醒认识到这份艰难,并竭尽全力去进行坦诚沟通和争取的实践者,不应当永远孤单。目前的改革步骤,是政府放权,更是权力职能的回归,也是社会治理朝着良性方向的努力,再难,也要“碰一碰”。有理由相信,在充分沟通基础之上的所有争取,也在为各方的最终合力累积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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