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的有13位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而最终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之上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可见革命的残酷程度。这种残酷既是对生命的考验,更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还是对能力的考验。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与其他革命者一样,经历着起起落落的人生历程。毛泽东参加一大之后,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进入中央局,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但在以后的革命历程当中,于1925年到1935年之间,就经历了“四落”,又实现了“四起”。短短的十年间,毛泽东就有着“四起四落”经历,可谓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极为神奇而又神秘。


第一个落与起——从普遍党员到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了一大,在1923年6月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与陈独秀等一起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可是,在1925年1月的四大上毛泽东落选上,不仅没有选入中央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毛泽东“一落”的原因据称是他在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没有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后来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因此在此次会议之上,毛泽东又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实现了“一落”之后的“一起”。


第二个落与起——从“党外人士”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到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于这一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创举,当时的中央不仅没有支持,反而进行批评,于1927年11月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这一决定在井冈山传达时,又被误传为“开除党籍”,结果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二落”的原因显然是他创造的正确革命道路不被中央所理解与认同。虽然如此,1928 年4 月,毛泽东还是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5 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书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6 月,在中共六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实现了“二起”,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人。



第三个落与起——从“离开红军”到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是红四军的创始人之一,在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毛泽东提出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是一套全新的理论,目的是建立全新的革命武装,而不是传统意义的旧军队,可是由于当时的大多数人脱胎于旧军队,军阀作风那一套的根深蒂固,对毛泽东这种创造性的主张不理解,当然谈不上支持,于是在此次会议之上,毛泽东从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岗位上落选了。毛泽东“三落”的原因是大家理解不了他的创造性主张,尽管真理在手,无赖党内实行民主选举,而且是少数服从多数。此时的毛泽东只能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慢慢等待大家理解他的正确意见,只好被迫离开红四军。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之后,中央发来“九月来信”,肯定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在1929年12月红四军九大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后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并于1930 年8 月任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1931 年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 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3 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此,毛泽东实现了“三落”之后的“三起”,从“离开红军”到政治局委员。


第四个落与起——从长期“靠边站”到政治局常委


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毛泽东遭到批判,并于1932年10月被停止了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从此离开红军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在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上失去了发言权。毛泽东“四落”后处境很惨,他被排挤,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许多人不敢与他接近,“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毛泽东“四落”的原因显然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毛泽东离开红军之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重失败,只好被迫选择万里长征。湘江之役红军遭到重创之后,当时的中央仍然决定继续向湘西前进,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层层重兵,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事后经过激烈争论,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使红军避免了可能的覆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又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四起”起得更高,实际上成为党内与红军领导核心。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四落四起”,有三个原因,一是毛泽东意志坚定,充满乐观情绪,二是毛泽东能力超群,总是能够力挽狂澜,三是革命队伍的纯洁、理想信念的坚定和党内民主制度健全。


毛泽东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尽管自己多次遭遇到正确意见得不到同志们的认同、得不到中央的支持并因此在职务上常常坐起了“过山车”,屡次从权力中心被边缘化,却从来没有影响毛泽东的理想信念、革命意志和必胜信心。毛泽东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当成革命的需要,当成个人锻炼的机会,当成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公正对待面前,毛泽东始终保持乐观的革命精神,革命意志在挫折中愈挫愈坚,最后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八大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之后认为,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他说,那些整人的人跟我们并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们跟我们以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思想认识不一致,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必然就有人会产生主观主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这种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在开始的时候是难免的,党内外的各种矛盾永远都会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时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难免的。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补充说,“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区别只是在于,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而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毛泽东不仅能够正确分析和对待不公正对待,而且还把挫折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当做一种有益的教育。毛泽东在“四落 ”之后,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期“靠边站”。毛泽东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过去没有时间阅读的马列著作。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他在1957年曾经这样谈及:“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他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抓紧时间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两篇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次调查,对他加深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正确制定农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并不是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所做的一种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能够“四落四起”,其工作能力超群是重要原因。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崭新理论,主张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使得他在“一落”之后迅速“一起”,由党员成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11月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之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的革命道路,于是再次当选红四军前敌书记,在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的“二起”,显然是他洞察国际国内形势,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四起”是因为他的正确意见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常委,事后事实上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能够“四落四起”,还得益于当时革命队伍的纯洁和所有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坚定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公正无私。在那个革命时代,时刻面临牺牲,所有人员都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在任何事情之上都不掺私心杂念,一切为了革命成功,即使牺牲自己也无怨无悔,既不计较职务高低,更不会诚心整人,还会知错就改。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之后,中央认识到毛泽东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发来“九月来信”,纠正了错误,使毛泽东又回到了红四军领导岗位。毛泽东“四落”之后,革命遭到挫折,红军遭到失败,大家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于是在遵义会议之上,又将毛泽东请了回来,并赋予了更大的责任与权力。在那个革命岁月,大家一心一意闹革命,全心全意为了革命胜利,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毛泽东每次“落”了之后,最着急最疼心的是自己的正确意见得不到其他同志的理解与支持,从而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红军队伍遭受重大损失。对于那些让毛泽东“落”的人来说,其动机也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只是受能力的限制,不能理解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而认为自己正确,当一旦认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让毛泽东再“起”,请毛泽东回到工作岗位,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这就是当时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毛泽东能够“四落四起”。正是因为这样,在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看来,没有个人职务上所谓的“起”与“落”,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现在的人们,用如今官场中出现的俗气思维方式,将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职务的调整冠以“起”与“落”实际上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