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消息孔庆东爆出抄袭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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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孔庆东爆出抄袭丑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多年前的著作最近被读者指出涉嫌抄袭。一位莱卡读者比对了他的《青楼文化》一书以及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等学者的作品,认为存在剽窃行为。 莱卡读者指出,孔庆东的剽窃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改头换面。“就像是偷了人家一辆汽车,使用前重新喷喷漆。” 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求证时,南开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陶慕宁说,孔庆东的确抄袭了自己的作品。 陶慕宁于1993年出版了《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这是一部大约25万字、被同行引用颇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著作,2006年再版。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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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天消息孔庆东爆出抄袭丑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多年前的著作最近被读者指出涉嫌抄袭。一位莱卡读者比对了他的《青楼文化》一书以及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等学者的作品,认为存在剽窃行为。

莱卡读者指出,孔庆东的剽窃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改头换面。“就像是偷了人家一辆汽车,使用前重新喷喷漆。”

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求证时,南开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陶慕宁说,孔庆东的确抄袭了自己的作品。

陶慕宁于1993年出版了《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这是一部大约25万字、被同行引用颇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著作,2006年再版。他还在南开大学中文系长期为高年级本科学生开设同名的选修课。

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的孔庆东,最早于1995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青楼文化》,2008年改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全书10万字左右。

“莱卡”认为,两部介绍青楼文化的作品,文字不完全等同,问题在于,两位作者引用的文献材料、这些材料出现的次序、作者对于材料的总结都大致相同,属于窃取文义。

譬如,陶慕宁指出,“‘青楼’一词起初与妓女丝毫无涉,只是一种阀阅之家的代称”,至唐代才比较广泛地指代妓女所居。他以曹植《美女篇》、《太平御览》、《晋书•麴允传》、江总《闺怨诗》、江淹《西洲曲》、傅玄《艳歌行》等的词句为证。

陶慕宁对记者证实,“青楼”的出处是他通过研究、考据得来的。

而孔庆东写的是:“‘青楼’一词,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只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他同样引用了曹植《美女篇》、《太平御览》、《晋书•麴允传》、江总《闺怨诗》、江淹《西洲曲》、傅玄《艳歌行》等的词句。

“实事求是看他的东西,再看我的东西,就会明白,他确实抄袭。”陶慕宁说,《青楼文化》一书的基本框架和观点是抄来的,只是换了一些表述方式。

“莱卡”注意到,两位作者都提及了谢眺的两首诗,陶慕宁写的是,“再如南齐谢眺的两首‘听妓’诗”,孔庆东写的是“再看谢眺的两首‘听妓’诗”,这看似没有问题。但谢眺原作题为《夜听妓》(二首),陶慕宁称其为“两首‘听妓’诗”,不是常规用法,而孔庆东引用《夜听妓》时也以“两首‘听妓’诗”指代,太过凑巧。

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陶慕宁提到:“白居易一生几乎是与妓女声色相始终的。他不仅蓄有众多家妓,而且随着他游宦处所的更变,结识了数以百计的各地的青楼女子。较之元稹,白居易在这个问题上要坦诚率真得多……”

孔庆东写的是:“白大诗人一生同情劳动人民,尤其对妓女,更是爱怜有加。他自家养了至少一个加强班的家妓,还借工作调动之便,在祖国各地先后结识了数以百计的青楼女子。不过,白居易为人光明磊落,对此既不掩饰,也不巧辩。”

分析白居易《琵琶行》时,陶慕宁认为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描摹妓女弹琵琶的音乐;第二层次凝练概括妓女一生遭遇;第三层次将诗人自己的孤独之感与琵琶女的抚今追昔之痛联系起来,提炼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哲理。孔庆东则称该诗有“三绝”,一是写出了琵琶女的艺术才华,二是凝练概括了琵琶女的生平,三是把琵琶女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名句。“莱卡”认为,无论是层次的划分,还是对各层次内容的概括和评价,二者都是“惊人的一致”。

孔庆东在书中一处专门注明了“据陶慕宁先生钩辑”。陶慕宁说,孔庆东通篇只提了这么一句,其他部分不再注明来源,看上去“好像都是他自己的见解了”,“其实后面还是我的”。

陶慕宁最早注意到孔庆东的作品不是《青楼文化》,而是《空山疯语》,其中有130多页的篇幅涉及青楼文化,内容与《青楼文化》一书大致无异。该书封底称,“酣畅淋漓地展现了作者渊博丰厚的学识和轻松活泼的语言天赋”。

大约在3年前,陶慕宁家人无意间读到《空山疯语》。当时,他的女儿——一位文学专业毕业生,仔细读了一遍,拍案大怒,发现基本“变相地照搬”了陶慕宁的作品。

2009年,陶慕宁本人在澳门大学访问时,见到该校图书馆藏有一本题为《青楼文化》的著作。出于对同领域作品的兴趣,他借阅了出来,结果“一看就生气了”。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孔庆东还出过这本著作,而且已经销售了十几年。

后来,陶慕宁指导的一些研究生也发现了孔庆东作品中的抄袭行为,想要公开撰文点名批评。但陶慕宁说,自己虽然被抄得“很不愉快”,但自身事务繁忙,无暇顾及。而且孔庆东近年来知名度较高,自己不愿被视为那种“借打名人给自己出名的人”。

事实上,陶慕宁2005年为《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再版所写的跋文中,就已言明,该书被众多论著大肆抄袭,有些作品的框架、理路、观点与自己的毫无二致,但刻意避免照抄文字,局外人很容易被蒙混过去。他的态度是,“我实在不屑也没工夫与此辈对簿公堂”,而且对方“或许有什么抓项目、评职称的难处”。

如今,陶慕宁也注意到读者“莱卡”对于孔庆东涉嫌抄袭的指责。他认为,孔庆东做的是“非常低级的抄袭”。

“能看得出来他没有(相关的)研究。”陶慕宁说:“我自己写的东西,我心里太有数了,你抄没抄,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莱卡”还指出,孔庆东《青楼文化》的一些内容还与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达临1993年的著作《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描写如出一辙。

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刘达临论及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最早设置官妓,作用包括为国家增加收入、缓和社会矛盾、吸引游士、供齐桓公娱乐等4点,并指出管仲此举引来各国纷纷效仿,有些国家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

而孔庆东在《青楼文化》中也指出,最早发明官妓的是管仲,其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以妓制敌,与刘达临的观点极为相似。

“莱卡”说,孔庆东在此处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刘达临原文指出,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的是管仲的效仿者,而非管仲本人。而孔庆东却在论述“以妓制敌,兵不血刃”时,称赞“管仲真不愧是千古奇才”,似乎在说管仲就已有了“以妓制敌”的做法。

刘达临还举了几乎与管仲同期的雅典的****家梭伦创立国营妓院的例子,形容此举“受到群众的赞美,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孔庆东也以此为例,写的是:“此举深受广大群众称赞,他们说这不仅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要求,而且最有效地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

此外,“莱卡”还挑出了孔庆东书中引用古代文献时一些让人费解的错误。比如“襄国妖女”写成“襄国妓女”,“蛾眉渐成光”写为“蛾月渐成光”,“朝舞开春阁”写为“胡舞开春阁”, “微睇托含辞”写为“微睇记含辞”,“上客光四座”写为“上客充四座”,“挂钗报缨绝”写为“挂钗报缨绳”, 《春夜看妓》诗的作者简文帝,被写成了梁元帝。

在《青楼文化》的序言中,孔庆东称这是一本“追求雅俗共赏的非学术性读物”,“当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考证、摘引、勘误、补遗、纠谬等等令人生厌的内容,尽量直接切入对象”。

他还表示:“个人见解与未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其中难免存在误读和曲解”。“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

《青楼文化》书末专门为读者列出了10本“参考书目”,包括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和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

而在后记中,孔庆东再次强调:“作为一本非学术性的‘科普’读物,基本上还可以交差。无论从知识的介绍上还是涉及的问题上,自认为点与面的结合处理得还算妥切。但是总觉挖掘尚浅,平面罗列有余,而纵深开拓不足。材料准备也很不充分,使这支笔难以做到游刃有余。”

他表示:“这些都是由于未曾对青楼文化进行过长期细致的专门研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陶慕宁教授对此评价:“没有研究你干嘛出书啊?”

孔庆东本人公开表达过对抄袭的批评。在自己主持的一档网络视频节目中,他针对“方舟子举报朱学勤抄袭事件”点评指出:“我们要看到中国学术界的学风的确非常不正,抄袭的事情特别多,当然界定什么是抄袭,这个要非常谨慎。但是不规范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多的,我本人在学术界,我自己就看到大量的抄袭的现象,实实在在的抄袭,整段整段的,甚至整篇整篇。当然发生在学生身上,主要是我们老师要求不严,但是也有一些发生在学者身上。我觉得这个时代,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学术制度是有错误的。”

“我们国家勇于打假的人太少了,还不够,我们不但要向复旦大学挑战,还要向北大、清华(挑战),我们要严格要求自我,加强监督,净化学术风气。”孔庆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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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12/3/3 17:52:20 被goodcjh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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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楼文化》的序言中,孔庆东称这是一本:


“追求雅俗共赏的非学术性读物”,


“当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考证、摘引、勘误、补遗、纠谬等等令人生厌的内容,尽量直接切入对象”。


他还表示:

“个人见解与未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其中难免存在误读和曲解”。


“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


《青楼文化》书末专门为读者列出了10本“参考书目”,包括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和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


而在后记中,孔庆东再次强调:


“作为一本非学术性的‘科普’读物,基本上还可以交差。无论从知识的介绍上还是涉及的问题上,自认为点与面的结合处理得还算妥切。但是总觉挖掘尚浅,平面罗列有余,而纵深开拓不足。材料准备也很不充分,使这支笔难以做到游刃有余。”

3楼38031

青楼文化》这本书完成于1994年秋,出版于1995年,而孔先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是1996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出来指控说:孔先生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后来获得讲师、副教授乃至教授这些学术职称,是借助了这本书的出版。因此,《青楼文化》这本书并不是“学术著作”,也从来没有作为“学术著作”被孔先生使用过,无论是娼妓史研究者还是性文化研究者都不会爸它当作学术著作。因此,《青楼文化》这本书无论是否存在“剽窃”,都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考虑到孔先生在写成这本书的时候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所谓“孔教授剽窃”的帽子,显然是不成立的。


以上属于“闲话”,下面进入正题。


莱卡先生列举的这四本书,可以说应该属于比较“冷门”的著作。即使是人文学术界的学者,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娼妓史或性文化的,通常也就未必能知道,更不可能仅仅阅读其他的书就发现抄袭。莱卡先生居然能就从孔庆东1995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里找到从这四部著作里“剽窃”的内容,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难道莱卡先生是专门研究“娼妓史”和“性文化”的专家?而且,莱卡先生为什么宣称“孔庆东至少剽窃了如下几部著作”呢?“至少”的意思,就是说肯定还剽窃了其他著作,莱卡先生为什么只列出这四部呢?


从写作细节来看,莱卡先生这篇文章看起来是相当专业的,不但列举了证据,而且为了使得证据醒目,还做了字体上的处理。莱卡先生说:

“另,莱卡还要对下面将要发出来的证据做一点说明。


1.为了便于大家阅读,孔庆东的原文我用文本格式贴出。

2.在文本格式中的蓝色粗体字部分是我另外加入的说明。

3.凡属抄袭的内容,我都用红色字体标出。

4.被抄袭的著作,我将以图片的形式发出,在被抄袭的文字下面标以红线。

5.本帖所有涉及到的书籍的扫描电子书都可以在新浪爱问共享中下载。


最后,请转发此帖的朋友在转帖时请注明“凯迪猫眼莱卡首发”,谢谢!”


让我们来看莱卡先生给出的第一个证据。第一个证据通常应该是作者认为最有力的。然而,这个证据恰恰可以证明:莱卡先生虽然写作格式很专业,但这篇文章其实是“急就章”,写的时候颇有“如获至宝”的心情,因此并没有进行比较冷静地思索。


这个证据是这样的:

“《晋书》上记载一个叫麴允的人说: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川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请大家注意上面的这两段。第二段的“允,金城人也……北望青楼”这段话是出自《晋书·麴允传》。翻译过来应该是“麴允,是金城人,和游氏都是世代豪族。西川为此有歌曰……”。所以,这第二段话绝不是如孔庆东所说的“一个叫麴允的人说”。显然,这是孔庆东在抄袭陶慕宁先生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时望文生义而致。可以肯定的说,孔庆东在抄袭这段文字时,他根本没有读懂。”


看起来确实是“铁证”:抄了却没读懂。然而,“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即便没有学过这篇古文的普通人也看得出来,这句话是说“麴允,是金城人。。。”,绝对以为是“一个叫麴允的人说”,难道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孔庆东如此弱智(孔庆东1996年博士毕业)?


大家再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晋书》上记载一个叫麴允的人说”其实是“《晋书》在记载一个叫麴允的人的时候说”,再明确一点就是“《晋书》里关于麴允的记载里说”,并不是指《晋书》里记载了“麴允”的话。原书的这句话确实有歧义,但是看了引号里的文字,如果不戴偏见,没有“如获至宝”,应该会知道这只是有点歧义而已,而且是可以根据上下文就避免产生的,并不会导致误解。


很显然,这说明莱卡先生看到这个“铁证”的时候实在是“如获至宝”,并没有冷静地去想一想。


在另一个证据里,莱卡先生指出了原书存在的很多引文错误,然后说:“上面如此之多的引文错误,恐怕绝不能用笔误或是印刷错误来解释吧?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其原因应有三点:其一,孔教授不认识繁体字;其二,在间接引用(或是抄袭)的时候以讹传讹,原作者写错了,孔庆东也照抄不误,就类似上面的“‘听妓’诗”;其三,北大醉侠在写这段的时候刚喝完2斤二锅头。”


这确实比较奇怪。不过,大家如果看了孔先生这本书的序和后记(http://www.bookbao.com/view/200912/01/id_XNjI4MDU=.html)之后,就不会奇怪了。


序:

“。。。

关于青楼与历史,本书采用品评的方法,从几个比较零散但又能够相互耦合的角度,对青楼文化进行评点和追思,力图穿越深邈的时空隧道,将破碎的青楼文化残片重新拼接,复原出青楼文化的历史意义。具体言之,青楼的存在和发展是否具有悲剧性?如果有,这是一种什么悲剧?青楼的悲剧是否具有崇高性?除了儿女柔情,青楼有没有英雄侠骨?青楼的历史发展脉络说明了什么?青楼走向没落以至成为一种历史陈迹,是不是文明发展的一种必然?青楼的千秋功罪,如何评说?青楼还会再崛起么?这样,就完成了对青楼文化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的一个考察过程,既入山中,又处局外,虽无轻车肥马,但险峰渐成熟路,本书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作为一本追求雅俗共赏的非学术性读物,当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考证、摘引、勘误、补遗、纠谬等等令人生厌的内容,尽量直接切入对象。但这种套路本身也是一 “险”。因为本书的对象实在并非“一壶浊酒喜相逢”就能抵掌而谈、放胆而论,它实在是一门地地道道的“学问”。要做到兼具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通俗明了,且具有较高晶位,实在不能不有捉襟见肘之忧。故此,本书采用一种“混合”文体,将材料与见解杂糅一处,集描述、分析、评论、调侃于一炉,在保持严肃关怀的前提下,注意深入浅出的可读性。这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许多问题可能无法进行纵深开掘,甚至只如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材料使用也可能详略失衡,趣味性的标准也许会淘汰掉更有价值的力证。由于对材料的加工欠细,出现前后龃龉或叠床架尾;之病也未可知。个人见解与朱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其中难免存在误读和曲解,更不论于庸之见与荒谬之说了。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倘若有益于读者?—二,纵蒙人云亦云,或信口升河之诮,又何足道哉!

。。。”


后记:

“。。。

作为一本非学术性的“科普”读物,基本上还可以交差。无论从知识的介绍上还是涉及的问题上,自以为点与面的结合处理得还算妥切。但是总觉挖掘尚浅,平面罗列有余而纵深开拓不足。材料准备也很不充分,使这支笔难以做到游刃有余。这些都是由于未曾对青楼文化进行过长期细致的专门研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于是也就决定了本书只能是“急就章”。


写作过程中,有意贯穿了一条文化批判意识的副线,想借对古代青楼文化的叙述鞭挞今日之世风堕落、道德沦丧的现象。心中也知此举无用,但仍压不住一吐为快之念,故而有时难免言过其实,未曾考虑投鼠忌器,也就不惜殃及池鱼。


搁笔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对青楼文化的了解甚为肤浅。许多与青楼文化关系密切的问题,由于信心不足,本书都回避了。例如男妓问题,就是其一。中国的男妓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就有“分桃之爱”,“龙阳之好”,后世更有“断袖之癖”,狎娈之风。而中国的男妓与西方的同性恋是有很大不同的。清朝的青楼中,专门设有“相公窖子”,就是男妓院。一般的男妓接待的客人也是男性,另外还有一些男妓充当豪门女性的面首,例如唐朝的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上官婉儿,都广置面首,不亚于男性君王的三宫六院。汉代的赵飞燕则每天要弄来十多名男子通奸,无怪后人有“脏唐烂汉”之说。


性病问题也是与青楼文化有关的。有文章说现代的性病是明清之际由外国人首先传人中国的青楼的。这是一个科学性很强的问题,虽然在今天仍很重要,但既然谈不好,也就不如不谈。


生育问题、房中术问题、太监问题,都与青楼文化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由于有与上述同样的原因,只好置之不论。


因此,只能说,本书仅仅是了解青楼文化的开始。读者欲作深一步探索,可去选读较为专门的著作,例如本书的参考书目所列的即可。

。。。

1994年秋于北大四院醉婴斋”


《序》以“将材料与见解杂糅一处,集描述、分析、评论、调侃于一炉”直接承认了“剽窃”,《后记》则再次强调“本书仅仅是了解青楼文化的开始。读者欲作深一步探索,可去选读较为专门的著作,例如本书的参考书目所列的即可”。


不过,虽然《后记》提到了“参考书目”,但是1995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青楼文化》其实并没有给出“参考书目”。这当然并不奇怪:那时候的出版界并没有如今这样“尊重知识产权”,更何况这本书本来就不属于学术作品呢?“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介绍“青楼文化”的书,怎么可能属于“学术著作”呢?当然,这并不妨碍十三年之后“尊重知识产权”的人们拿出来说事。


但是,这就又回到前面了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莱卡先生列举的那四部著作,可以说都是很“冷门”的。即使是人文学术界的学者,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娼妓史或性文化的,也未必就能知道。而莱卡先生居然能就从孔庆东1995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里准确地找到从这四部著作里“剽窃”的内容,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难道莱卡先生是专门研究“娼妓史”和“性文化”的专家?而且,莱卡先生为什么宣称“孔庆东至少剽窃了如下几部著作”呢?“至少”的意思,就是说肯定还剽窃了其他著作,莱卡先生为什么只列出这四部呢?


大家看看2008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青楼文化》新版,就可以知道答案了。“书包网”有这本书的全本:《青楼文化(全文阅读)》。


与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不同,在这本书的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1.刘达临 《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2.东郭先生(刘师古) 《妓家风月》,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0年版。

3.陶慕宁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 1993年版。

4.霭理士原著 潘光旦译注 《性心理学》,三联书店 1987年版。

5.[奥]弗洛伊德 《爱情心理学》, 作家出版社 1986年版。

6.武舟 《中国妓女生活史》,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年版。

7.蕾伊?唐娜希尔 《人类情爱史》,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8.叶一青等《中国历代名妓大观》,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9.陈东原 《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 1983年版。

10.刘引等 《历代名妓诗词曲三百首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因此,根据孔庆东先生自己在《青楼文化》2008年版里的供述,他在《青楼文化》一书里“剽窃”了上述十本著作,并在《后记》里建议读者“欲作深一步探索,可去选读”这些被他剽窃的专著。


这样看来,莱卡先生发现“孔庆东至少剽窃了如下几部著作”却只列出了四部,其原因或许能够这样推测:

1)莱卡先生从孔庆东的2008年新版《青楼文化》列出的参考书目里“忽然发现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青楼文化》竟然是一部东拼西凑的剽窃之作”;

2)莱卡先生经过搜索,发现上述十部书里“可以在新浪爱问共享中下载”的只有他列出的那四部。


但是,仔细对比,就会发现问题:莱卡先生列出的四本书,只有三本是孔先生供述的那十本里的,“王书奴先生于1934年在上海生活数典出版的《中国娼妓史》”这本书不在那十本书里。这样看来,似乎孔庆东抄袭这件事情是莱卡先生自己发现的,并不是看到了孔先生的自供状。


然而,大家如果去看莱卡先生在凯迪上的那个帖子《[原创]孔庆东的《青楼文化》竟是一部的剽窃之作 莱卡 于 2011-11-12 2:50:3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就会发现两点疑问:

1)作者上传证据的速度相当慢,到现在也只展示了五个证据;


2)到现在为止,莱卡先生提供的剽窃证据,只涉及到他列出的头两本书,先展示了“陶慕宁先生于1993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的证据,然后展示了“刘达临先生于1993年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性文化》”的证据;


3)孔庆东剽窃“武舟先生于1990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妓女生活史》”和“王书奴先生于1934年在上海生活数典出版的《中国娼妓史》”的证据,莱卡先生至今还没有提供。


如果我们假定孔庆东抄袭这件事情是莱卡先生自己发现的,那么上述这两点就都是很奇怪的事情,尤其是第一点。


既然抄袭是莱卡先生自己发现的,那么他应该是在阅读孔庆东的书的时候察觉到某些内容与自己看过的某本书的某些章节的内容相似。然后,他再去翻找那本书的章节,结果发现确实如此。这样,莱卡先生就应该是对这些书的内容很熟悉,那么,他要扫描然后上传证据,怎么会如此慢呢?就算他没有扫描仪,需要去借,那也可以事先把需要扫描的几本书都准备好,一次搞定,顶多也就需要一上午的时间。为什么要这样隔一天来一次,而且只扫上来某一本书的一页或几页呢?


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莱卡先生是看到了孔庆东给出的参考书目之后才知道孔庆东抄袭的,那么上面这两点疑问就迎刃而解了:由于事先既不知道孔庆东“剽窃”的是哪些书,也不知道孔庆东具体“剽窃”了那些书的哪些章节,只知道孔庆东一定“剽窃”了,莱卡先生就只能先在某一本书里寻找和组织材料,找到一点就放上来一点,找到一页就放上来一页。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为了能够抓住热点,及时拿出“成果”来,莱卡先生只能先在比较容易找到证据的书里找。“陶慕宁先生于1993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只有221页,相对而言容易找一些。“刘达临先生于1993年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就厚得多了,不过幸好“小说网”有网页版(http://www.xiaoshuo.com/readindex/index_00114162.html),可以拷贝下来再一页页地搜索关键词。虽然一页页地搜索也比较麻烦,但是总比422页又只有PDF版的“武舟先生于1990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妓女生活史》”容易得多了。


有网友可能要问:莱卡先生说孔庆东抄袭“王书奴先生于1934年在上海生活数典出版的《中国娼妓史》”这本书,这可是参考书目里没有的,他是如何知道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既然孔先生承认“剽窃”了《中国妓女生活史》,又自称谈的是“青楼与历史”,莱卡先生当然可以合理地推测孔先生同时也“剽窃”了这方面的早期专著《中国娼妓史》。


不过,王书奴先生1934年在“上海生活数典”出版的这本《中国娼妓史》不但是繁体字,而且还是从右往左的古书式的横排方式,要想从中搜到抄袭的证据,那可是比武舟先生那本麻烦得多呢。莱卡先生需要本网友支招么?


本网友没有核对这两本书,但是认为:孔先生虽然“剽窃”了很多书,却并没有“剽窃”王先生这本书。本网友作出这个判断,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两本书的主旨。王先生的这本书,是真正在研究“娼妓史”,而孔先生的书则是在谈与娼妓相关的“文化”和“生活”。谈“文化”和“生活”的孔先生“剽窃”武舟先生的《中国妓女生活史》是必然的,却没有必要去“剽窃”王先生真正研究“娼妓史”的书。


本网友作出上述判断的另一个依据是内容。孔先生在《后记》里特别提到自己“由于信心不足”而回避了“男妓问题”、“性病问题”等“与青楼文化关系密切的问题”。然而,在王先生这本书里,恰恰专门讨论了男妓问题和性病问题。王先生不但详细介绍和讨论了“古代之男色”、“魏晋南北朝时代之男色”、“明代之男色”、“清代之男色”,还在第五部分专门用一节探讨“花柳病起源之时与地”,得出“综合以上各家学说,杨梅疮于十五世纪始,发现于吾国医书中。其流行盖始自弘治末年(1488—1505)至正德年间(1506—1511)而始盛”的结论。如果孔先生抄了王先生的这本书,那么他顺便谈谈男妓问题和性病问题,其实是很容易的。


综上所述,本网友认为,就目前的信息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莱卡先生是看到了孔先生2008年《青楼文化》新版列出的参考书目才“忽然发现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青楼文化》竟然是一部东拼西凑的剽窃之作”;

2)莱卡先生只列出了四本书,其中三本是孔先生的参考书目里有的,另一本《中国娼妓史》是莱卡先生自己给出的;

3)莱卡先生并未检查孔先生是否真的“剽窃”了王书奴先生的《中国娼妓史》,列出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显示:“剽窃”是莱卡先生自己发现的,并不是看到孔先生给出的参考书目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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