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禁男妓:切阳具堵肛门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

唐人对男风的态度,大抵是不提倡不支持不鼓励。

我们在前文说过汉代的宫廷已经出现女同性恋者,到了唐朝,由于国泰民安,宫女越进越多,据《新唐书·宦者上》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

如果按当时人口比例换算,则全中国平均每600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宫女。可见白居易所谓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并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反而是大大地低估了。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除了清朝规定宫女一旦年满22岁即可出宫,准其择配之外,其他王朝都将宫女禁闭至老死。偶尔的例外无非是久旱不雨,皇帝才大发慈悲,将宫女放出以求得阴阳感应之效。

深锁深宫的寂寞愁苦,往往成为文人笔下动人的辞章。元稹的《行宫》中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则写道:“……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可是宫女的性寂寞与性苦闷又岂是诗词可以安抚的?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就会逃离这“见不得人的所在”。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宫,随同出游的一批宫女便“皆淫奔而不返”。

但这种机会有如中奖,不可能人人都那么幸运,因此多数宫女只能在默默忍受的同时,寻找其他方面的慰藉,不是和太监结成“对食”或“菜户”,便是用手或工具进行自慰,而最普遍的还是发展成女同性恋者。古人称女同性恋为“磨镜”,并非是将阴户视为镜子,而是女同性恋者亲热时,身体相近似,彼此互为影像,有如镜中之人,相切相磋。或者一人女扮男装,在腰间系一假阳具和对方进行交合。

每个文明形态可以说都有从性放纵收紧为性禁锢的过程,而性禁锢到了极限,则道德规范因干预个人私生活空间太多,变成虚伪的教条,沦为摆设。这从世人对男风态度的演变也可管窥一斑。以华夏文明为例,进入宋朝,性禁锢风潮兴起,然而到了明末则出现一次强而有力的反弹。

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就文化成就而言,可以说把华夏文明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它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比如“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进入公共道德空间,成为法律之外的无形绳索,使得私人空间再无自由可言。因此明代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曾下过如此断论:“男色之兴……(因)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

既然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不被宽容,则同性恋者的情欲遂降低为纯粹的低级的生理发泄, 造就了营利性男妓的蓬勃兴盛。五代至北宋人陶谷撰著的《清异录》就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

随着整个社会对男色活动的自觉抵制,政府也开始介入其中,对男风充斥的现象进行打击,陈师道写的《萍洲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显见从事男色活动是公认的非法行为了。

官府更贴出“禁男淫文”之类的公告,用威胁和恐吓的语气宣称要对男妓采取措施,如“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说白了,就是要把男同性恋者的阳具切掉,再把肛门堵上。

不过山高皇帝远,京城法网严密,但其他地区的男色色情业放纵如旧,以至于周密在《癸辛杂识》感慨地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

相较于宋朝对同性恋者的管制,与之对峙的北方政权则相对宽纵,在某些时期, 妃嫔与侍女之间的同性恋关系甚至是公开的。比如《金史·海陵纪》载:“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阿里虎与之同卧起,如夫妇。”

宫中有一位厨娘三娘看不惯阿里虎的作风,向海陵帝告密。不料海陵帝自身就是一荒淫之主,哈哈一笑不以为意。

——宋代妇女的地位

在宋代的人情风气之下,社会舆论要求女子守节的远远少于要求改嫁的。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女性的形象也不是“天然”的,而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以某些人群为主导、出于某些目的、经由某些过程而刻意建构起来的。

现代人似乎都认为,由于宋儒万恶的口号,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整个宋代的妇女都掉入了无比黑暗的深渊。

事实上呢?读者知道我肯定要说并非如此了。然而,我的说法是有依据,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只是根据几句口号就望文生义、信口开河。

确实,当文明高度发展之后,整个社会的形态往往会出现向男性和男性家族为中心的倾斜。甚至有些女人死后,其墓志上写的都是某人妻、某人母,而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这当然是最坏的情况了。

而另一种情况呢,则是对女子进行最强烈的精神禁锢。在这一点上,不论西方东方都一样,莫过于对女人强加以各种各样的贞节观念了。

但是从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所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宋代妇女的贞节观和唐代妇女没有什么不同,依旧是守节和再嫁并存。

先说再嫁。有人要说了,不对啊,就以北宋九朝而论,公主共80人,但是再嫁的寥寥无几。这是因为除徽宗34女外,其他46位公主有23位未嫁而卒,而剩下的还有几个出家为尼,又有十几位下嫁公主者很早就去世,所以宋代公主再嫁的确实很少。

到了南宋,仅有7位公主,而出嫁的只有理宗一女,其他诸公主没结婚就去世了。所以呢,要讨论宋代妇女的再嫁问题,像唐代一样列举公主再嫁的人数比例就有点行不通了。 www.lishila.com 历史啦网站

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宋史·宗室传》上的记载:

汝南王允让曾奏:“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

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以上,即许为婚姻。熙宁十年(1077年),诏宗妇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追夺而乞与后夫者,降一等。未几又诏宗女不得嫁曾娶人者,再适不用此法。

贵为皇族宗亲的女子们作为天下的表率,应该在夫丧之后守节。但是在当时的“人情”的影响下,却屡屡做出了调整。

而关于民间的妇女改嫁,最能反映出社会态度的,则是元祐年间苏东坡给朝廷上的一道奏章,这道奏章的题目是《乞改居丧婚娶条状》。苏东坡在上面说:

臣伏以人子居父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嫁娶要有适时从宜者矣,然不立居丧婚娶之法,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去上条,稍正礼俗。 历史啦 www.lishila.com

这道奏章最终被朝廷批准通过,使得贫困妇女的守丧期一下子从二十五月(三年)改为三个月(百日),而男子则依旧要遵行三年之守,在三年之内不得娶妻。可以说,这是对妇女权益的极度重视了。而即便是这“百日之丧”,如果有的妇女因为贫困而不能坚持,朝廷也没有追究。南宋理宗时期汇集法律判决文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便记载了一名叫阿常的妇女,不到百日之内“自钱而徐,自徐而张,至于三矣”的事例。

同样是这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其中还有很多宋代妇女改嫁的案例:

徐氏乃陈师言之继妻……师言死,徐氏自将夫业分作五分……今既不能守志,而自出嫁与陈嘉谋,则是不为陈师言之妻矣。□(卷九《已出嫁母卖其子物业》)

徐二初娶阿蔡为妻,亲生一女六五娘,再娶阿冯,无子,阿冯带来前夫陈十三之子,名陈百四。□(卷九《鼓诱寡妇盗卖夫家业》) 叶四有妻阿邵,不能供养,自写立休书、钱领及画手模,将阿邵嫁与吕元五。□(卷九《婚嫁皆违条法》)

总之,妇女再嫁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在士大夫阶层中,妇女改嫁也是比比皆是,比如倡导妇女守节的程颐自己作为一族之长,也没有禁制住自己家中的侄媳改嫁。又如以主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而名垂青史的丞相苏颂在的妹妹,先嫁给一个叫做吕昌绪的人,三年之后守寡,又过了四年,再改嫁给另外一个人。

当然,在这里我也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会因为宋代妇女改嫁现象的普遍就得出结论,认为宋代的社会风气是不在乎守节。其实,从整个主流文化来说,宋代社会还是倾向于褒奖贞节的。

如宋人郑獬所写的《崔夫人墓志铭》中的崔氏,“初归大名孙君,君……气义喜侠,尽耗其家赀,夫人未尝靳一毫,及孙君卒,夫人孤居益贫,挈二稚儿入京师,依姨氏,久之,姨又卒,夫人抚二儿以泣曰:‘吾不忍儿之无以毓也’,乃再归于高密赵君”。这位崔氏呢,最初是有守节的打算的,但是因为家境的窘迫不得不改嫁。这里作者语气平缓,并没有任何指责的意味,但是也未做太多的评论。

而沈与求的《朱夫人墓志铭》中的湖州朱氏,嫁给“同里潘侯师仲……潘侯卒时,夫人盛年,既终丧,宜改适,夫人闻之恸绝,自誓弗许……遂嫠居三十年”。沈与求就评价说:“夫人志节终始,凛凛乎不可夺,烈丈夫有愧焉。”

总体而言,在宋代的人情风气之下,社会舆论要求女子守节的远远少于要求改嫁的,就算是女子本人坚持守节,也常被家人所左右,父母所夺志。

那么这里读者就有疑问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宋代女子守节的还有那么多呢?我个人觉得,这属于一种惯性,一种文化上的惯性。自从进入父权社会之后,男尊女卑的思想经过多年的层积,它已经变成一种类似风俗的东西,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人的思维意识里头了。

男尊女卑在现代看来当然是不合理、要不得的坏思想,但是在古代则不然。仅仅以战争而论,强而有力的男性显然更有优势;而从整个古代社会分工而言,女性的地位不高也有其自然的因素存在。我们当然不能说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合理的,但是,在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下,男尊女卑确也是自然而然、无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在下面,我还要花点时间谈一谈宋儒眼中的女性地位,希望读者原谅我的唠叨。

——唐代与宋代的女性哪个地位更高

妓女的地位提高了,所受的歧视也就少了, 所以能够出席很多大型的社会活动。 关于宋代女性的地位问题,我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有个朋友问我,宋代与唐代相比,到底哪个朝代的女性更幸福一些?

首先要说的是,宋代和唐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它再也不是个贵族社会了,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市民社会。打个比方说吧,宋朝的宰相完全可以和普通市民在同一个澡堂子里洗澡,而在唐朝,嘿嘿,这事连想都不要去想。

市民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政府对民间的事情干预和管制不多。而在贵族社会,比如汉代,几个老百姓聚在一起喝酒都是违法的,在不是国家的节日里吃肉也是违法的。唐代的情况虽然好了很多,但是从唐律里还是可以发现,政府实在管得太宽了,而且所有的法律基本上都是为贵族量身定做的。比如对妾的地位,唐律规定:“妾乃贱流”,“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就是说在家庭之中,倘若将妾升为妻,两口子都要被判刑一年半。并且不要以为服完刑就完事了,没完,两口子还要被迫离异。总之,妾就是妾,永远是贱流,永远是下等人。

下等人永远是下等人,很自然的,上等人就永远是上等人,贵族就永远是贵族了。除此以外,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法律条款还有奴婢“当色令相配偶”。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奴仆婢女只能和奴仆婢女通婚, 不光自己要一辈子做奴,连自己的子子孙孙也要世世代代地“奴”下去。与此相反,到了宋代的《天圣令》,这些法律都被废弃了。 历如果这还不能算是最能体现宋代女性地位提高的直接证据,那么我们就再谈谈妓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吧。

在唐代,官吏公然狎娼,官妓、营妓的命运尤其悲惨,根据律法,有时候长官杀害营妓也是无罪。但在宋代就行不通了,宋朝龚明之所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宋朝),必以罪闻矣!”从这条就可以看出,妓女的命运已然和前代完全不同了,即便是官妓,也不是官老爷随便就可以玩的。

妓女的地位提高了,所受的歧视也就少了,所以能够出席很多大型的社会活动。《梦粱录》上说:“及顾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车行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可见民间结婚风俗仪式乐于请妓女们庆贺,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现在很多人迷恋所谓盛唐,抨击宋代太弱了, 这其实是不了解历史的表现。大唐之盛其实不到一百年,其他的时间,中央完全被藩镇耍着玩,其间老百姓所受的苦,简直是无边无际。盛唐论者最喜欢提版图疆域问题,但真论起实际控制的地盘,唐朝是完全不能和两宋相比较的。

这些年来,宋代的弱被过分强调了,而它的强总是被忽略,这实在是不应该啊。其实一个社会强大与否往往取决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地位是否平等,而所有平等之中,最基本的则是男女平等。那么在宋代,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宋代人对母亲的尊敬。我们不妨先从帝王之家说起,因为在古代,帝王之家的所作所为,即便是最微小的变动,也会对民间产生长久而持续的影响。

宋代是历史上太后垂帘听政最多的一个朝代。北宋从真宗刘后垂帘开始,先后垂帘的有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而南宋则有宁宗杨后、理宗谢后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宗高后,她秉政期间,历神宗、哲宗两朝,因其对国家的贡献巨大,以至于被誉为“女中尧舜”。这可是以前各代的女主从未享有的称誉,即使是自立为帝的武则天,也没能在史书赢得这样的评价。

总之,宋代的垂帘听政可谓是成为了一种传统。由于有这么多女后秉政,所以宋代同情女性、理解女性,对女性以独立人格、主体价值的认识和人道的关怀, 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普遍思潮。我们可以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天圣八年(1030年)戊辰条的记载,看到这些女后们在保护女性地位的努力:“戚里有殴妻致死更赦事发者。太后怒曰:‘夫妇齐体,奈何殴致死耶?’……”

帝王之家如此,那士大夫之家的情形便大可想见了。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的名句,以及专门写出来悼念和怀念已亡母亲的文章,在宋之前凤毛麟角,而在宋代则是比比皆是了。

尊母当然可以解释为封建家长制在宋代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不过这一发展显然对女性地位的提高很有利。那么母权高涨是不是意味着女权也能相应成正比地提高呢?下这样的结论可能就比较冒险了。我个人觉得吧,女性地位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她社会地位的提高,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往往取决于女性对家庭财产的处置权和支配权,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女性则必然要有自己的独立职业。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详细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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