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及以色列的复仇之路

1972年9月5日,人们带着慕尼黑奥运会的欢乐,进入甜蜜的梦乡,慕尼黑人睡了,德国人睡了。自从奥运会开赛以来,各项赛事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凌晨4点,在距奥林匹克体育场仅几百米的奥林匹克选手村,8名身着运动服的“黑九月”恐怖分子,翻过2米多高的奥运村围墙。几分钟后,便隐没在奥运村的一片丛林里。他们在一座旱桥下分了手,2名恐怖分子径直穿过桥面,向90米之外的科隆街31号——一幢三

层楼房奔去。这座楼里住着以色列、香港、乌拉圭代表团的男运动员,而恐怖分子的目标是以色列人。另6名恐怖分子蹿到桥下,从特大号桶形运动包里取出苏制卡拉什尼科夫—AK47型冲锋枪。

在6名恐怖分子取枪的时候,2名恐怖分子已穿过大楼前的隧道,从地下室侧门进入了31号楼。当6名同伙来到31号楼正门时,正门还没有被同伙从里面打开。这时,住在其他11楼里的两名外出晚归的运动员,正好经过31号楼,他们看见眼前此景,满腹狐疑地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啪”的一声,正门被恐怖分子用万能钥匙打开,恐怖分子迅速闪入。而两名观望的运动员耸耸肩离开了,他们以为远处的人影也是喝酒晚归者。

一切像上百次演习时那样准确,恐怖分子走上二楼,听到房间里发出清晰的碰锁声,那是以色列保安官员刚刚巡视完运动员的住房,回到自己房间里关门的声响。

屋内的以色列摔跤裁判古特听到门口有动静,以为是另一位教练回来了。可过了一会儿,门锁还没有打开。这位体重275磅的壮汉心想:他不是还有另一把钥匙吗,怎么门还没有打开?

他走到门口,想开门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忽然,他听见门外面有几个人嘀嘀咕咕说着阿拉伯语,心里一惊,要出事了。他猛地扑向大门,用自己强壮的躯体,死死抵住正在开启的房门。同时,他用希伯来语大喊:“危险!”给屋里的同伴报警。

门外恐怖分子听到喊声,顿时疯狂地推门,古特拼命抵住门。两股相持的力量,扭弯了门框,连门上的铁条也变了形。

“哗”的一声,门终于被撞开了,一名恐怖分子抬手就两枪,使刚做了三个星期父亲的古特当即中弹倒在血泊之中。就在这一刻,古特的同伴、举重教练萨利拉破窗而出,逃出了公寓。然而其他的人——田径教练夏皮勒、击剑大师安德烈、射击教练费尔、举重裁判斯勒林被黑洞洞的枪口堵住。恐怖分子粗暴地将他们推推搡搡,威逼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人的住处。

一个恐怖分子说:“情况已经明朗,要死要活,全由你们自己决定。谁能说出其他人的住处,谁就能获得自由!”

以色列人沉默着。

“你们说不说!说不说!”恐怖分子恼羞成怒,开始殴打人质。在雨点般的拳打脚踢声中,以色列运动员还是沉默,没有人讲出同胞的住处。后来,恐怖分子干脆把他们捆绑起来。

这时,另外几名恐怖分子搜查了二楼所有的房间,但一无所获。他们还不死心,于是冲到3号公寓。这下被他们冲对了,3号公寓里的6名赤手空拳的以色列运动员没能逃脱厄运,这6名运动员是:摔跤选手哈尔芬、斯拉温和佐巴利,以及举重选手巴伯格、胡里德和罗曼诺。

恐怖分子袭击了3号公寓之后,在半道上正好又撞上了以色列摔跤教练温伯格。那时,温伯格正好在科隆街散步,考虑明天几场比赛的计划及战术。白天太紧张了,他只得利用夜深人静之际,清醒清醒自己的头脑,制订明天的作战方案。

突然,他在楼下的过道里看到这些手持武器的蒙面歹徒向他扑来。温伯格已经反应过来,知道有了危险。这位手脚灵活、身材健壮的教练与恐怖分子展开了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子弹打中腹部,倒在血泊中。

在3号公寓里被扣押的举重选手罗曼诺和队友巴伯格,趁恐怖分子不注意时,挣脱捆绑绳,跑到厨房的窗前想跳下去,可是没有成功。恐怖分子立即冲了上来,罗曼诺从桌上操起一把锋利的水果刀,朝一恐怖分子“嗖”地一下飞去,刺中了他的前额,恐怖分子惊叫一声,血流满面。

“让开!”另一个恐怖分子用阿拉伯语狂叫一声,受伤的恐怖分子立即向左一闪,“哒哒哒”,一串子弹射向罗曼诺,罗曼诺剽悍的躯体摇晃了一下,腰部断成两截……

此刻,大约已是清晨5点钟。恐怖分子的劫持行动持续了约25分钟,他们杀死了2名以色列选手,劫持9名。2名运动员死里逃生,另外还有8名选手没有被恐怖分子找到。4号公寓里的以色列代表团团长拉尔金,由于手下的沉默和抵抗,幸免于难。拉尔金正是“黑九月”恐怖组织负责人阿布·哈桑急欲捕到的“大鱼”,现在,偏偏这条“大鱼”漏网了。

凌晨4点55分,有一名没带武器的治安警察手拿步话机前来察看情况,他朝站在科隆街31号前、头上缠着头巾的恐怖分子咕噜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望风的恐怖分子没有吱声,从公寓后边溜走了。这名警察也没有反应过来。

就在同时,死里逃生的以色列举重教练萨利拉和运动员扎巴利,带来了真实的消息。同时,联邦德国警方又收到了几份用英文打印的材料,上面写着恐怖分子提出释放人质的条件。

联邦德国警方马上出动,警车呼啸,切断交通,包围现场。在四周的制高点上,出现了身穿防弹背心的枪手。

动作奇快的新闻记者也赶到了现场,电视台的直播镜头对准那幢由恐怖分子占领的房子。恐怖分子袭击慕尼黑以色列运动员的消息,立即通过广播、电视向全世界传递。

恐怖分子给奥运会组委会打电话:称现在有9名以色列运动员在自己手中作为人质,而释放人质的条件是必须释放234名被“以色列军事当局”关押的巴勒斯坦人,条件中还点到了被联邦德国政府拘禁的“红色旅”领导人乌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恐怖分子还提出,上述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他们还需要3架飞机,将他们带到一个阿拉伯国家,他们将在那儿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另外,上述条件必须于上午9点以前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将“一举或逐个儿”处死人质。

清晨,当国际奥委会的负责人从梦中醒来听到噩耗时,全都惊得目瞪口呆。短暂的惊愕过去后,联邦德国政府及巴伐利亚州政府、慕尼黑警方火速成立了事件处理小组,与国际奥委会、慕尼黑奥运会组委会一起开始了十万火急的人质营救行动。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立即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紧急磋商。

以色列政府没有一点妥协商量的余地。勃兰特又派慕尼黑警察总长费拉帕、奥运村村长托雷格同恐怖分子谈判。接着慕尼黑市市长、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联邦德国内政部长相继赶到出事地点,同恐怖分子头目接触,并纷纷表示愿以自身换回人质——从他们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个难得的勇敢举动。但恐怖分子对他们不感兴趣,恐怖分子的目的不在于此。谈判仍在继续。上午8点钟的时候,恐怖分子降低了要求:只要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往开罗,到时,以色列如还不释放关押的“政治犯”,他们就将在开罗处死人质。上午9点钟的时候,事件处理小组给恐怖分子送去了食品。勃兰特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对这一事件表示痛心。他同时希望此事能妥善解决。

经过艰苦的协商,联邦德国与以色列最后终于选定了解救人质的方案:同意恐怖分子乘坐直升机离开慕尼黑,并派德方的突击队员扮成直升机的乘员,在直升机上除掉恐怖分子,营救人质。

晚上10点钟左右,两架直升机停在奥运村附近的一个草坪上。8名恐怖分子押着蒙上眼睛的以色列人质,由一辆“大众”客车运载,通过地下车道登上了直升机。联邦德国与以色列商定,决不能让恐怖分子把人质带到埃及开罗。

恐怖分子镇定自若,他们上机后仔细检查了每架直升机,4名人质与4名恐怖分子上了第一架,另外4名恐怖分子押着5名人质上了第二架,第三架飞机上坐着奥运村的村长、慕尼黑市的市长和联邦德国的内务部部长。一会儿,直升机呼啸着起飞,飞过空荡荡的体育场上空时,附近奥运村的运动员们欢呼起来。直升机飞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联邦德国的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恐怖分子准备在那儿换乘波音727喷气客机。而联邦德国警方也准备在那里对他们动手。

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十几公里路程。那儿,形势正急剧地变化着。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沙迪”首脑扎米尔将军在慕尼黑绑架事件发生之后,立即飞往慕尼黑。此刻,他在联邦德国军官的陪同下,在军用机场的控制塔上看到了跑道上发生的悲剧。

大约10点55分,扎米尔将军看到第三架飞机抢先着陆。当恐怖分子乘坐的直升机停稳后,从里面出来4名恐怖分子,其中2名押着飞行员与助手,另2名去检查波音727喷气客机。

钻进波音727客机的恐怖分子,发觉客机上没有任何驾驶员,马上意识到中了圈套,便惊恐万状地跳下了飞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使联邦德国警方精心策划的营救行动功亏一篑,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另一个错误是联邦德国警方仅仅听信了脱离虎口的以色列运动员扎巴利的一面之词:说只有5名恐怖分子,所以警方在机场上也只配备了5名狙击手。等发现恐怖分子有8名时,警方顿时措手不及。这时,狙击手看到4名恐怖分子惊恐地从波音727客机上退下来时,在光线不佳的情况下,就向恐怖分子发起了突然袭击。3名恐怖分子当即中弹身亡,被他们押着的飞行员也一命呜呼,剩下的3名恐怖分子钻到直升机底部负隅顽抗,临死前,还打死了望望塔上的一名警察。

直升机中的4名乘务人员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想逃离现场。2名成功了,另2名负了重伤。直升机上的以色列人质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被紧紧地捆绑着,双眼蒙纱,只能坐以待毙。

枪战持续了约1个小时15分钟。警方因为考虑到机上人质,不敢大打出手,所以始终未能将恐怖分子从直升机上轰出来。最后,警方决定动用6辆装甲车,由装甲车掩护,发起强攻。这时,3名恐怖分子突然跳下直升机,跑出一段路之后,1名恐怖分子回头把一颗反坦克手雷一扔,投进载着5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顿时,一声巨响,飞机变成一团火球,机上的人质全部丧命。紧接着,2名恐怖分子又向另一架直升机里的4名人质开枪扫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装甲车的进攻能推迟几分钟的话,那么,以色列的人质也许就能得救了。因为趁着枪战的混乱,他们自己已经在设法挣脱绳索。事后人们在爆炸残骸的粗大的绳结上,发现了他们留下的齿痕。

5名侥幸活着的恐怖分子,有2名继续负隅顽抗。几分钟后,警方又击毙一个叫依萨法第的恐怖分子,正是他向直升机扔进了那颗致命的反坦克手雷。随后,警方又抓获了一个伤势很重、名叫巴德兰的恐怖分子。另外2名恐怖分子也被警方抓获。

最后一名叫托尼的恐怖分子,边打边躲,把警察拖了5个小时,顽抗中,他还击中一名警察的颈部。最后,他陷入绝境,于凌晨1时半被击毙。

凌晨3时,巴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用沉痛的声音发表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名突击队员和9名以色列人质死亡。

当天上午,奥运会比赛全部停止,改为悼念活动。组委会将田径比赛的奥林匹克体育场设为追悼会场,著名的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为悼念活动演奏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以色列代表团团长拉尔金在悼念仪式上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

“现在,我必须带着自己遇难同胞的遗体回国了。但是,奥林匹克精神是永存的!我保证:我们将在四年之后前往蒙特利尔参加奥运会!”

9月7日上午9点45分,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在《葬礼进行曲》严肃、庄重的旋律中,11名被杀的以色列人的棺柩从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被抬了下来。棺柩上覆盖着蓝白两色以色列国旗。死者的亲属、朋友失声痛苦,扑向棺柩,人们向棺柩献上了一束束鲜花。全体以色列人都沉浸在痛苦和愤怒之中。

1972年9月5日,在慕尼黑参加奥运会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员,被一群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绑架并且杀害。事件发生后,74岁的女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宣布:“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消灭杀人成性的恐怖分于的战斗。不管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无情地杀死他们。”随后,她对周围的将军们背诵了《圣经》上的一条严厉的戒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梅厄夫人讲话后,摩萨德接到组成一支“死神突击队”的命令。这些突击队员将在以色列境外行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找到慕尼黑大屠杀的元凶或其他暴力行动的罪魁,并将这些人干掉。这支作风神秘、行事迅速凶狠的组织从此开始了一场世界上最大也最残酷的地下追捕。

阿夫纳小组的复仇之路

阿夫纳小组代号Caesarea,也被媒体称为“上帝的愤怒”小组,包括热血的南非职业杀手和车手史蒂夫、小心翼翼的艺术家卡尔、玩具和炸弹制造专家罗伯特、文件伪造专家汉斯。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大胆的策略,摩萨德局长扎米尔相信:这个与后方切断了任何联系的小组能完全独立地活动在欧洲,自主寻找情报来源、武器和掩护,泄密和被错误指挥所累的可能性都降到了最低。他们与后方唯一的联系是通过瑞士银行提供资金,只有在最必要时,阿夫纳才会通过暗号要求与上级接触。

1972年10月16日,诗人、“黑九月”驻罗马代表瓦埃勒·兹怀伊特在公寓被命中12枪。12月8日,“黑九月”驻巴黎代表、巴解发言人穆罕默德·哈姆沙里被电话里的炸弹炸伤,次年1月9日在医院死去。1973年1月24日夜,巴解与克格勃联络员侯赛因·阿巴德·希尔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饭店被床垫下的炸弹炸死。1973年4月6日,伊拉克律师、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提供过武器的巴西尔·达乌德·库拜西博士在巴黎街头被枪杀。

4月10日,暗.杀名单上的法塔赫对外联络负责人卡马勒·纳赛尔、法塔赫在以占区破坏活动负责人凯末尔·阿德万和法塔赫与“黑九月”联络人阿布·尤素福三人被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联合特种作战行动“少年之春”一并解决,此役出动了包括总参侦察营、伞兵旅侦察连、海军第13中队在内的全部特种精锐,阿夫纳小组提供了情报配合。

4月12日,阿夫纳小组准备在雅典阿里斯迪兹饭店用装在电视里的燃烧弹杀死希尔的继任者,不在目标名单上的赛义德·穆查西。遥控器失灵后,汉斯冒险带着备用炸弹上楼,亲自炸死了穆查西,撤离时又和阿夫纳打死了在楼下等待穆查西的一名克格勃。6月21日,小组在巴黎盯上了阿尔及利亚戏剧导演、“黑九月”欧洲联络人穆罕默德·布迪亚。28日早上,史蒂夫和罗伯特在巴黎大学一个停车场给他的雷诺车座位底下安装了遥控炸弹,布迪亚谨慎地检查了发动机、排气管等关键部位后,坐到炸弹上送了命。

1978年初,从不离开中东和东欧国家的“黑九月”军事领导人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在东德医院里死于癌症。至于阿布·达乌德,1973年3月在企图绑.架约旦内阁成员时被捕,在约旦电视上公开承认法塔赫与“黑九月”的联系。达乌德后来被约旦国王侯赛因赦免释放。1981年在波兰被摩萨德特工认出遭枪击,但最终逃脱。现在的达乌德是位和平主义者,1996年还被允许去加沙地带参加一个巴解组织会议,废除其宪章中关于铲除以色列的号召。

失足利勒哈默尔

1973年7月,经过一年的搜索,摩萨德终于获得萨拉米在挪威策划劫机行动的可靠情报,负责直接指挥暗杀行动的哈拉里挑选了5名摩萨德军官,经挪威政府允许进入该国。7月19日,摩萨德跟踪据说将成为萨拉米联络官的凯麦尔·本纳马内从日内瓦直到挪威小城利勒哈默尔。20日上午,两名特工辨认出与本纳马内在小广场咖啡馆见面的阿拉伯帅哥正是萨拉米,其实这位是当地饭店的服务员阿赫迈德·布希基,此人除了美女和钞票之外胸无大志。本纳马内也只是阿尔及利亚驻日内瓦使馆的雇员,因与妻子吵翻来挪威散心,两人纯属无聊才攀谈了一阵。

21日早上,布希基送怀孕的老婆去医院上班,自己先去了咖啡馆,又去露天游泳场上救生员训练班,结果又被一位女特工偷听到与一位朋友说法语,再添一条萨拉米的特征。晚上,看完电影的布希基刚刚走下公共汽车,就被当着老婆的面干净利落地打死。

两名特工在预定地点扔下马自达汽车,换上另一辆租来的标致,却不料在出城的路上被警方发现了踪迹。24小时后,特工丹·阿贝尔和提供协助的当地情报员玛丽安娜·格兰德尼科夫又开着这辆车去机场,自投罗网。不争气的格兰德尼科夫很快承认为以色列政府工作,还供出一个隐藏点,阿贝尔身上的电话号码也暴露了线索。在隐藏点,警察找到了特工伊加·齐加尔、兹维·斯泰伯格和米切尔·多夫。尽管齐加尔拿出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证件抗议警察侵犯外交官,多夫身上却被搜出摩萨德指示撤离途径的密电。可笑的是,这份电报要求他们不要携带任何暴露身份的东西,斯泰伯格身上的两把钥匙却有个蓝标签,使法国警方找到巴黎的一套公寓。更多的钥匙和标签将他们在巴黎几乎全部隐藏处暴露无遗,外加证明以色列政府与其他暗杀巴解恐怖分子行动有关的证据。经审判,6名特工除多夫外均被判处两到五年半监禁,实际上都不到22个月就被释放了。

两年后,摩萨德局长扎米尔才获悉,萨拉米当时的确在利勒哈默尔,只是他的手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十分成功地杀错了人。1974年阿夫纳小组的两次努力也未得手。直到1975年12月,摩萨德的步枪从窗外穿透的也是一个假人。1976年10月8日,只身在贝鲁特散步的萨拉米身中两弹,却大难不死。

1978年11月,以色列总理贝京下达了“追杀红色王子”的计划。不久,一位英国老处女住进了贝鲁特凡尔登大街萨拉米新房对面的公寓,整日以收养小猫和临窗画街景为乐。1979年1月,一位英国商人斯克里弗和一位加拿大商人科尔伯格也来到贝鲁特,22日两人在郊区为租来的大众轿车装上了50公斤炸药,停到凡尔登大街上。下午15点35分,萨拉米的4个保镖检查了他的防弹车和街上的动静,护送萨拉米登车。就在经过大众轿车的一瞬,对面楼上作画的英国女子按下了遥控器,车上的5人连同4名行人全部丧生,还有18人受伤。

少年之春行动

1973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制订了代号“少年之春”的联合特种作战计划,由以军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全盘指挥,主要目标是干掉3名恐怖分子核心人物:“黑九月”主要领导人、慕尼黑事件策划者之一阿布·尤素福,法塔赫对外联络负责人卡迈勒·纳赛尔,以及法塔赫在以占区破坏活动负责人凯末尔·阿德万。

以军这次行动把几乎所有精锐特种部队渗透到邻国首都,堪称孤注一掷。当时的贝鲁特不光有政府军和警察,还有巴解总部和数千部队。但对握有最后决策权的总理梅厄夫人来说,这种事情并非不可想象,越是不可能的行动越有可能成功,正是以军的思维方式。

为了隐.蔽,总.参侦.察营的突.击队员们身穿牛仔裤和肥.大的皮.夹克,以便隐.藏武..器。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营长埃胡德·伯鲁格还与小个子战士列文和罗尼一起男.扮女装。各部队用木板搭起了目.标建筑的模型,展开了秘.密的战前演.练。

1973年4月9日晚,以色列海军的导弹艇载着突击队离开海法港,7小时后抵达贝鲁特外海。

海军突击队员轻轻放下橡皮艇,突击队员裹着塑料布坐上去。离岸数百米时,橡皮艇关掉马达,队员们拿起船桨向海滩划去。

空无一人的海滩上只有6名摩萨.德特工在租来的车里等候,突击队很快乘车向目标驶去。凌晨1点29分,3辆车到达维尔丹大街附近,队员们按分好的小组三三两两地向目标走去,巴拉克的身旁是扮成“男友”的穆基中尉。黑暗中只有两个黎巴嫩警察在人行道上点烟。

在阿布·尤素福的公寓楼前,门厅里空无一人。穆基、兹维卡、罗尼和副营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一起屏息冲上六楼。兹维卡在门把上悄悄装好塑性炸药。刚刚收到埃胡德发出的动手信号,街道上突然响起枪声。房门在爆炸中轰然倒下,穆基和兹维卡冲进去,已经在照片上熟悉的尤素福在他们眼前一晃,就逃进了卧室。两支冲锋枪紧跟着隔着房门扫过去,子弹穿透了想用身体挡住丈夫的尤素福的妻子,将他击毙。

另一组突击队员也在炸开房门的巨响中冲进纳赛尔的房间。正在写字台边敲着打字机的诗人当即倒地。阿德万的戒备要高一些,但也只来得及抄起手边的AK-47冲锋枪打出一梭子,就饮弹身亡。3个目标都顺利消灭,突击队员立刻用原先装炸药的箱子装满了在3间屋子里找到的文件,撤到街上。

街道上最早的枪声来自一辆被忽略的雷诺轿车,队员们在公寓前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就在突击小组在楼上安装炸药时,一名巴解的警卫从车上下来,伸手掏枪。埃胡德等人的贝雷塔无声手枪杀伤力有限,那个警卫在断气之前仍打出了两枪。

枪响不到两分钟,一辆黎巴嫩警察的吉普车就赶到现场,被埃胡德等人近距离伏击,一头撞到路边燃烧起来。完成任务的穆基小组刚回到街上,正好将第二辆增援的警车打翻。一阵沉寂过后,远处突然传来枪声、警报声和巨大的爆炸声,那是伞兵侦察连开始进攻喀土穆大街上七层的巴解民阵总部。

摩萨德特工接应的三辆别克“云雀”轿车“吱”地一声刹住,燃烧的吉普车突然爆炸,映亮了第三辆赶来送死的吉普车。穆基向来车一个点射,然后扔出一颗手榴弹,随即和埃胡德最后钻进车内。3辆车拐弯抹角一阵猛冲后,减到一本正经的速度,向海边驶去。当橡皮艇载着突击队员和摩萨德特工在夜色中驶离海岸时,距登陆仅仅过了29分钟。

巴解民阵总部驻有约150人,难度要大一些。沙哈克中校的伞兵侦察连分成4个小组下车后,第一组在向大楼哨兵借火时用贝雷塔无声手枪开了火,可惜这种手枪又只打死2人,另2名受伤的哨兵挣扎着发出了警报。

楼上的巴解战士纷纷涌到窗前射击,甚至打响了12.7毫米机枪。伞兵们两人阵亡,但他们立刻用FN FAL步枪短促准确掉地点射和反坦克枪榴弹还击。几名伞兵冲进楼里,向楼梯间投进了发烟榴弹,迫使楼上的人乘电梯下来。电梯门刚打开,里面的人就被打倒。伞兵们把尸体拖出来,把空电梯放上去。奇怪的是,楼上的人不顾电梯里越来越多的血迹,一次又一次地乘电梯下来,一个也没有冲出电梯。5分钟激战后,被无线电呼叫来的一架以色列空军救援直升机掠过贝鲁特上空,接走了两名阵亡伞兵的遗体和3名重伤员,伞兵突击队在巴解民阵总部大楼崩塌的烟尘中撤离。

次日早上,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在海法港欢迎归来的突击队。事后贝鲁特的报纸一直说是两个女人指挥了维尔丹大街的战斗。大约一年后,营长埃胡德改名埃胡德·巴拉克,17年后出任以军总参谋长,1999年出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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