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资源越多的国家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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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个美国人好奇地问一个伊朗工程师:“你们这个国家要是没有石油,可怎么办呐?” 伊朗工程师回答道:“我们要是真的没有了石油,我们就会像日本一样!”(摘自T弗雷德曼《凌志车和橄榄树》) 中学地理课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我们中国实在人太多。”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林地更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得,不用老师再点拨,我们顺理成章地就相信了“只生一个孩子好”这样的计划生育国策。因为这些资源的总量是很难提高的,甚至还在减少

个美国人好奇地问一个伊朗工程师:“你们这个国家要是没有石油,可怎么办呐?”


伊朗工程师回答道:“我们要是真的没有了石油,我们就会像日本一样!”(摘自T弗雷德曼《凌志车和橄榄树》)


中学地理课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我们中国实在人太多。”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林地更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得,不用老师再点拨,我们顺理成章地就相信了“只生一个孩子好”这样的计划生育国策。因为这些资源的总量是很难提高的,甚至还在减少,所以只好把人口减少,只有那样人均资源才会多起来,每个人的生活才会好起来,中国才有救...在无数次测验考试中反复默写人均资源短缺的时候,没有老师帮助我们质疑一下这里的最基本逻辑:人均资源和人的真实生活水平到底有多大关系?


最早注意到这个人均资源决定论漏洞的,是这样一些身边的个例:台湾人均耕地连大陆的一半都不到,人均水资源也只比大陆略多,在民族和文化背景类似的情况下经济怎么先进那么多年?如果说大陆现在赶上来了,那追赶得比较接近台湾的也是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在全国垫底的地区(上海、浙江),为什么不是人均耕地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黑龙江和吉林?


日本那就更不用说了,它的人均耕地只有中国大陆的一半不到,人均农用地只有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不到,人均淡水资源比中国大陆虽多些,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倘若资源瓶颈对国家发展程度真有那么大的影响,那日本怎会成为世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那么台湾和日本是不是资源问题上的特例,而中国大陆服从一般的通例?换言之,把所有的国家放在一起,通盘考察人均资源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关系,总该是人均资源多的国家有比较大的概率成为发达国家吧?


对于这个问题,我后来从翻书、听课和请教他人得到的一致回答不仅仅是否定的,甚至是相反的。这个问题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领域,不止一个学者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出世界各国的人均资源数据和人均GDP数据,再计算他们的整体相关程度。不同的学者得到的一致结果是:一般情况下人均资源越多的国家越穷。换句话说,富国人均资源少是常见的通例,穷国人均资源多也是常见的通例,反倒是人均资源多的富国和人均资源少的穷国属于特例。


关于人均水资源和发达程度无关的道理很容易理解,一个人一年能喝能用的生活用水其实就只有那么多,超过那个生活必须的淡水资源并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至多 不过是多洗几次车多浇几回草坪。真正的用水大户是工农业用水,缺水的地方的确不容易发展耗水多的产业,但高耗水产业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高耗水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国大陆62%的用水是农业用水,但节水的喷滴灌方式推广率只有7%,2/3的农业用水属于可以节省但被浪费的部分,可见缺水不缺水,和人均水资源的关系远不如用水方式的大。


人均耕地面积就更不能作为发展瓶颈来举例了。一千多万人口的荷兰,人均耕地比中国大陆更少,但荷兰却是农产品出口的第二大国。中国是马铃薯总产量最高的国家,马铃薯每亩单产只有荷兰的四分之一。马铃薯是真正已经能实现“亩产万斤”神话的作物。仅这一个例子就能看出发展瓶颈是在总耕地面积还是在农业种植技术了。此外,由于当代温室农场、屋顶农场等土地利用方式的创新,那种把可耕地看作唯一农业用地的思维早已过时。所谓中国人均耕地少所以吃饭问题艰巨的说法,即使不考虑单产问题也已经不再符合现实。


相比人均耕地和人均淡水资源这些数字游戏,林业资源和矿产资源等对社会发展的因素要更明显些。因为一般来说淡水出口不太容易,多到一定程度意义就不大了,但木材和矿产是可以大量出口赚钱的。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富得流油”的产油国。然而,除了这些石油输出国,绝大多数情况下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都很有限。在几个传统的所谓资源大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然资源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都远远不到百分之十。在被公认为资源条件得天独厚的美国,自然资源(森林、煤、金属矿、石油和天然气)对GDP的贡献率加起来常年不到1.7%。显然,这些国家的发达程度主要来自他们的国民教育水平和生产率,和矿产资源多还是少仍然关系不大。


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丰富的矿产资源甚至会成为后发展国家的障碍。因为政府只要控制了这些矿就可以轻松获得维持统治所需的财政收入,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政府,既没有动力改革社会制度释放国民的创业动力,也没有动力投资科技教育增进生产率,更不必向国民开放参政议政增加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这几个后果都显然不利政治经济的长期发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雷德曼记载了一个美国人对一个伊朗工程师的提问:“你们这个国家要是没有石油,可怎么办呐?”


伊朗工程师回答道:“我们要是真的没有了石油,我们就会像日本一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行文至此,想起《纽约时报》2012年1月连篇累牍发表的关于苹果中国供应商的报道。纽约时报记者的笔下,中国深圳的工业区产业链在地理上极为集中,招工也极为方便。无论找哪种上游供货商都近在咫尺,无论急招多少雇员都几乎可以一夜聘齐。所有这些,在地广人稀的美国都是很难做到的。有意思的是,正是在人均耕地和人均淡水资源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深圳,被自然资源瓶颈论者视为社会负担的中国人力资源造就了深圳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而在深圳奇迹的造就者行列里,很多从农村来深圳造梦的青年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降低了人均资源的超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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