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后人致信凤凰网:项英没有杀害高敬亭

教导总队成立

核心提示:当时的新四军领导人之一李一氓回忆说: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序列,部署在江北,叶挺当时在江北;而新四军军部及第一、二、三支队在江南,属第三战区序列。高敬亭被杀的消息传到军部后,项英十分震惊。可见,项英当时并不知道高敬亭的情况。

新四军后人致信凤凰网:项英没有杀害高敬亭

龙耳东(来源:人民网)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龙耳东,原题:《龙耳东论史:项英未杀高敬亭 叶挺报蒋介石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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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对高敬亭的处置,项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没有及时请示党中央,却向蒋介石报告:高敬亭该不该杀。[详细]

近日看蔡仁照、孙科佳写的《山河呼啸》书,发现一个很离谱的史实错误:高敬亭不遵中共命令,项英向蒋介石请示杀他。

而事实绝非如此。在新四军历史上,高敬亭被错杀事件一直众说纷纭。其实,终归起来就是二种说法:

一种说法为:高敬亭被杀,是因为他本人拥兵自重,不服从新四军军部的调遣,不愿意离开大别山,拒绝执行军部要求其东进的命令,并且排斥中央派到第四支队的郑位三、戴季英。高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其手下第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在东进途中叛变投敌。于是戴季英给高敬亭扣上了“反党”、“反中央”、“有可能叛变投敌”和“破坏抗日”等罪名,在报告给项英后,项英以同样罪名分别上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参谋总部。中共中央不同意杀高敬亭,国民党则回电要求立即杀高敬亭。项英接到两份电报后又发电报给叶挺,要叶挺立即处决高敬亭,叶挺在得到项英的指示后,令自己的警卫班对高敬亭实施枪决。

另一种说法则相反。由曾任第四支队参谋长的林维先主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中说:1939年“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国民党安徽省府所在地金寨。24日,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高敬亭的七条罪状。第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6月24日,叶挺以叶、项名义发布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把高敬亭处决了。

这二种说法中,可以明确肯定下来的史实是:叶挺拿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命令,对高敬亭执行了枪决。

这么明确的史实,却被一些人搞得扑朔迷离,我真不明白有一些睁眼说瞎话的人究竟是居心何在?对于第一种说法,即把枪杀高敬亭的责任强加到项英头上的说法,《项英传》的作者王辅一少将痛斥这种说法是对项英的诬蔑。当时的新四军领导人之一李一氓回忆说: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序列,部署在江北,叶挺当时在江北;而新四军军部及第一、二、三支队在江南,属第三战区序列。高敬亭被杀的消息传到军部后,项英十分震惊。可见,项英当时并不知道高敬亭的情况。

既然第一种说法不成立,那么第二种说法就是叶挺没有告知项英,即执行了蒋介石要求处决高敬亭的命令,这样叶挺就应当对高敬亭之死承担责任的。那么,叶挺为什么要处决高敬亭?高敬亭资格老,功劳大,不愿意执行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的命令。叶挺对此很生气:军人最重的是服从,叶挺作为一个带兵的将军,对抗拒执行上司命令的部下自然是“杀将立威”。特别是叶挺在新四军中有职无权的情况下,“杀将立威”是他最佳的选择。

叶挺杀将,为何不与项英商量呢?这就要从叶项矛盾说起。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很尴尬的。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等等。

叶项之间有如此矛盾,叶挺要杀的大将,又是跟随项英经过了三年南方艰苦游击战争幸存的精英。叶挺当然不会与项英商量枪决高敬亭之事。

经过大量的史实梳理和研究发现,错杀高敬亭的真实情况是: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揭秘:项英叶挺失和与皖南悲剧》)

根据《项英》的作者王辅一少将的研究文章《错杀高敬亭不该责怪项英》中记载:

项英对高敬亭是主张教育帮助的。1939年“5月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过江,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江北指挥部和处理高敬亭的问题。”(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附近储家围子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邓子恢宣布高敬亭的‘罪状’,……”“接着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戴季英向军长汇报了。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以叶、项的名义出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处决后,叶挺还到立煌向五战区汇报。这就是高敬亭同志被处决的经过。”(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第31-32页、第32-33页)。

从反证材料来看: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曾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4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报道。原文是: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蒋介石),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见《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从《抗敌报》江北版这一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蒋介石对叶挺以处理高敬亭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第四支队是很满意的,否则就不会专门复电“嘉慰”了。

从知情人证实: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干的。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陈毅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的口气讲叶挺的,另一方面却证实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后,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讲到:“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见安徽《云岭》杂志第26期第6页,访谈记录)

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刑侦处陈加胜的研究文章《新四军将领高敬亭遭枪杀的史实过程》记载:

1939年4月,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委员会上,叶挺军长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军长的意见,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见《新四军征途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5月9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赴舒城县高敬亭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到皖东地区。5月11日,叶挺军长主持召开第4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开了两天,主要是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4支队继续东进。经过动员,第4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可是,当部队开出几天后,高敬亭又出尔反尔,下令正在东进途中的第7团和第9团停止东进。第9团领导抵制了高的命令,并及时报告江北指挥部。然而,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投靠了国民党桂系部队。

“杨曹事件”的发生,对刚刚统一了思想、但还不够稳定的第4支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引起军心混乱。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觉得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们发动部队开展了“反杨、曹斗争”。杨克志和曹玉福曾是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就已犯了较严重的错误,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加上高敬亭在红军“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一些人,故在“反杨、曹斗争”中,部队对高敬亭逐渐有了不满情绪,也揭发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招见高敬亭,并采取了扣留审查的措施,同时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高敬亭第4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日决定改派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此后,对高敬亭由内部审查升级到公开批斗,在青龙厂褚家圩子连续召开批斗大会,高敬亭拒不认错。据原第4支队的林维先、戴季英、周骏呜、李世安、江岚、万海峰、汪少川、成均、李世焱、赵俊等一批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新四军回忆起草的《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记载:1939年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立煌(今金寨县),24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战区诬告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捏造了7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后,即派第8团团长周骏呜去舒城县传达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导大队(即手枪团)开赴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高敬亭奉命率教导大队到合肥青龙厂时,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他说:“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军长,被叶军长的黄副官(黄序周,军部副官处处长)扣留关押,并将高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接着,叶军长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说:“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此时赶到的戴季英又对李说:“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李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政委江岚和大队长李世安都分别讲了话,传达了叶军长的指示精神,要求部队保持稳定。三天后,戴季英又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同志思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接着又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4支队的杜国平(原红四军第36团参谋长)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

6月21日至23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三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批斗高敬亭,邓子恢主持大会,并宣布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在会上一一否定,一条也不承认。高说:“红28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4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首长作了汇报。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6月24日,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发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这年高敬亭仅32岁。处决后,叶军长还到立煌县向国民党第五战区作了汇报,逐上报到蒋介石。蒋介石很快复电:“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蒋介石这则电慰叶军长的消息,刊登在1939年9月29日《抗敌报》(江北版)上(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页)。

综上所述,高敬亭是叶挺报请蒋介石批准枪决,并由叶挺执行的。这个事实确凿。高敬亭被枪杀后,项英为此责备叶挺。由此,项叶矛盾不能调和,最终导致“皖南事变”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