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鸿章到访西方引起的笑谈看中国“洋奴”的兴起

本文摘自《李鸿章看球》,作者:李国文,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李鸿章访英期间,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一百年前的英式足球,正是草创阶段,自然没有当代足球这样成熟和精彩。李合肥作为清政府的特使,客随主便,自然也就穿着盛装,出席这次足球比赛。尽管他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行走,是搞洋务的,但此公从来不穿夷服。而清廷的朝服,是长袍加御赐黄马褂,胸前挂着朝珠和别的零碎,戴的帽子上缀着宝石顶子和鲜艳的翎毛。此刻,坐在温布里露天体育场边上,不知足球为何物的天朝大臣,看来看去,不得要领。况且,这一身行头,只配坐在太师椅上,要不就在八人大轿里,在露天球场上,便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于是,他就要告退了。


不知有人做过考证没有?中国人第一个到国外去看足球比赛,而且,还是公费派出的看球名人,这光荣大概非李鸿章莫属了。


这位清朝特使,看了半场以后,莫名其妙,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问陪他一起观战,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国勋爵、子爵们:“那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是贵族。”李氏摇摇头说:“这种天气(英国伦敦的二月,虽然黄水仙开放了,但气候还是寒意甚重的),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跑得满头大汗?回头内热外感,伤风感冒可就不妥了,谬矣哉,谬矣哉!”


主人很窘,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位中国客人。


这是发生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的事情。清政府的洋务派李鸿章,作为皇帝的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访问英国,在伦敦,自然是上宾款待,优礼有加。如果说对他那套袍子马褂,翎子顶戴的穿着,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还能忍受的话,对他那种万邦皆臣于我的思维方式和颐指气使的官僚做派,肯定就看不惯了,但洋人利之所趋,还是想办法巴结他。因为,日不落帝国和沙皇俄国,都想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李是个用得着的关键人物。所以,英国政府想尽办法,在他前往庆贺俄皇加冕以后,特地派船到克里米亚去接他,一路军舰护航,到达朴茨茅斯,于礼炮声中登岸,这也是大英帝国生怕俄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才到底把李鸿章请去伦敦一游的。


记得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其中描写了李鸿章到俄国后,在彼得堡参观博览会时的一个小镜头。这位洋务派居然呸的一声,在大庭广众间,在前呼后拥中,随地吐出了一口痰。高尔基虽是革命的进步作家,但他对中国的看法,也还摆脱不了西方人的偏见。一直到如今,还是有些外国议员,总是想办法挑你的不是和不足,糟蹋中国或中国人。所以,高尔基在作品中使用了这个细节,不过是余风所及。但这件事在我国并未太传开,知者甚少。而知者甚少的原因,正如鲁迅先生在谈照相的文章里指出的,为什么中国人到照相馆拍照,非要有一只痰盂放在脚下?这说明中国人气管里多分泌物,随时都吐,吐成习惯,李鸿章这一口痰,也就不以为奇了。


但李鸿章到英伦以后,却有许多不知是真还是假的演义,流传下来,成为趣谈。据说,英国绅士们在餐桌上的礼仪极多,譬如吃烤鸡,原来是不允许用手抓来吃的,先用叉按住,再用刀一小块一小块切割下来,然后,把插在鸡身上的叉子抽出来,戳上一块鸡肉,送进嘴里。老实说,这种相当繁琐的吃法,并不可取,而且,在光滑的盘子上,肢解这只滚来蹭去的淋过油的烤鸡,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要比刘姥姥用象牙筷夹鸽子蛋还费劲。李鸿章不听洋人这一套,毫不客气地就用手抓起撕来吃。在座的主人和陪客,都是戴着莎士比亚式褶领的文明人士,面露愕然之色,不知所措。一是出于礼貌,一是出于对贵客的尊敬,大家也就照方抓药,仿效李鸿章先生吃鸡的方式。开了这个先例,从此英国人在餐桌上吃鸡的时候,就得到了解放,可以直接动手而不必使用刀叉了。还有一件笑谈,也是有关饮食的。据说,这位大臣,在伦敦做客期间,上顿下顿的西餐,吃得很不耐烦了。官居相国的李鸿章,与明朝那位宰相张居正同好,每天给他上二十几道菜,他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皆喜美味佳肴,皆有一份好口福。那时,伦敦还没有中国人开的餐馆,不像现在,中餐走向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开的馆子。于是,李鸿章就让他带去的厨子,将用来做西餐的各式原材料,统统烩在一起,给他送上来。当那些陪同他的英国官员,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鼻香味,忍不住馋涎欲滴,就向通事打听,这是给李大人做的一道什么菜?回答说,不过是杂碎而已。然后李氏示意,非正式场合,请他们无妨入座,把这些老外,一个个吃得舔嘴咂舌,赞赏不已。据说,后来英国的饭店菜单上,就有了名叫“李鸿章杂碎”的一道菜目。


有一年,我到英国,走了几个地方,吃了一些饭店,却从来没在菜单上看到“李鸿章杂碎”,颇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或许要到更高级的餐厅,才能点到这道名菜;或许压根儿就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演义。但我通过李鸿章的这些趣闻轶事,不禁想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种传统的不同,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别,好坏之分。外国的,就一定好,中国的,就一定不好;洋人说的话,就一定高明,中国人说的话,就一定人微言轻,我是不大相信的。


某些先生脑海中的这种思维定势,一定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很大程度上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屁股由于落后挨打得太多,所形成的精神上的自我矮化现象,一下子先矮上半截。所以,也就难怪阿Q一见假洋鬼子的文明棍,脖子就不由自主地缩起来,准备挨揍。


妄自尊大,不能提倡;妄自菲薄,也大可不必;数典忘祖,那就更不应该。东西方文化都有它自身发展变革的过程,凡落后的民风民俗,陈旧的陋规恶习,抵制文明的野蛮行径,杜绝开化的民族惰性,都会在时代的进步中或快或慢地改变过来。李鸿章在彼得堡的博览会的那一口痰,受到高尔基的讥诮,其实,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也许并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时,中亚地区早就有了公共澡堂的卫生设施,可那时的欧洲人,连厕所的概念还没有呢!


因此,我常常怀疑那些吃了太多的洋杂碎,而食洋不化的“精英”之类,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时那一脸的鄙夷和不屑,离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西崽相”,离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相”,到底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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