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热河失守,张学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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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以后,便把下一个进攻目标直指热河省(今河北省)。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积极部署兵力,意欲与日军决一胜负。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等人却贪生怕死,在日军大举进攻之时仓皇逃跑,致使日本侵略者于1933年3月几乎毫不费力就占领了热河省。


热河失陷,张学良心里五味交陈,痛不欲生。他骂汤玉麟无耻、万福麟(时任东北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率军在热河抵抗日军)无能,要手下王化一带上命令去拦截汤玉麟,碰上后就地正法,可后来又软下心来。张学良晚年坦率地承认,说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汤玉麟不可靠,打算要宋哲元去代替他守热河,但是思来想去,还是不敢撤汤玉麟的职,因为“我怕我一动,他就去投靠日本人。我真没有办法”。


不管怎么说,热河失陷后,翻开报纸,全是不利于张学良的言论。要军法审判的有,要他的脑壳以谢东北的有,至于抨击漫骂,已经不足为奇了。一贯温文尔雅的学者们,也高声呼吁将他撤职。被他引为朋友的胡适更是专门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将队伍交给中央。




反应激烈的还有外交官们。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外交官的努力下,1933年2月24日,肯定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伪满洲国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日本人自己投的反对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日本代表团当即退出会场。结果不到一个月热河就告沦陷,顾维钧回忆:“不论我们每次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三位外交官悲愤尴尬,“心余力拙”,只有致电政府请求辞职。


在热河溃败的,除了汤玉麟的部队,就是张学良自己的东北军。东北军表面上装备依然精良,内里却已是败絮其中,高级官长知识陈旧、胆怯畏战,以吃缺额喝兵血为能,士兵身上被服不全,手中工具不齐,冰天雪地之下饿着肚子,连散兵坑也挖不动,谈什么拦住日寇,守住老家?


除了毒品,惟一曾让张学良感到轻松的反倒是汤玉麟的消息。汤玉麟和所属的队伍逃到察哈尔省的沽源,正好与同样西撤的孙殿英碰到了一处。孙殿英对汤玉麟从热河带出来的财产和直属部队的火炮装备十分心痒,在汤玉麟几名部将的里应外合下,把汤玉麟的家底劫去大半。逼得威风了半辈子的汤二虎向周边仅剩的兵士们哭诉“弟兄们,我汤玉麟过去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心里是清楚的,我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希望你们再保我一程”。汤玉麟统军多年,总还留有几分威信,一番哭诉,仍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跟着他。


为了应对这场战争,南京政府也为张学良做了不少工作。自榆关事变(1933年1月1日,日军发动的侵占山海关的战争)以来,张学良向南京政府要官、要钱、要兵,无不尽量满足。2月11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亲飞北平,与张学良商谈华北财政问题,并拟发行公债2000万元作为华北军政费用。当时平津银行界的大佬——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白眉、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陈亦侯等人,都以数额巨大、力量有限为由,不予承担,在宋子文的一再游说下才承接了一半,解决了一时之需。2月25日,中央军第2师、第25师已经分别在洛阳、徐州集中,装车北运,于3月初陆续运到北平,第83师和第44师随之做好北运的准备。


其实,南京政府对热河抗战的期盼并不高,没有指望张学良真能将日军消灭在长城之外,但热河溃败之快,还是令南京政府的高层们惊讶乃至愤怒。3月5日,立法院院长孙科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就直言不讳地说:


“战之胜败为兵家常事,然不战而退,实为莫大耻辱……为张氏计,惟有从速引咎辞职,以谢国人……中央应具决心,下令将其免职。”


在热河省会承德失守之前,蒋介石已经对张学良指挥下混乱的战局感到不满,曾一再催促其赶赴前线指挥,张学良均置之不理,南京方面派到华北前线视察联络的参谋本部次长,日本陆军大学15期毕业的杨杰,一贯以“军事家”自居,对张学良在热河的布置与指挥更是不满,在发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多有微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了临阵换将的准备,他挑选取代张学良的人,是黄埔系的第二号人物,43岁的何应钦。


何应钦之外,蒋介石又召见了内政部长黄绍竑,要他去给何应钦当参谋长。黄绍竑是新桂系的三巨头之一。中原大战后,黄绍竑对新桂系心灰意冷,转投南京政府,出任内政部长一职,实际凭借其过人的政治活动能力,担任南京方面与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之间的联络人。黄绍竑与何应钦私交尚好,便答应了下来。


只不过,何应钦一贯有亲日派的名声,他自己则以“知日派”自诩。黄绍竑虽然是军人出身,却从未有过谋划大型会战的经验,更像一个长于谋划政略联络沟通的政治军人,由这样一个组合去指挥抗日,不免给人带来一些联想。


1933年3月3日,何应钦、黄绍竑携随从共同北上,先一步与张学良会晤。3月6日,蒋介石也自南昌抵达汉口,踏上北上的火车。


承德失守后,张学良深知自己的处境,于是在3月7日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辞职。但张学良也并不甘心就此离去,这封请辞电报也有测试蒋介石对自己态度的意图。当时他还心存侥幸,曾向左右表示要率王以哲、刘多荃等部“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还要万福麟立即反攻,否则就“拿头来见”,但是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3月8日下午5时,蒋介石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乘专列抵达石家庄,召集已经前来迎接的何应钦、黄绍竑及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商谈华北局势。张学良事前给蒋介石打电报,希望一同到石家庄迎接,却被蒋以一个“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的电报婉拒。


黄绍竑回忆,这时的张学良已经是“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坐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因此他和何应钦在会上提出了三点意见:1.让张学良继续干下去,全国舆论不满,作战部队不服;2.张学良的精神和体力,做不到率军与日本拼到底;3.即使批准张学良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据此下定了撤换张学良的决心。


为了让局面不至太过难堪,蒋介石先派与张学良私交甚笃的宋子文出马,约张学良会谈。谈话中宋子文只是转述了蒋介石的一段话:“(现在的局势)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合,势必同归于尽。”听了这番话,张学良全明白了,他不想再解释、也不想再争取什么了。


3月9日下午,蒋介石抵达保定,在专列上接见了张学良。除了宋子文所转述的话外,只多了一句“我同意你辞职”。张学良唯唯而退。


次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张学良的职务,任命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同一天,张学良已经乘飞机抵达上海。 摘自《烽火边关》 王戡 冯杰/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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