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们(转)

飞鹰兵团司令 收藏 2 1278
导读: 1938年4月6日,在艰苦卓越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于台儿庄地区取得了自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大捷。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为了表彰在台儿庄大捷中作出贡献的有功将士,分别授予他们勋、奖章。其中,共有11人获得了代表着军人至高无上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 [img]http://img.ph.126.net/NxlZxX_AZLfhPJhvmafjRw==/2569303587431801782.jpg[/img] 根据目前研究所得,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这枚勋章

1938年4月6日,在艰苦卓越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于台儿庄地区取得了自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大捷。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为了表彰在台儿庄大捷中作出贡献的有功将士,分别授予他们勋、奖章。其中,共有11人获得了代表着军人至高无上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

漫谈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们(转)

根据目前研究所得,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这枚勋章的获得者仅192人,其中因抗击日本侵略者所获得的就有166人,超过了全部获得者的百分之八十。然而,迁台后的国民政府竟没能保存下完整的档案,甚至连获得者究竟有多少人,也无确切记载。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所幸的是,民间研究者们通过种种残存散失的档案,仍孜孜不倦的研究整理,试图将这些为国家民族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英雄们留存于世。

国光勋章是国民政府设立的军人最高级别勋章,但截止1949年10月为止仅有两人(蒋中正、傅作义)获得。由于获得者罕见,对军人来说实在高不可攀,更有被认为是一种摆设的想法。在国光勋章设立(1937年11月8日)之前,青天白日章是军队中的最高级勋章。该勋章中心为青天白日国徽,代表国家,四周为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功。青天白日章设立之初,也曾给军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盖由于其颁发条件实在过于苛刻,所以当时军人所期待的仅仅是地位次于青天白日章的宝鼎章。

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凡三军将士只要符合授予条件时,即可颁发。起初称为青天白日章,是国民政府在1929年5月15日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时所颁行。1935年6月15日改订《陆海空军勋赏条例》后称为青天白日勋章。该勋章的证书也由原先的“陆海空军勋章证”改称为“勋章证书”。勋章获得者的证书编号以“庸字第*号”为序,截止到1949年10月时,其庸字编号编至第206号。读者们或许会奇怪,勋章获得者不是只有191位吗?那又如何会编到206号呢?这是由于在此期间部分获得者将证书遗失后又重新申补所致,如因长城抗战获勋的黄杰,他的第一张证书编号为“庸字第21号”,重新申补的证书编号为“庸字第197号”。又如第7位获得者蒋中正获勋时,仅有勋章而没有证书,所以第8位获得者蒋光鼐的证书编号就成了“庸字第7号”。这就是为什么第191师位获得者陈庆堃的证书编号为“庸字第206号”的原因了。此外,勋章本身的背面也有号码,但与证书编号无任何关联,这种号码表示该勋章在相关铸造单位中的出厂铸造号,仅蒋中正的勋章背面编号为“特1号”,属特例。

青天白日章设立后,第1位获得者原定为蒋中正。但还未进入议程,就因中苏两国争夺中东路所有权引发战争,而被迫中止。此后国民政府为表彰指挥中东路战争的6位将领,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为代表,于1930年1月1日在沈阳对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等6位东北军高级将领举行了授勋仪式。使东北军系的张学良阴差阳错的成为了第1位获得者。而原本应该是首位获勋者的蒋中正则推迟到同年的2月22日才予以颁发,成为了第7位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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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民政府对于勋章的颁发设置了种种严格条件,但该勋章的颁发却大多受到政治和宣传的影响。如之前所说的中东路战争,结果是苏联获胜,中东路的控制权被迫完全交给苏方。但出于鼓舞士气,以及稳定名义上归政府统辖却实际自成体系的东北军军心等原因,特颁发勋章于东北军的6位将领。又如1932年的淞沪抗战,仍旧是中方战败,且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但在举国抗日情绪高涨,以及社会各界声援参战部队等原因,政府仍决定颁发勋章于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等12位旅以上将领。

更甚者如1933年爆发的长城抗战,这次战役的结果还是中方落败,并签定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是直接导致政府于1935年失去对华北控制权的原因之一。尽管有部分指挥官有不俗战绩,但政府根本就没有考虑给参战者授勋。到1935年勋章改制时,华北局势更趋恶劣,汉奸叫嚣独立之声日益嚣张。政府一方面为稳定华北局势,稳定驻防华北的西北军第29军等部军心,提升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屡战屡败的东北军士气等原因,决定给参加长城抗战各部队的有功者颁发勋章。这是自青天白日勋章颁发以来最大的一批,共有第29军军长宋哲元以下49位获勋。这一批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管有功与否,凡是在1935年驻防华北或在陕北作战的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师以上将领全都获勋,其中甚至有些仅列入作战序列的将领也在授勋之列,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抗战全面爆发才有了改变。如在上海参战的第88师262旅524团第1营。这个营在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孤军坚守四行仓库,不仅给进攻的日军大量杀伤,还为第3战区主力部队撤出上海争取了时间。战后,谢、杨皆被授予勋章。遗憾的是两位英雄分别在1942年和1939年去世。又如在晋南作战的第10师30旅。该旅在旅长刘嘉树的指挥下坚守霍口村,屡次击退数倍与己的日军进攻,为卫立煌调集第2战区主力反攻晋南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刘嘉树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大规模胜利。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坚守阵地不退,以惨重的损失给第20军团等部包抄日军争取了时间。战役的结果是日军两个旅团级支队败退,并被中国军队包围在峄县地区。政府为表彰有功将领,先后分批颁发给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等11位勋章。

此后依靠战功获勋者也不在少数。如在上高会战期间,第74军军长王耀武指挥所部重创日军第34师团;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10军军长李玉堂指挥所部坚守长沙;鄂西会战期间,第18军军长方天指挥所部坚守石牌要塞。在滇缅作战期间,又有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以下19位指挥官获得勋章,其中尤以松山、龙陵两次惨烈攻坚战的获勋者深受官兵景仰。

青天白日勋章的授予条例颁布时,有三军将士不分阶级都可获颁的规定。但截止到1938年上半年时,该勋章的获得者全部都是军官,其范围高至上将,低至中尉。这一现象一直到武汉会战时才得到突破。1938年8月下旬,配属给第23军的第58师战车防御炮连在乌沙闸驻防时,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该连官兵损失惨重,在阵地上的幸存者纷纷逃散。但有中士班长安德成坚守岗位,独自操作战防炮,击中数艘行驶在江面上的日军舰艇,又有下士炮手张纶林虽然头部负伤也独自操炮射击江面日军舰艇。安、张的英勇事迹被层层上报,终于惊动了军事委员会高层,被授予勋章并各升一级。此举创下了非军官获勋的先例。

除了安、张为国捐躯外,还有不少在抗战期间殉国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如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59军军长黄维纲、第29师师长李曾志、骑兵第3师师长王奇峰、第107师参谋长邓玉琢、第82师246团第1营营长谢梦熊等人。

除去正面战场之外,敌后战场和情报战线也不乏获此殊荣者。如第17师师长耿志介在晋南敌后游击作战时,接连攻克日伪军七处据点;军事委员会驻粤特派员李福林在广州破获重大间谍案,并逮捕间谍、汉奸2000余人。另外在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还对战区级以上的26位高级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周志开是空军中第1位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人。在1943年的梁山空战中,时任第4大队23中队中队长的周志开一人击落日机三架,于战后获颁勋章。半年后,周志开不幸于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另一位空军英雄——第4大队21中队中队长高又新也以累计击落日击机8驾的战果于1944年空军节获此殊荣。但在抗战胜利后,高又新却因一场意外而失去了生命。此外,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也以建设空军著有贡献而成为了空军中的第2位获得者。现在外界流传有空军烈士陈怀民也获此勋章,但根据笔者调查研究,并无此事。截止到国民政府迁台之前,空军获勋者共有12位。

与此相形见拙的就是海军获得者了,仅有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和永嘉舰舰长陈庆堃2位。前者为政府酬其指挥海军在抗战期间著有苦劳所得,后者则是1949年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的事了。当时海军第2舰队司令林遵准备率部起义,但是遭到了以永嘉舰舰长陈庆堃为首的一批军官反对,有9艘军舰在林遵疏于防范的时候由陈庆堃率领开赴上海。这在全国军队败退士气低弥的时候,无疑有着标榜作用,于是陈庆堃成为了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最后一位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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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勋章的授予,虽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对于部分获得者也存在着争议。比如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以及所属师长葛先才、周庆祥、饶少伟、容有略5位将领,他们指挥所部于1944年在缺弹少粮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坚守衡阳达47天,创造了抗日战争时期坚守城池最久的记录,这无疑已经具备了获勋的基础。但方先觉等5位将领却在第48天的“不名誉”行为中和日军达成了停战协议。此后方先觉等5人先后从日军的拘押中脱险,但其获勋却受到了部分人士的质疑,甚至不满。至于他们的“不名誉”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史学界目前仍存在分歧,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

同样在1944年,日军攻入贵州,陪都重庆震动。军委会急命黔桂湘边区副总司令张雪中和第29军军长孙元良率部在独山构筑最后一道防线。而日军在攻到独山时因为已经达成了会战初始目的,所以在经过小规模战斗后便开始了撤退。独山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陪都的安全,以全国战略计,张、孙两人获此殊荣无可非议,但以实际战功论,两人的获勋遭到了部分人士的议论。顺带一提的是,孙元良病逝于2007年,是191位获勋者中最后1位去世的。

不管获勋的经过和结果如何,以上所述的获勋者都做到了克尽职守的基础。但在抗战爆发后,仍有部分获此殊荣者寻求曲线救国的做法,成为了汉奸。如在长城抗战期间,在喇嘛洞配合友军击退日军的骑兵第5师师长李福和。他在1936年的整军中被降任骑兵第6师副师长,因不服职务调动,愤而离职。此后虽被委任为河北第3游击纵队司令,但却借抗战之名大肆扩军,于1938年3月在太行山公开投敌,成为了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第1位成为汉奸的将领。不过他在半年后,就被不甘沦为汉奸的部属击毙。

又如因坚守临沂策应友军创造台儿庄大捷的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因在1943年敌后游击作战时被俘而投降了日军。抗战胜利后,庞炳勋在昔日同僚和部属的帮助下幸运的避开了审判,后迁居台湾开起了餐馆,得以在1963年寿终。另一位因中东路作战获勋的防俄军第2军军长胡毓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抗战爆发时,因失去军权谋求出路而选择当了汉奸,此后虽官拜伪政权的上将总参谋长,但仍免不了在1946年以汉奸罪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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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事,在诸多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中,除了被列为汉奸的3位判国者外,还有5位因投靠中共而被列为“叛国者”。其中有因淞沪抗战立功的第61师122旅旅长张炎,因台儿庄战役立功的第27师师长黄樵松。前者亲近中共,主张联合抗日。1945年1月,时任第4战区参议的张炎组织武装起义,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会同中共南路特委领导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向化州进军,途中被广东地方武装打散,张炎在离队前往桂林途中在博白遇害。后者在解放战争时官拜第30军军长,在防守太原的时候策划接应人民解放军入城。但因处事不周,被部属第27师师长戴炳南出卖,不幸在南京殉难。

此外还有在长城抗战中因收复冷口要隘有功而获勋的第139师717团第1营营长王长江。抗战全面爆发后,跟随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在河北敌后作战的副司令王长江,因不满张的反共方针,而于1938年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王长江率部征战华北平原,在军中屡任要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两年后又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王长江于1978年病逝。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在国民政府的“戡乱作战”期间,有2位将领在和人民解放军作战时立功而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他们分别是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董其武和第71军军长陈明仁。前者在1946年的包头防守战中因击退了解放军的进攻而获此殊荣。后者则在一年后的四平防守战中击退解放军获此殊荣。而到了1949年,先是陈明仁于8月4日在长沙率领第1兵团起义,紧接着董其武又于9月19日在归绥率领驻绥各部起义。两人为湖南和绥远的和平解放立下了特殊功绩。建国后,陈明仁和董其武都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两人分别于1974年和1989年病逝。

与上叙两位相比,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完全失败,其余获勋者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他们有的选择阵前起义,有的选择坚持到底,这又有撤往台湾、力战身死和战败被俘三种结局。

在这里先说说那些撤往台湾的人,如因长城抗战获勋的第2师师长黄杰,到台湾后官拜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1995年病逝;因淞沪抗战获勋的第88师师长俞济时,到台湾后官拜“总统府”第2局局长,负责蒋中正的保卫工作,1990年病逝。还有如因上高会战获勋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因第三次长沙会战获勋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他们到台湾后都先后退伍,分别死于1961年和1998年。罗、薛作为嫡系将领,他们的退伍与年龄有关,更多的是为新秀让出升职的空间。对于杂牌军将领来说就纯粹是“杯酒释兵权”了,因长城抗战获勋的冯治安、刘汝明就是这种情况。

力战身死者如在长城抗战获勋的第1军团辎重大队大队长牛元峰,1935年在第109师师长任上于陕北同红军作战时阵亡,此为191位勋章获得者中的第1位阵亡者,距其获勋仅四个月。真应了国民政府此时给东北军将领授勋的初衷,勋章变成了催命符。同在长城抗战获勋的第83师师长刘戡,1948年3月在整编第29军军长任上阵亡于陕西宜川;在解放战争期间于豫东作战获勋的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时兵败身死。

战败被俘者如上文提到的刘嘉树,于第17兵团司令官任上被俘;在滇西作战时获勋的第71军军长钟彬,于第14兵团司令官任上被俘;在豫西会战坚守老河口立功获勋的第125师师长汪匣锋,于第47军军长任上被俘;在台儿庄战役获勋的第2师6旅11团团长陈林达,于新编第5军军长任上被俘。他们于关押时都先后病逝。其中刘嘉树的死,曾经引起周恩来和统战部的关注,并在刘死后加速了对战犯的特赦进度。可以说,第七批战犯的全部释放,刘嘉树“功不可没”。此外也有坚持到特赦释放者,如因忻口抗击日军获勋的第21师师长李仙洲,在解放战争期间防守包头有功的第67军军长何文鼎。两分别死于1988年和1968年。

起义者如在抗日战争期间率部反攻五原的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在长城抗战中立功的第107师619团团长赵镇藩、解放战争期间坚守榆林有功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和第22军军长左世允。傅作义不仅是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也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仅有的两位国光勋章获得者之一(另一人是蒋中正)。1949年在华北“剿总”总司令任上于北平率部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为古都的完整保存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后于1974年病逝。邓宝珊与傅作义同在北平参加和平运动,他的部属左世允响应邓的行动,在榆林率部起义。邓宝珊于1968年病逝,左世允于1960年病逝。

漫谈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们(转)

赵镇藩则是在第53军副军长任上在沈阳率部起义的。当时同在沈阳承担防守任务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还有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周福成(反攻滇西)、第130师师长王理寰(长城抗战)、东北第2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反攻滇西)。其中王理寰同意赵镇藩的决定,周、毛则持反对意见。在王的争取下,毛芝荃在最后关头也改变了态度,于是孤掌难鸣的周福成最终也没能成为坚守沈阳的“殉国者”。最终,赵镇藩、王理寰成为了起义者,毛芝荃因和解放军讨价还价,同周福成一样成为了投诚者。沈阳解放后,赵、王成为了共和国的建设者,两人分别死于1967年和1982年。周福成死于1953年。毛芝荃则因为不满自己的待遇而迁居香港,于1982年去世。另有一位因长城抗战获勋的第139师715团团长林作桢,在香港主动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其事迹在已经出版的从事情报工作的陈发光回忆录中有所描述,于1988年去世。笔者在此聊记一笔。

在全部的191位获得者中,有4位美军将领,他们分别是史迪威、陈纳德、魏德迈和马歇尔。史迪威和魏德迈都曾担任过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其中史迪威因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与中国战区统帅蒋中正时有争论,最终因无法和蒋中正搞好关系而被调回国内。临行时,国民政府为表谢意,特授予史迪威青天白日勋章,使其成为该勋章的第1位外籍获得者。接任参谋长的魏德迈则在到任后小心谨慎,和中国军方的关系处理的很是融洽。两人分别于1946年和1989年去世。陈纳德则作为第14航空队司令,为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尤其是抗战后期,提供了有效的援助。可以说,国民政府授予其青天白日勋章是合适的,陈纳德病逝于1958年。

马歇尔的获勋原因则与前3位外籍将领完全不同。在抗战胜利之后,国共的冲突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作为美国政府的特使前往中国,作为国共停战和谈的中间人,但最终他仍无法促成和平。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马歇尔只得返回美国复命,临行前,国民政府为表示对他所做工作的谢意,特授予其青天白日勋章。

有人说,史迪威的勋章是“吵”出来的,魏德迈的勋章是“和”出来的,陈纳德的勋章是“打”出来的,而马歇尔的勋章则是“谈”出来的。这一吵、一和、一打、一谈,到是形成了一种特殊对比。但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包含在这四个字之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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