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元“全勤奖”让打工妹送命的辛酸血泪

在深圳打工的杜鹃1月5日清晨在卫生间里碰伤了头,但为了工厂600元的全勤奖,在服了点药后杜鹃坚持上班3天。1月14日因脑出血去世。


扬子晚报发表邓海建的文章:受泰国洪水影响,当事企业产量锐减,其间杜鹃只能拿到最低工资标准的1320元,去年12月后,厂里才给涨到1400元;所谓全勤奖的“日期范围”包含了春节,因此选择回家过年的工人肯定拿不到这个奖,没有回家过年的工人就会格外珍惜这个奖。一个季度的全勤奖,几乎抵得上半个月的薪资;而春节这样的法定节假日,竟然还被包含在全勤奖的重要条件里——与其说这是一种奖励,不如说是戴着奖励帽子的罚则。全勤奖作为效能激励机制,本身也不是洪水猛兽。但如果好主意用歪了,难免也会成为戕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妖魔。因此,要漂白全勤奖的公平与正义属性,就要回答好下面三个问题:第一,全勤奖的苹果,是不是来自工人应得应拿的薪酬部分?如果把全勤奖搞成猴子分桃子——朝三暮四的游戏,那么,等于是将工人的劳动所得拎出来横加新的履职义务;第二,全勤奖的“勤”应不应该有个度?如果将法定节假日、双休等日子都打包进入“全勤”的范畴,无限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即便奖金来源无碍,恐怕也难免有压榨工人剩余价值的嫌疑;第三,“全勤”中的法定责任有没有厘清?譬如杜鹃事件,显然是因为有了“全勤”的不当激励,才有了职工拼命不休的惨烈后果,那么,全勤制度当负怎样的责任?赔偿义务的边界在哪里?面对这些问题,法律不能沉默。“家规式”的全勤奖,如果真的晾晒在阳光之下,不仅工会的脸上不好看,恐怕地方劳动监察部门也会有失职失察之虞。市场经济之下,劳动价格自发形成,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责任,又岂能交给资方全权裁定?


《劳动法》规定,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劳动者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总计不得超过36小时。加班费的标准则是,平时加班是本人工资的150%,双休日是200%,国家法定休假日是300%。而杜鹃在工厂每天都要工作11个小时,一个月要加班90小时左右,而且没有加班费。换言之,虽然杜鹃拿到了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酬,但其正当的劳动权益早已被工厂严重侵犯。工厂所谓的“全勤奖”时间跨度为一个季度,也就是每个工人要加270小时左右的班,才能拿到600元。与其说这是“奖励”,倒不如说这是赤裸裸的剥削——所谓的“全勤奖”低于法定加班费数额N倍。杜鹃的加班生活并非个例,而是许多打工者的共同境遇。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如果干了几个月的活,还被工厂与老板欠薪,打工者更会欲哭无泪。了解了上述情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许多地方面临“用工荒”——给如此少的钱,干如此多的活,农民工怎能“心甘情愿”?由此,更折射出许多地方的劳动权益保障部门的失职。毫不夸张地说,某些权力者对此已熟视无睹,只要企业能给地方交税,一些权力者对各类劳动侵权就睁一眼闭一眼,《劳动法》被抛到九霄云外。至于最低工资标准,也被不法企业异化成了侵权违法的“遮羞布”——只要报酬符合最低工资标准,似乎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剥削劳动者。杜鹃的悲剧绝不是因为一个小姑娘“贪财”,而是社会底层劳动者辛酸血泪的现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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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12/3/1 23:52:44 被韵儿笑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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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shur

如果企业严格执行《劳动法》,那中国九成以上的私营企业都得倒闭。不是劳动权益保障部门的失职,问题是《劳动法》根本没有考虑中小私营企业的实际情况。给如此少的钱,干如此多的活,这句话就有问题,许多地方面临“用工荒”,你可以换一家工厂,直到你满意。

是否严格执行《劳动法》,是衡量投资环境好坏的重要指标。不过通常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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