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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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作为德川将军们控制制度的一部分,他们的阶级关系仪式化和形式化达到很高的程度。在阶级结构的顶端分别为天皇和将军,即君主和统治者。将军们维持这样一种虚构的说法,即他们之所以进行统治是因为天皇将权力授予了他们。事实上将军们利用了天皇的精神上的权威,而实际上天皇在大部分德川时代毫无实权。直接在将军们下面的是大领主,即大名,这些人在1868年王政复古前夕有二百六十六名。   其余部分的人口正式划分为四个阶级(士、农、工、商结构):武士(即士兵)、农夫(即农民)、手艺人(即制造者),以及在底层的商人。在这

作为德川将军们控制制度的一部分,他们的阶级关系仪式化和形式化达到很高的程度。在阶级结构的顶端分别为天皇和将军,即君主和统治者。将军们维持这样一种虚构的说法,即他们之所以进行统治是因为天皇将权力授予了他们。事实上将军们利用了天皇的精神上的权威,而实际上天皇在大部分德川时代毫无实权。直接在将军们下面的是大领主,即大名,这些人在1868年王政复古前夕有二百六十六名。

其余部分的人口正式划分为四个阶级(士、农、工、商结构):武士(即士兵)、农夫(即农民)、手艺人(即制造者),以及在底层的商人。在这四个大类之下,进一步还有“低于人类的”身分的划分,这些人被排除于社会之外,甚至不适于列于正式的类别。这些集团包括“非人”和甚至地位比“非人”更低的贱民。

在封建政权下,政治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幕府和贵族手中,而经济权力则日益转入资产阶级之手。因此,不但将商人的位置安排在武士之下而且也安排在手艺人和农民二者之下的正式阶级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关系日益紧张。就在1868年王政复古前夕,大约十六分之十五的国家财富据说是在资产阶级手里。

德川时代人口到底有多少,是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一段时间人们广泛认为在德川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人口数字实际上是停滞的。现在看来在整个德川时代人口数字更可能是有所增长的,即使是相当缓慢和相当不平衡的。截至1852年,人口总数是在二千九百四十万到三千二百万之间。紧跟着王政复古以后,即1872年,有收益的就业人员总数为一千七百三十一万九千人。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阶级划分:“每一个社会阶级,以及其中的每一细分的阶层都有自己的包括服装、礼仪和行为细节的规定,这些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违者受罚。即使按照封建缺席的标准来看,其刑法典也是很严厉的……;德川幕府用一切办法强调差别,即强调一个阶级与别一个阶级相对的上级或下级”。



贵族


紧接着在大领主的小集团之下的是通称为武士即士兵的阶级。形式上,他们是大名的军事方面的家臣,靠领主发给的大米年俸生活。德川幕府强制得到的和平使他们丧失了从事军活动的机会。

因此当时的社会负担着一个庞大的寄生阶级,这个阶级的地位极其接近这一结构的顶端。在王政复古前夕,武士们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为数约有二百万人,这是一个比欧洲封建社会更大得无可比拟的封建阶级。的确,日本每一单个的藩所有的武士,其数目比英国骑士的总数还要多。

日本贵族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同生产资料的关系,特别是同土地的关系。日本与欧洲不一样,封建力量不是以直接拥有土地为基础,而是基于大米的收入。大名坐镇某个城堡市镇来管理他的藩。他和他的武士就住在这个城堡市镇中,武士人数约占一般城堡市镇人口总数的一半。封建阶级与土地的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结果,是经济制度的商业化。德川时代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商业革命”。因此日本的统治阶级,基本上比封建的欧洲或封建的中国的与它对等的统治阶级,处于微弱得多的地位。在中国,保持了极重要的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财富的平衡,而在日本,一般说来则破坏了这种平衡。武士的地位往往同真正的经济力量极不相称。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脱离了财富源泉,即脱离了土地。这就使他们变得极为脆弱。

但是,部分由于这种情况的结果,贵族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发展成为一种官僚政治。封建主义尽管实质上是分裂的,可是为了力求将无政府主义减少到最低程度,也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倾向。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中央集权和分散政权结合起来的现象,其特点在于,一方面是江户的德川幕府精心搞出来的官僚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是个别大名统治下的许多地方官僚政治机构。后者是来源于每个封地的中央城堡市镇,它们是庞大的和复杂的,因为要对整个领地的行政和与江户的关系二者负责。这种贵族统治和官僚主义化既有助于在阶级结构内部提供某些微小的灵活性(由于必需找到有能力的管理者所造成的),又创造了一项条件来进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比较平稳的政治过渡。

这种官僚政治机构之得以巩固是同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武士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阶级,武士靠剥夺别人艰辛劳动的果实过日子。其他阶级从武士那里得不到任何合法的补偿。而后者往往是残酷成性和极端自私自利的。“他们在社会上的功能,主要是威吓老百姓,在封建统治阶级日益加强其对普通人,特别是对农民的剥削政策中,起一种明显的代理人作用。”逍遥自在的武士如果不够严酷的话,是要受到处罚的。

在另一方面,武士把自己当成是社会上有文化的领导者。经过几百年的和平时期,他们在军事上的作用逐渐削弱。其中许多人已经完全不是士兵了。作为企图保持封建统治的一部分,德川政权歧视资产阶级文化。贵族的能乐(能乐,伴有合唱和乐队的古典抒情剧。译者注)比起资产阶级歌舞伎来,享有特权;禅宗文化主要同尚武精神和高压手段结合在一起转而反对手艺人和商人。日本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对文化的领导权,这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象在英国一样)对封建主义完结之后的资产阶级,硬性规定压制性的文化标准所取得的成就上可以看出。

最近的学术论著,特别是美国的,论证说武士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社会阶级。这一类著作中的大部分是针对日本权威学者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是针对E·H·诺曼的先驱著作的。这种论证的攻击中心乃在详述武士内部等级区分的激增。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名倡导者艾伯特·克雷格指出:“例如,在长州,‘在士’即武士这一阶级内部有十七个等级或阶层,而‘在座’即士兵这一阶级内部则有二十三个等级或阶层。在这两种区分中的每一种区分之内,都有一定限度的流动性,而在两种区分之间则几乎一点也没有。”这样详细的分析工作是极有价值的;它表明以往为人们所接受的把武士简单地划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是站不住脚的。包括对地位(士和座以及这两个集团内部的区分)、地区(例如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分)和在某一个藩内部城乡贵族之间关系(例如,萨摩首府鹿儿岛的武士与萨摩内地的武士比较起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集团)的垮台,需要高度区别的分析。但是克雷格、詹森和其他人的详细著作仅仅表明在武士阶级中有很细致的内部区分。这种著作没有表明武士并未形成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说的阶级。显然不仅武士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单独的集团,而且赋与他们以有别于低于他们的各阶级的明确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特权的德川幕府首脑们也这样看。



资产阶级


町人(资产阶级)虽然在形式上居于阶级阶梯的最低一层,可是实际上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比农民过得好些。尽管几乎完全削减了对外贸易,可是在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幕府所强迫别人接受的内部和平,却对经济起了促进作用。庞大的贵族阶级获取国家的剩余物资是通过这些人之手的习惯于游手好闲的生活,城堡市镇的修建,以及江户人口的激增,都为进一步使町人富裕起来创造条件。

日本资产阶级最明显的具体特征是它的纯粹国内性质。商人阶级自从十七世纪初期被断绝进行海外贸易棗这在其他各国是资产阶级的生命线以来,就丧失了使其在西方社会里获得相对自主权的那种基础。由于不让资产阶级向外发展,闭关自守就加强了这个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从地位。

同工业革命前夕法国和英国的强大商人资产阶级不一样,德川时代末期日本的商人阶级是同当时的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法国和英国商人的力量不是不受国家政治制度的支配,可是他们却坚定地以国际贸易为基础,因而从各自国家国界之外的来源获得了力量。日本商人则与此相反,是完全通过操纵国内的经济结构而在经济上变得强大起来的。

到十八世纪末为止,江户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很大的城镇散布在全国各地。这些不是标准的“资产阶级”城市,而是政治军事的建筑物(就象在中国的一样),是聚居着大批武士和食客的行政中心。这和本文的模式有所不同。武士是不许同土地发生关系的,并且不许从事商业活动,可是他们却获得大部分农业乘余产品。交替参觐既直接促进江户的扩展,又迫使大名及其家臣花费庞大的经费来支付来往江户的旅费和维持在首都和在他们自己封地的相应机构的费用。虚荣和势力的铺张更增加了支出。商人日益被吸引到城堡市镇和江户,因此也就依附于封建政权的中心。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商人获准组成行会,许多商人兴盛起来,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晚期尤其如此,资产阶级兴隆的中心是大阪市。截至王政复古时期,大阪商人已逐渐控制了全国百分之七十的财富。大阪的繁荣主要是基于交替参觐制度:大名把贡米换成钱来支付参觐费用。在别的地方,商人既作为发展中的城堡市镇与乡村之间的中间人,又人经过武士之手的剩余大米的商业化而兴旺富裕起来。在德川时代结束之前,有一半或者“也许将近三分之二的〔农〕产品是以这样或那样一种形式在市场上销售的”。商人和商业金融家控制着剩余经济的商业化,因此逐渐执行起中央银行的某些职能。“他们不仅控制大阪及其郊区的信贷系统,而且也控制着所有日本的主要中心城市的信贷系统。”按照克劳库尔的说法,他们变成了“半武士”,在某种情况下领取了象小大名那么多的俸禄。商人由于借给封建贵族贷款的利益收入而兴盛起来。

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仍是封建社会,低于武士的阶级没有政治权利。根本没有代表町人的组织机构,也完全缺乏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律概念。“哪怕是那些最强大的商号也没有受法律保护的传统,使他们可以不被政治当局赖掉债务、强征税款和甚至没收其全部财产。”在西方入侵之前,日本连一个律师也没有,这种情况表明德川贵族统治的性质极为严厉,而且表德川封建制度使政治力量一方面同政治“地位”分离,另一方面同经济力量分离所达到的程度。商人由于没有对外贸易可做,被迫转向内地经营农村贸易,从而他们在被压迫的农民和进行压迫的贵族之间建立了一种地位,十分象是后者代理人的作用。甚至在更为强大的城市商人的封建政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农村商人就已得到了程度大得多的自主权。这些农村商人更了解,也更同情农民的不满。他们客观的阶级利益并不一定在于维持现存的封建秩序。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方侵入和1867年到1868年明治王政复古之间的关键时期,“胆怯和依附于过去”的城市行会商人与“抱有进取心和新观点”的农村商人之间的真正决裂变得明显起来。

实质上,城市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在明治王政复古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集团。“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商人的利益变得极其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伤害一个就必然会伤害另一个。”大部分资产阶级同将军政权(幕府)的部分一致,以及封建政权得以保持垄断政治与法律的权力,对于解释在倒幕运动中大体上没有资产阶级,特别是没有城市资产阶级参加的现象,是大有帮助的。

简言之,德川时代把保留封建生产方式和迅速扩大资产阶级对资本积累的控制结合起来。那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商人同封建政权的斗争时期。不仅资产阶级依附于贵族,而且幕府尽管在形式上对经济的商业化采取敌视的态度,而在某种程度上又不得不让商业发展,因为这对政权的运转是必要的。幕府只不过尽力使商业限制在由内部控制的政策考虑所决定的某种范围。

封建政治控制的制度在每一方面都直接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国内贸易和金融并同脱离土地的寄生贵族联合在一起的城市资产阶级,在日本早期的和占支配地位的农村工业化棗这标志着整个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特征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同时,如诺曼所强调的,将军和当地大名利用政治权力把垄断合同分配给特权商人和金融家(幕府在被准许的有限外贸的范围之内,大名则在他们自己藩内操纵特许权),“在日本工业化的历史中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加强了国家补助的趋势。”对资产阶级活动有计划地加以限制,就使国家能于整个德川时代运用垄断作为一种控制工具。这加强了国家与工业之间沿着垄断这条路线发展的关系。为这种垄断结构效功的权益,也在巩固以高度剥削工人为基础的资本积累体系方面加强了统治集团:“也许稳定时期〔即德川时代后期〕所起到的最有意义的作用,是把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及其在收入方面极不平等的现象深深地铭刻在日本的身上。”

而且,由于当时盛行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所加的负担,日本的农村工业,不象刚刚在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西欧国家那样,它没有强大的足以从商业资本的控制下赢得独立的地步。高桥写道,“日本有农村工业家不能压倒以封建领主对金融和军事的要求为基础的具有特权的封建领主的制造业(即封建权力和商业资本共存共荣)。恰恰相反,乡村工业终于被统治组织体系所并吞”。换言之,城市资产阶级的贵族和贵族集团,虽然由于政治原因阻碍工业的发展,但是对资本积累的过程仍然保留了足够的控制,借以在发生政治革命的时候收买更有进取心的农村企业。在这种情况后面,存在着具有决定性的事实,即已经确立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榨取实物的封建地租妨碍了自由和独立的农民阶级的发展。而处于后来的工业结构的后面和下面是正是这样封建农村结构。

最后,日本两个半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就确已存在的那些商务上的接触,是抓在贵族手里的。在十九世纪中叶这是特别重要的,当时正是西南藩贵族在累积外国技术和技术人员,这样就使他们自己在整个国家“开放”以后能够在工业中向前跃进。在西欧,国与国之间的许多接触一直操在资产阶级、商人和海盗手中,这就把那个阶级放在对外关系的最前线了。可是在日本,对外商业关系一般很缺乏,这意味着重建触的过程主要是一个政治性的过程,这把差别待遇的权力意义深长地留在贵族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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