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不遵中共命令 项英为何向蒋介石请示杀他



高敬亭不遵中共命令 项英为何向蒋介石请示杀他


教导总队成立[详细]

核心提示:高敬亭是河南省光山县堇店(今属新县)人,1928年春参加农民运动,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第75师政治委员、第28军政治委员(无军长)等重要职务。红25军开始长征以后,高敬亭奉命留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上的红旗一直不倒。正是由于这些功绩,党中央把带领新四军第4支队的重任交给高敬亭。



高敬亭不遵中共命令 项英为何向蒋介石请示杀他



文章摘自《新四军征战实录》 作者:蔡仁照 孙科佳 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东进北上,这是维系新四军发展的重大方略。


蒋介石注意到了,他不希望在他发迹的地方有一支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日军注意到了,伪军也注意到了,他们面临着陷入一个陌生的战场。


新四军指战员群情激昂,他们又踏上了通向胜利的征途。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


征途多艰险呀!


陈毅和粟裕离开新四军军部后,迅速部署部队东进北上。1939年4月,陈毅和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已经发展到14000多人。刚进入敌后开辟茅山根据地时,这两个支队只有4000多人。新四军各部队的发展壮大,为贯彻东进北上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但是,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日伪军采用跟踪“扫荡”的办法来打击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也以种种理由限制新四军发展。顾祝同曾经强令新四军第1、第2支队在高淳、水阳间15公里的水网地带组织防御,企图要新四军同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本鬼子打阵地战。


陈毅同顾祝同交涉。顾祝同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不准新四军第1、第2支队向金坛地区和溧(水)武(进)公路以南活动,国民党顽固派还派武装特务进入根据地活动。


陈毅同粟裕等人研究以后,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要6团打过京沪铁路,用“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再组建一个团,称新6团。这个计划也得到新四军军部的批准。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正要出发,陈毅突然接到军部的命令:6团停止东进。


原来,有人担心东路敌人太强,一个团到东路去难以打开局面。国民党方面也会对新四军越出原定游击范围而提出异议。决策者的决心开始动摇了。

陈毅经过反复考虑,感到敌情的变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态度使新四军必须更加坚定地贯彻“向东作战”的方针,而且必须抓紧时间贯彻。陈毅再次看了看电报,把第6团团长叶飞叫到跟前,问:“叶飞同志,东进,行吗?”


“当然。我同意东进的主意。”叶飞满怀信心。


陈毅微微一笑,注视着叶飞,说:军事上我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消灭。


第二天拂晓,6团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东进发。部队出发后,陈毅马上电告军部,请对6团东进给予追认。


叶飞率领6团东进时,不到500人。途中与无锡、江阴游击队合编,沿用当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头两仗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支部队突然插到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击毁了4架敌机。这一仗,使京沪线上的日本鬼子大为震惊。由于这支部队一面打击日寇,一面放手发动群众,人也多了,枪也多了。不到3个月,该团发展到5000多人,收缴的大量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茅山根据地,送往新四军军部。


6团东进的行动很快引起了顾祝同等国民党第三战区方面的注意,他们怀疑陈毅把茅山根据地的主力派出去了,猜测新四军超出了原定的游击范围,就让冷欣去追问陈毅。冷欣是江苏兴化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训练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冷欣担任第三战区苏南署主任,自己认为对新四军有所了解,但是,这次他没有抓到任何确凿的证据。冷欣左思右想,提出要陈毅派人到东路去联系。


陈毅一听,很高兴,说:派人东进,可以呀,但必须带电台,不然怎么联系呢?人少了不行,至少得去一个营。


冷欣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行呢?冷欣生怕陈毅打着合法的旗号“越界”东进,只得放弃上述要求:


这年冬天,国民党投降、分裂的危险继续发展,顾祝同、冷欣等人不但进一步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还不断派遣武装特务袭击新四军的后勤供给,还利用苏北韩得勤的部队阻止新四军向江北发展。


为了巩固新四军第1、第2支队东进北上的辉煌战果,进一步推动苏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叶飞领导的“江抗”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在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至此,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1、第2支队不但人数增加,在江南站稳了脚跟,还造成了跨跃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态势。


新四军第4支队的东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曲折。


以高敬亭为司令员的第4支队是新四军中人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支队。1938年春季,新四军江南各支队东进皖中时,连战皆捷,创造了继续东进、进取皖东的极好环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敬亭没有执行党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一度按兵不动。


中央决定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说服高敬亭率部东进,同时把庐江、无为等县城的部分游击队和自卫军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皖中地区抗击敌人。


但是,项英没有及时贯彻党中央的这个部署。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发电报给项英,查问张云逸到江北之事。电报中说:


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


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


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


二个营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毛泽东不但要求新四军派部队到江北,还要多派部队。白崇禧允许张云逸带一个营到江北,毛泽东认为可以派二至三个营。这就是一种高超的战略远见。


为了贯彻执行东进方针,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无为地区,很快与国民党豫鄂边游击总司令廖磊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庐江、无为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这时候,部队应该大踏步东进了。然而,高敬亭却有意拖延。

驻扎在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察觉到新四军的东进意图以后,自己千方百计向皖东伸展,又以种种手段阻止新四军东进,并企图把第4支队挤出皖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再次要求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


1939年3月,高敬亭不得不命令部队东进。但是,当部队进至合肥东北的兴众集中时,高敬亭又借故命令部队停止东进。高敬亭竟然带着手枪团和特务连返回出发阵地西蒋冲。


第4支队东进再次受到干扰。


高敬亭为什么这样做?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因为高敬亭在两个多月以后“被错误地处决”。


历史也揭开了谜底。


高敬亭是河南省光山县堇店(今属新县)人,1928年春参加农民运动,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第75师政治委员、第28军政治委员(无军长)等重要职务。红25军开始长征以后,高敬亭奉命留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上的红旗一直不倒。正是由于这些功绩,党中央把带领新四军第4支队的重任交给高敬亭。


但是,高敬亭缺乏全局观念,不愿离开大别山,不愿到交通发达的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对党中央确定的“东进北上”的方针贯彻不力。高敬亭甚至把4支队当作个人资本,认为新四军是‘吃4支队的饭’。


按照常理,项英应该督促高敬亭执行“东进北上”的方针,谁知项英在对第4支队下达的要求中竟提出:军事上要控制津浦、淮南两铁路;不宜单纯扩大部队,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等等。这显然是不符合“东进北上”的方针大略的。


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并由东南局和江南新四军抽调一批干部到江北。中央还明确要求,由新四军委派员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


那天一大早,叶挺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一起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前往江北。那时候,日本侵略军在长江上设置了封锁线,叶挺等人是从新四军第3支队的活动地域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长江北岸的。


一路上,叶挺同大家一起夜行晓宿,有时步行,有时乘船,整整用了10天时间,才到达庐江东汤池。张云逸的临时江北指挥所就在东汤池。


在东汤池,叶挺组织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这就为打开皖东抗战的局面奠定了基矗


5月9日,叶挺和张云逸一起前往西蒋冲找高敬亭。叶挺对高敬亭说:东进方针是中央确定的,你必须率领部队东进合肥、定远等地,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高敬亭沉默不语。


叶挺说:你把第4支队的干部召集起来,我要讲话。叶挺的讲话实际上是对东进方针的宣传,也是一次东进的动员。听了叶挺的讲话以后,大家进一步理解了中央的方针,对执行东进方针进行表决时,指战员们纷纷举起了手。


高敬亭用眼光一扫,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也举起了手。


高敬亭投了“东进”这一票,但心里依然不舒服。第4支队开始东进以后,高敬亭又瞒着叶挺和张云逸等人要第7团和第9团停止东进。第7团和第9团都是大别山的部队改编的,同高敬亭关系密切。


第7团的团长和政委接到高敬亭的指示,觉得是个机会,竟然叛逃离队,投进国民党顽固派的怀抱。


第9团的指战员全局在胸,不听高敬亭那一套,继续东进。


叶挺等人得知高敬亭的行为以后,十分气愤。第7团团长、政委逃离部队和高敬亭屡次不执行中央指示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四军开辟皖东局面。一天,叶挺同张云逸、邓子恢等人在合肥县青龙厂集体召见高敬亭,并按照预定计划把高敬亭扣押起来。


云岭县新四军军部,项英在关心第4支队。延安,毛泽东也在关心第4支队。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更为注意江北新四军的动态。


对高敬亭的处置,项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没有及时请示党中央,却向蒋介石报告:高敬亭该不该杀。


其实,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就告诉项英,新四军方面的事情不要事事都请示国民政府。毛泽东以薛岳为例告诫项英,说:


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


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


毛泽东要项英“打捷报”给国民党的将领,蒋介石却看到了项英要处置高敬亭的报告。于是,历史又留下了不该有的那一笔。


国民政府军委会打电报给叶挺:“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中共中央也发电报给新四军:争取教育改造4支队,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皖南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4支队工作。


过渡办法是什么?是调离领导岗位?还是赴外地学习?


然而,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当叶挺看到延安发来的电报时,连声说:晚了!晚了!因为高敬亭已于1939年6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县青龙厂(今属肥东县)被错误地处决。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36年以后,毛泽东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高敬亭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认为高敬亭“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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