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曾国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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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剃头”、“曾屠户”。湖南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的反抗。曾国藩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向满清廷汇报稳定满清统治的功绩,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对清廷来说,曾国藩当然是效忠满清廷廷难得的汉族地方大员,曾国藩以及其地主豪绅势力对稳住南方汉族地区功劳颇大,是以汉制汉的最佳人选,当然也脱离不了满人对汉人的猜忌,对满清来说,曾国藩顶多算是一只忠实的走狗而已。








28岁进了翰林院,便觉得为官之路已经铺平,洋洋得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国藩”,取意“为国藩篱”,心甘情愿为满清王朝看家护院。一双三角眼,凛凛中透出森杀之气。可惜,满人自有满人的主意,哪能让汉人看家护院?只好呆在翰林院舞文弄墨了十几载。汉人起义,把八旗军和紫禁城里的鞑靼贵族撼得风雨飘摇。曾国藩乘机回老家组织还乡团。握贯了毛笔的手,哪能握刀?曾国藩被汉人起义军打得抱头鼠窜。秘书折奏清廷,诉苦“屡战屡败”。曾国藩说,你个笨鸟,肯定学没上好,哪能这么写呢?提笔改成“屡败屡战”。鞑靼皇帝看了奏折,说:嗯,八旗军吃了败仗,就知道往回跑,曾国藩打输了还要打,不错。于是恩准扩充军队,让你们一决高下(以汉打汉)。


曾国藩手里的刀舞着舞着,把汉人起义军一直撵到南京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起义军把几十万满洲军杀得哭爹喊娘,却栽在一个汉人自己人曾国藩之手。曾国藩打进南京城,挥舞大刀,把起义军连同市民的头砍个精光。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哭夜,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立马就不哭了。








咸丰二年二月,曾国藩在写给同僚的信中,认为为了震慑住不安分的民众,只能施用严刑峻法。信中说:“国藩以前月下询,于寓中设审判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他在给鞑靼皇帝的奏折中称:“但得良民有安生(安分)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可见,曾国藩对鞑 子皇帝确实忠心耿耿—愚忠第一人。


种种史料表明,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做法,其实完全是满清的意图,但是却无人敢于直接攻击那拉氏,曾国藩宁愿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慈禧那拉氏似乎也想趁机压一压湘军集团的势头,有意无意地让曾国藩做了他的牺牲品,使曾国藩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有口难言的困境。满人对即使对汉人走狗也是又拉又打,猜忌颇多。到后来,慈禧也假惺惺的指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并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


李鸿章接办后,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将原定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死刑、四名缓刑,其余一无更动。曾国藩奏请将天津府、县官治罪后,又怕判决太重,复上奏请从轻处分。结果愈判愈重,刑部仅将张光藻、刘杰判为发往军台效力,而慈禧则对张、刘加重处罚,改为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致使曾国藩都觉得判罪过重,不得不为张、刘二人筹集白银一万四五千两,以求稍作补救,并借以挽救自己的名声,可是走狗毕竟是走狗,被满清玩弄于鼓掌之间。


天津教案后的曾国藩,连其长子曾纪泽都写信埋怨他。不久曾国藩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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