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痛:割在袁崇焕身上的3543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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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10.itiexue.net/1452/14524642.jpg[/img] 袁崇焕 上古者 武丁王及其妻妇好(武丁生前,妇好主动参与战事,倾力协助武丁,武丁死后,妇好承继其战功,更加发扬光大,商朝的中兴,其功不可没) 中古者 武帝刘彻及卫青、霍去病,摒弃耻辱的和亲政策,前后七征匈奴,使得胡马不敢度阴山、匈奴妇女无颜色,终血汉初以来国耻,确保了后世汉朝四百年基业的安定,祭出空前盛势之中国,“汉族”由此成名。太宗李世

一个民族的痛:割在袁崇焕身上的3543刀(图)

袁崇焕

上古者

武丁王及其妻妇好(武丁生前,妇好主动参与战事,倾力协助武丁,武丁死后,妇好承继其战功,更加发扬光大,商朝的中兴,其功不可没)


中古者

武帝刘彻及卫青、霍去病,摒弃耻辱的和亲政策,前后七征匈奴,使得胡马不敢度阴山、匈奴妇女无颜色,终血汉初以来国耻,确保了后世汉朝四百年基业的安定,祭出空前盛势之中国,“汉族”由此成名。太宗李世民,开疆拓土,战突厥、却吐番,开创华夏盛势景象,至今国人归故里称“汉人”,出海外称“唐人”,以之争逞民族精神。

北宋抗金名将岳武穆,呼应太行山数十万抗金义军,数破金军,而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虽身死风波亭,其爱国精神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打造出亿万“武穆”式的民族英雄。

近古者

明成祖朱棣,在朱棣郑和君臣时代,以大明之盛而有七海之航,大明天威远播四海,横扫亚非大陆,声威远在元朝之上,而致无人敢侧目大明远洋海军(一路扫荡东南亚海盗流寇及沿途不臣服之国,绝非现在所宣扬的和平贸易往来,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外交之旅)。朱棣以夺嫡之嫌窃居君位,然终其一生中,曾五次亲征北元,最后竟累死于征伐途中,在明朝的沉重打击之下,强大的北元后分裂为瓦拉和鞑靼,最终元气大伤,丧失了威胁华夏中土的能量。此等明主,他不夺嫡,我也会逼他夺嫡。

平倭大将戚继光,出身抗倭世家,承武士门风,痛恨明军腐败,遂另起炉灶,招募沿海为倭寇所患之流民,独手创建“戚家军”(其后世子孙亦承其志,终世投身于抗倭斗争中)。广筑海长城,创鸳鸯阵法,外则主动出击倭寇盘据的海外离岛,内则清洗严惩勾结倭寇的奸商,书下“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并留下兵书传之后世。在戚继光及其家门子弟和部将的倾力打击下,为害明朝多年的日本南朝流亡倭寇之乱,最终得以消弥,确保了大明海疆和百姓福祉的安定。

辽远总督袁崇焕

从感情上讲,在我心目中,袁崇焕是最值得宣扬的战神,以其文官出身(曾国藩也是,但是属于镇压民众的刽子手,对内镇压是能手,对外抗敌则是软蛋),却韬略激荡而胸藏十万甲兵(北宋范仲淹也曾以文官领军征讨西夏,强悍的西夏军竟不能挡,自视甚高的西夏王元昊称其胸藏十万甲兵、韬略过人,视其为心腹大患,但范仲淹却以其孤傲而备遭排挤,不久即被贬官流放,虽身怀大志却不得伸,不过登楼临水一叹,且把胸中韬略激荡沉寂于眼前死水微澜,只将接天碧波万顷升腾为笔下书愤淋离,只留下《岳阳楼记》余世,终其半生只能是泛舟湖上、终老山林,与袁崇焕的坚忍不拔、隐忍伸志相比,范仲淹的过于孤傲、不和与世,导致其报国之志只能是空谈。

须知明朝军队外出作战,向来是太监担任监军随行,基本上讲就是天天在一帮阉党的裤裆下面钻来钻去,凡事都要唯太监马首,要“早请示、晚汇报”,否则动辄就是上纲上线扣帽子杀头贬官,而崇祯皇帝尤其多疑,喜好刚愎自用,满朝的文武大臣不是杀就是贬,没有一个能顺眼的人,基本上换了几波人,以致人人自危、无人敢言,崇祯一生中只相信的就是身边的一帮内待太监,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决死报国的毅力,象范仲淹那般孤傲,袁崇焕绝对坚持不到第二天日出,只能是有头睡觉、没头起床。

袁崇焕投笔从军之时,已是内忧外患之世,明朝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已是千疮百孔。以其文弱之身,上事自用之昏主,朝野又遍布奸党压制清流,居然能在乱世上崛起,投笔从军而重整山河,收关外流民,铸金城汤池,整老弱之师,引十三门佛朗机巨炮(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果敢从国外引入新式武器),击一代雄主努尔哈赤于马下(致其不久伤重不治而亡),却皇太极十年徘徊于关外,而不能奈何。数十年间纵横辽东,而无人能敌。以明之积弱,与汉唐之强盛相比,袁崇焕能有如此功绩,远非卫青等人堪比。

虽终陷于范文程反间计得逞,可恨朱由检一小儿昏主,自毁长城、自废武功。自袁崇焕死后,山海关内再无人能堪此大任,终致大明国破族亡。只要范文程阵前一句话:你们只要看看袁崇焕是何等下场?便致诸明军大将下旗称臣,倾刻间三军俯首。

公元1643年,李闯攻入北京,朱由检急命崇焕手下大将吴三桂入京勤王。然吴三桂坐拥八万关宁军(为明军之最精锐武装),却按兵不动,只等明朝灭亡(并非为吴三桂平反)。崇祯皇帝上吊于煤山前,身边只余一名太监陪同。要怪,只能怪崇祯自己。

当年李自成屡战屡败,只余百人而遁入车厢峡中时,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之下,闻陕西、河南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而官吏仍横征暴敛,以“辽饷”为最重(即征讨辽东之军费,实际上根本没有用在征辽上)。于是李闯大喜过望,一拍大腿之下大喊“机会来了”。此后数月,李闯军一路收容饥民扩军,由百人迅速扩充至五十万余,最终成了气候。最终当李闯军攻入北京城,打开崇祯皇帝的银库时,李自成惊呆了,天天在喊穷的崇祯皇帝,根本不穷,征来的“辽饷”都躺在了仓库里,直堆到了天上。

“崇祯跌倒,自成吃饱”。如果这些银库里的银子都用在了征辽上,恐怕袁崇焕早就横扫关外,一直打到韩国釜山了。须知袁崇焕是省吃俭用、到处筹措,才积攒了少许银两,跟葡萄牙换来了13门佛郎机巨炮的,如果崇祯扫扫仓库底,恐怕都能让袁崇焕屁股流油了,何必到处去化缘,只需买来百十门佛郎机,管叫不识热兵器厉害的努尔哈赤蛮子全军履没。而正是这13门辽远城墙上的巨炮,让努尔哈赤辛苦一辈子积攒起来的军事家底,几乎全部拼光了。实际上传到皇太极手中的,已经是个烂摊子,重新白手起家的皇太极无奈,最终选择了重用范文程等汉族文官,于是就有了硬的不成软的来,就有了近乎弱智的“反间计”的再度出现。

公元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华夏山河再遭劫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尸横如山之下,没有人记得袁崇焕。直到清帝三世后,乾隆皇帝再度翻开明史,感慨其报国之忠、功业之伟、身世之悲,遂公开此间内幕。世人方知崇焕乃华夏民族真英雄也。

史传:明朝法度严明,有“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一说。明太祖朱元璋感觉重罪的刑罚不够重,比如“凌迟”一刑。古之法度,凌迟有六六三十六刀及360刀两种,多以简单取36刀结果性命,即六六三十六个洞之说。。而要刮360刀,则需要用渔网网住人,取刀一片片的将从渔网鼓出来的人肉割去,直至360刀人断气为止。而朱元璋仍感觉不够,觉得至少要刮3600刀才够解恨,但当时的刽子手,没有一个能做到,因为刮不到那个数,人就已经死了。后来擂场比武,终于有一个最优秀的刽子手,整整刮了3543刀后,离3600刀还差57刀的时候,这个骂声不止的犯人终于断气了,创造了当时的大明律最高纪录,于是《大明律》后来有了新规定:凌迟最重之刑,要刮3543刀,而这个纪录,后来再无人能打破。

明史载:崇焕行经法场前,刽子手一刀一刀的割下其肉,沿途百姓极痛恨辽东靼子,而更恨汉奸行径,于是有钱的捧钱场,富户们大把扔钱向刽子手行贿,竞价争买崇焕之肉“生”食之,没钱的捧人场,穷人们争相从刽子手手中抢来崇焕之肉生食之,一块肉往往又被争抢撕扯成数块,整个场面直比一场“人肉大拍卖”。至法场时,崇焕已气绝,骨肉无存,只余一首(头颅),崇祯皇帝命将其首传视九边(长城上的九个边防关口),以此震慑边将,以禁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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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敌、克扣军饷,杀害民族英雄、海上长城毛文龙大帅,袁崇焕只被剐了三千多刀,太少太少了

袁崇焕被杀真是千古奇冤,可惜至今仍旧有明粉们为人渣崇祯皇帝翻案,说什么袁崇焕该杀的屁话。真是辩别力极低。

袁崇焕被整整刮了3543刀,大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之下,大约有近万人抢到了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以此炫耀为能事。



在中国几千年的谋略兵法中,“空城计最无奈,反间计则最可耻,也最弱智”,但恰恰反间计却屡屡得逞。在反间计得逞后的一年多里,崇祯皇帝命厂卫严审袁崇焕,但是前后查了一年多,在明朝刑罚手段空前发达的条件下,虽百般重刑之下,各种刑罚手段用尽,袁崇焕却矢口不认其罪,东厂的一帮狗子们拿他也没有办法,上报皇帝定夺,崇祯到了还是一个“凌迟处死莫须有”。袁崇焕只余下的的头颅传到山海关,吴三桂、祖大寿、洪承畴等袁之部将都看到了。



在诸多明军中,袁崇焕身后留下的辽远边军,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此点从吴三桂的关宁军从辽东一直打到缅甸即可见证。当年八万关宁军从辽东打到云南时,只余下了四万人,南明皇室逃入缅甸寻求庇护,清廷交涉但缅王不从,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吴三桂最终亲率四万关宁军,穿越茫茫缅北原始丛林,沿途疾病、饥饿、蛇虫鼠蚁之下,只余衣衫不整的两万人最终走出了原始丛林。



而正是这仅存的两万人,面对缅甸举国动员的几十万大军,面对从未见过的象军,关宁军一击之下即全歼缅军,迫使缅甸臣服并交出南明皇室,吴三桂报仇心切,随即用弓弦绞死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而数个世纪后的抗日战争,十万中国远征军再度进军缅甸,来回两次穿越缅北原始丛林后,十万人只余下两万人,且大部辗转撤到了印度。但是正是袁崇焕身后的这支军队,后来却成为了满清入关的前驱之师。



李闯包围北京,崇祯命三桂入京勤王,吴三桂回旨也答应了,但是实际动作十分消极,直到北京城破,关宁军还在路上散步,此后的历史人人皆知,吴三桂反反复复,先归大顺朝,后降满清,数十年后又掀起“三藩之乱”。后来野史戏说,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我不是想为吴翻案。换了谁是吴三桂,看到其主帅忠君报国一生,却遭凌迟处死后余下的头颅,都会有想法:明朝,该亡了。



吴三桂纵容绥靖李闯攻陷北京,坐视崇祯自生自灭,情理之中,也应该;后来引清军入关,则不应该,是卖国汉奸行为,但是这两者前后还是有历史因果关系的。前者,吴三桂为其主帅的冤死抱不平,坐视不理,属人之性情;但袁崇焕的反面典型,碰到吴三桂顾虑自身利益狭隘自??会象袁崇焕一样忠君爱国到任人宰割,顾及到自身利益,必然会降清投敌,而且大顺军及李闯王的失误,也是导致吴三桂降清的直??,将八万关宁军精锐拱手送给了满清。



吴三桂是狼,但袁崇焕用人心切,自是十分赏识重用其才。从某种程度上讲,袁崇焕死后,真正能与满清抗衡的,也只有吴三桂,只有他的关宁军能与满清决死一战。袁崇焕生前,把吴三桂用在了报国忠君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卓越才能,关宁军的声威大振要归功于袁崇焕的识人之才;而在其死后,已有前车之鉴,丧失了主帅导引正途、压制狼性欲动之下,吴三桂犹犹豫豫中在寻找机会,只是顾忌家人被崇祯全部扣在京中而不敢有所动作,但在他体内狼的本性逐渐开始显现,在抵御满清的动作上日渐消极,此点被范文臣尽收眼底,范文程明白;吴三桂绝对不会甘愿成为袁崇焕第二。



与皇太极相比,多尔衮只是坐享其成。皇太极吸取了努尔哈赤不重视汉族文官谋略的教训,大胆起用了范文臣等一大批汉奸文士,可以讲皇太极用对了一个人(范文臣),之后又害倒了一个人(死对头袁崇焕),同时也为日后策反拉拢吴三桂等明军将领埋下了伏笔。皇太极死后的明清对抗态势,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完全倒向了满清,作为皇兄的多尔衮只是坐享其成、顺手牵羊而已。



在袁崇焕诸多能征惯战的部将中,最终两极分化,少数人未降清而坚持效忠明室,但大多数最终选择了投靠满清,成为了满清后来入关的前驱走狗。但是在辽远军中,无论降清与否,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爱戴的主帅--袁崇焕是汉奸。在其未降清的部将中,有一人后来为袁崇焕修建了衣冠墓,并世代相传为之守陵,起到今天,已是十几代人之后,其后人依旧在为袁崇焕守陵。袁崇焕的衣冠墓而今已隐没于市井小巷之内,香火廖落车马稀,少有人知道。



前年中央台曾报道过袁崇焕部将的后代,为其世代守陵的故事,至今其家族传承,到了目前的一代人,已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然仍坚持不懈,经常为其扫墓敬香。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感慨泪下。正是这个华夏民族的英雄,使得他的死对头,满清皇帝乾隆在看到其史实后,也不禁为之感慨,最终下旨为其平反,这段尘封百年的历史才得以重见天日,一幕千古冤案才得平反。



在睿智的历史老人面前,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无知天真。在明末那个动荡的年代,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袁崇焕一个区区的辽远边将,以其孤弱之躯,为国家安宁和百姓福祉而粉身碎骨,终身立志报国忠君却横遭血冤。



商王武丁也好,卫青、霍去病也罢,换成了袁崇焕所生的年代,未必能做出那般伟业。岳飞也曾遭受千古奇冤,但岳飞死时,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冤屈的,至少他不会入地狱了,遭骂名的是秦桧。而袁崇焕却沉冤百年,只到统治者良心发现,否则便要沉冤万世了。



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积淀,是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怀念武帝刘彻、李世民、朱棣这些强势君王时,我们也应记住卫青、霍去病这些彪炳千秋的一代名将,同时我们更应记住袁崇焕这样人文悲剧。不要只记住那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的崇祯小儿,不要只记住“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更要记住那3543刀之痛。



华夏民族本是一个极其坚忍的民族,坚忍的民族心性之下乃是遇强则强的无限潜力,每当这个民族陷入危机之时,便有无数仁人志士挺立而出,怀抱“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的精神,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力挽狂澜于既倒而砥柱中流,使得华夏文明能够生生不息而传承至今。但正是一个反间计之下,无数的自毁长城、自废武功的历史悲剧周而复始的重复上演。



袁崇焕,一个不是战神的“神”,那刮在身上的3543刀,乃是一个民族的千古之痛。



袁崇焕说: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最终他下了地狱,一下就是直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一下就是百年,百年中被亿万国人骂为汉奸,似乎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世不得超生。



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记住那刮在身上的3543刀之痛。那3543刀之痛,乃是一个民族的千古之痛,犹如阴魂不散一般久久不能散去,至今仍能听到它从地狱深处传来。



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袁督师传》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康有为《袁督师庙题联》



62楼7524368

一个人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不是听他说了什么,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他做了什么。

万能的百度:


一、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在后金粮食紧缺陷于困境之时,袁崇焕抗命不遵,执意不将觉华岛上的大批粮食、物资、辎重、船只撤往后方安全地区,而且还将岛上军民滞留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自己龟缩于宁远城内,连事先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城中的动作都没有,最终导致了觉华岛上数万军民被屠杀,粮食、物资、辎重、船只被洗劫、焚毁一空。而实际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后金入侵的谍报,所以他有意放弃觉华岛的举措非常可疑。实质上整个过程中是袁大人“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二、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三、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

为了“尽快”将城池修筑完成是袁大人放弃策应友军和盟友的理由,可他的“进度”却跟不上他自己说大话的速度。东江镇和朝鲜遭受攻击是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到四月,在此之前袁大人就开始修筑大凌河和右屯卫,又过了两三个月,当后金来袭击袁大人的城池时右屯和大凌河城池竟然还没有修完……若从后金袭击东江镇和朝鲜算起,都足足有半年有余的时间,若从宁远之战之后算,时间可长了得不得了。

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围攻宁远、焚毁觉华岛算起,到来年正月,整整一年时间,期间后金并没有南侵。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后金曾征讨过一次蒙古,之后因为毛文龙抄袭鞍山而折回,努尔哈赤于同年八月十一日死,死前还被毛文龙在沈阳周遍和萨尔浒追杀过。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为争夺汗位而耗了几个月时间,期间后金没有精力对外作战,次年正月(1627年)侵略朝鲜,并没有对袁大人这边有什么动作,而且此时袁大人还在和后金“议和”,所以他修城池的时间应该很充分,前后加起来足有一年半之多,但当后金进攻时他却还没有修完。

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大人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使他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换来的时间,也没有能将城池修筑完成,这跟他之前拒绝策应盟友和友军联系起来,不禁让人怀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应的真实动机。

四、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

其实众多的将领和大臣都认为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为锦州的特殊地形。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的海陆空绝对优势也在塔山受阻,最终无法增援锦州而吃了败仗。可见锦州实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围困则无法救援,“宁锦大战”时若非毛帅攻打后金重镇辽阳,皇太极是不会那么快撤军的,后来“松锦大战”中明朝军队的失败将提前上演。所以当时的督臣阎鸣泰在评价“宁锦大战”时曰:“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张“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他的断言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最终沦为“死局”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

在明朝将领和大臣们经过广泛而慎重的讨论,并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实战教训以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此时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四年成功守辽的路子上。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从后金占领锦州也放弃的举动来看,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其实根本不想要锦州,他攻打锦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灭明朝军队和劫掠城池里的粮食而已,这足以说明锦州并不是什么“扼要之地”,阎鸣泰的断言成为了现实。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五、有意削弱危险的蓟门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

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属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六、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七、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

袁大人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袁大人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

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大人斩毛帅于双岛。当时一共罗列了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简直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就东江镇现占据的堡和岛不说,这个东江镇原本就是毛帅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袁大人在崇祯二年三月把粮食用来“资寇”、“养敌”,而转过脸来却把整个东江镇饿得“人皆菜色”,在友军遭受攻击之时袁大人采取“观望”态度,可最后居然还以“观望养敌”的罪名污蔑东江镇,袁大人这种“厚”敌人而“薄”友军、颠倒黑白的汉奸行为显得十分的诡异和可疑。

八、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抄袭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袭,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

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九、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属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总结: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众多的疑似汉奸的作为以后,我们不禁要怀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汉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若袁大人不是汉奸,那他在怀揣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时还干下了这么多汉奸勾当,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实面前,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汉奸,虽然他要愚蠢到几乎不可能的地步简直匪夷所思,但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他应该不是汉奸,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蠢材。

在刚才我们分析大汉奸刘爱塔的时候,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只不过是一蠢材而已,并非汉奸的结论。

这个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满清御用文人为此还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而实际上袁大人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明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么多满清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虽然袁大人不是汉奸,但他那子虚乌有的“冤案”和“光环”却是别有用心之人用来诋毁中华文明正朔的一块砖头,挺袁的人,想想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把这样一个满清御用文人用伪史和谎言装点出来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来推崇实质上是对整个民族的亵渎和挑衅~!

 以下是引用wangt 在第7楼的发言:
最该被剐的应该是崇祯,最少5000刀起步。

最该剐的应该是婊子养的奴儿哈痴,至少十万刀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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