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自救努力难挽灭亡:封建专制未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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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自救努力难挽灭亡:封建专制未曾动摇

同文馆中的学生


洋务运动时期的工厂


李文海


晚清时期,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地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10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作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做“表不治本”,一个叫做“缓不济急”,一个叫做“势不可为”。


表不治本: 封建专制未曾动摇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应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书》)。这里所说的“本”“本原”“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实际效果。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


缓不济急: “立宪”成为拖延之计


洋务运动虽然只是枝节的改革,但在顽固势力看来,已经有“用夷变夏”的危险,所以竭力阻挠和反对。因此洋务运动只能步履维艰,蹒跚前行。仅仅一个修铁路问题,就整整争论了十年。预备立宪时,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过“立宪”的旗帜。但定计之初,就明确说明“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这句话透露了问题的本质。“立宪”本来是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不举这个旗帜,政权危在旦夕;接过这个旗帜,至少可以苟延残喘,敷衍一时,所以重点正在“预备”二字。“预备”也者,就是并不打算马上兑现之意,至于什么时候实施,不妨推到遥远的将来。整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如此磨磨蹭蹭,一波三折,其实倒是早就确定的方针。这不仅使革命派进一步看清清廷预备立宪之虚伪,也使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大失所望,使许多立宪派转到共和革命的立场上去。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而清廷却企图用这种拖延战术来应付,正所谓“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其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势不可为: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控制着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列强,决不允许在这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改革。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有些人竭力夸大这一点,宣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这样的说法,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为了向这些地区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地区和国家走向现代化。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入侵印度的影响时指出的,尽管不列颠带给印度蒸汽机和科学,但“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真实。


所以,对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破坏”和“捣乱”,只要耐心等待清王朝进行有秩序的改革,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这样的设想,自然远离于历史实际,即使不是偏见,至少也是过于天真了。


总之,清朝统治者曾经做了许多努力,以图挽救王朝的覆亡。这些努力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这些努力无法抗拒历史大潮的冲击,“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终于没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作者简介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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