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看不上?侵华日军没渡黄河进陕西的原因

旱地忽律布朗 收藏 16 26552
导读:[quote user="跳跃攻击 在第52楼"]当年的侵华日军为什么没能西渡黄河,而进入陕西境内?不会是因为黄河天堑阻止了日军吧?或者是西北太荒凉吊不起日军的胃口?铁血军事的军友们,有能完整解释的吗?[/quote] 试着解释一下,未必正确,还望大家指正。 总体来说,日军之所以没有西渡黄河,主要还是由于其战略指导思想的变化决定的。 这里需要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说起。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日强,但身为岛国的尴尬处境却限制了其更大的野心。日人由此退出了其所谓的“大陆政策”。

 以下是引用跳跃攻击 在第52楼的发言:
当年的侵华日军为什么没能西渡黄河,而进入陕西境内?不会是因为黄河天堑阻止了日军吧?或者是西北太荒凉吊不起日军的胃口?铁血军事的军友们,有能完整解释的吗?


试着解释一下,未必正确,还望大家指正。


总体来说,日军之所以没有西渡黄河,主要还是由于其战略指导思想的变化决定的。


这里需要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说起。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日强,但身为岛国的尴尬处境却限制了其更大的野心。日人由此退出了其所谓的“大陆政策”。从中日甲午战争直至日本战败,“大陆政策”始终是贯穿日本军国主义始终的荒谬论调。


大陆政策的基本核心就是为日本民族扩展领土和生存空间,以奴役别国人民的方式获取本国的利益最大化。但在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中,日本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即北上派和南下派。北上派思想主要为日本政坛的皇道派人物为代表,主要思想为以苏联(前期为沙俄)为主体假想敌获取利益;南下派思想主要为日本政坛的统治派人物为代表,主要思想为以英美为主体假想敌获取利益。无论哪一派,其政策实施的前期方针都是一直的,也就是朝鲜-满蒙-支那,只有实现了这个共通的第一步,才有可能与其主体假想敌对阵,实施下一步的战略方针。


在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第一步的过程中,前期(中日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的主要实施方为统治派人物,其中尤以海军派的人物最为积极。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等一系列过程,统治派人物逐渐在日本政坛成为显赫人物,其以南下为后备目的的战略思想也逐渐凸现出来。南下的基本战略格局也已经大致搭建完成:也就是朝鲜、旅大港、琉球(冲縄)、澎湖列岛、台湾岛、加罗林群岛一线。整个态势是以向英美国家太平洋东岸殖民地发动进攻的形态。


中期(九一八事变到诺门坎战役)由皇道派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用颇为冒险的方式一举夺回了失去的优势。同时利用日本国内的几次“兵变”部分控制了政坛。直至1938年底,侵华日军在中国大陆搭建了一个为其下一步北上进攻苏联准备好的“大后方”,大致的战略势态为“伪满洲国-华北-华中大部-东南沿海一部”。伪满洲国作为皇道派行动的第一部,即是北上的桥头堡,也就侵华的“大本营”,更重要的是,物产丰富、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为日军作战提供了包括煤炭、钢铁、粮食等一系列重要的后勤保障。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重点之一。在此后的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会战中,无一不是以当地的重点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到1938年底,日军已经控制了山西的煤矿、冀中鲁西的产粮区、江汉地区的军事工业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区。以日军狂妄的想法来看,中国会在短期内投降,接受日本统治。但即使这样,日本也必须要对重点战略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在中国政府放弃抵抗的前提下,这些地区日后都会成为皇道派日后北上的“大后方”。这个“支那大后方”远比紧邻苏俄的伪满洲国安全。


只不过,由于诺门坎一役,日军惨败,皇道派唯一一次的尝试无果。国内政坛也因此迅速转变,南下派开始逐渐夺回主动,直至东条英机组阁,达到顶点。至此,皇道派的计划已经无法继续推行。


1937年9月到11月爆发的太原会战,一方面是为了日本南下江汉打通交通,稳定“后方”,另一方面,也是未来西进转而北上的桥头堡。之所以没有迅速地度过黄河西进,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黄河以西主要为农业地区,相对于工业发达的武汉三镇来说不是很重要。有关战争经济的原因,前面已经说得比较多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不过有些题外话还是颇耐人寻味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经济体系构架可以说是比较严谨的,整个系统中几乎囊括了战争需要的大部分资源。但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对于现代化战争最重要的石油却都被放在了第二步计划中。北上战略目标直指西伯利亚油田,南下则是东南亚的石油。北上未遂,而东南亚的油田远不能满足战争需要。作为一个军人执政的内阁,日本的经济账远远不及他们的军事账。(有趣的是,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曾经在大庆地区进行过细致的勘测工作,并断言此处无法开采出工业性的石油)


其次,太原会长结束后,南下攻克武昌,就能与淞沪战场的日军形成合围之势,控制整个华东地区,从而尽快促使中国政府妥协。西进不但无合围之优势,反而会把太原方面军整个侧翼暴露给江汉地区的中国军队。在军国主义政府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日军的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政府“屈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盘占领。这一方针的战术反映就是寻找并歼灭中国军队的核心力量,从而使中国政府真正“屈服”。武汉会战之前,国军的主力部队也正是集结在江汉地区。


再次,正面战场的侵华日军与国军进行的基本上都是大规模作战。这时候的日军作战序列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步兵与炮兵的配合攻坚是作战的核心之一。这就要求后勤保障必须及时。而日军此时还没有德军那样高的机械化程度,大宗后勤供给主要依靠铁路运输。当时中国西部地区较为落后,铁路运输覆盖面非常少,贸然进攻势必给后勤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南下江汉却有着较为完善的铁路运输系统,并且可以以水路运输作为辅助;


还有,西北地区非蒋介石集团的嫡系部队驻扎,且各个势力错综复杂,红军/八路军、西北军、晋军、马家军、东北军以及部分中央军等势力都在这一代活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且多次出面平衡各派系的关系。但实际上对东北军、西北军结缔更深,时时在寻找机会除之而后快,对于红色中国的力量来说,蒋更是将其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直接西进虽然存在着各个击破的优势,但从政治角度上来说,姑且保留这些势力,使其相互相互消耗,相互斗争应该是更加经济的策略。如果贸然出击,各路势力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何况,这些分散的地方势力基本上没有组织战略性反击的可能性,他们的存在对于日军在华北的防御来说也是经济的。必要时,日军也不会排斥在西部地区扶植傀儡势力的可能。


此外,黄河天堑和之后的太行山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阻碍作用。太原会战中,日军曾经几次因此受挫,复杂的地形对日军大军团会战是弊大于利的。


以上,总体来说,还是日军的侵华作战思想在其主导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偏向南部战区,西进的现实意义就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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