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西藏人民:解放军平叛到哪 我们支援到哪


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梦想,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者妄图搞“西藏独立”的阴谋,极大地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了祖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促进了西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的经验教训:


一、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紧密结合起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平息斗争中提出,为了较快地、彻底地平息西藏叛乱,必须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实施坚决有力的军事打击,消灭叛乱武装力量,才能打垮叛乱分子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斗志,促使叛乱集团内部的动摇分化,从而为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只有广泛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给叛乱分子一条出路,才能加速瓦解叛乱武装力量;只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同叛乱分子斗争,才能最有效地促进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从根本上保证平叛改革的胜利。


西藏的叛乱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反动的农奴主发动的,叛乱是违背西藏广大人民意愿的,坚决叛乱、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更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被上层反动官员、农奴主、头人胁迫、欺骗而拿起武器的一般群众,我们应尽一切可能采取政治的手段,把他们从叛乱武装的阵营中争取回来。各平叛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对主动投降回归的叛乱分子,不论其罪恶大小、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的“四不”政策。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并广设招降站,动员一切力量宣传党的政策。三年平叛中,从空中、地面散发宣传品30万份,党政军民一齐出动招降、劝降。在强大的政策威力感召下,出现了叛乱分子自动来降、父母劝儿、妻子劝夫、弟妹劝兄和亲串亲、友连友的劝降局面。在全部的平叛过程中,政治争取来降的占歼灭叛乱分子总数的419%。在战斗中对于绝大部分被欺骗、胁迫上山叛乱的一般群众,不论其是主动或被迫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都加以保护,发给他们口粮、路费,送其回家生产,一律不再以叛乱分子对待。


二、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倒行逆施,背叛祖国,违背西藏广大人民意愿发动武装叛乱,激起了百万农奴极大的愤怒。他们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了自身的解放,与人民解放军一起,前仆后继,同叛乱武装进行了刀对刀、枪对枪的殊死斗争。三年平叛斗争中西藏民工随军支前15800余人次,出动牦牛(骡马)104400余头(匹)次,在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有的翻山越岭为解放军带路;有的赶着牦牛或者自己带着给养支援解放军;有的自动组织起来为解放军整修前进的道路,不顾天寒地冻,洪水泛滥,突击抢修。他们豪迈地说:“解放军平叛到哪里,我们就坚决支援到哪里!”有的地方组织自卫武装,主动出击;有的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搜山,成千上万的群众拿着刀矛、棍棒,四处搜捕叛乱分子,陷敌于无隙可躲、无洞可藏的境地。


林芝地区东久的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在一条100多里长的山沟里遍设岗哨、观察哨,村与村、牧场与牧场、牧场与村之间都建立联络,一村发现敌人,各村出动,一人发现叛乱分子,人人齐追。广阔的深山成了密织的天罗地网。有一次,东久村农奴拉巴发现叛乱分子逃跑,他带着一只狗跟踪追击,在雪山上潜伏了一天半,终于活捉了三名叛乱分子。在江达地区一次围歼叛乱分子的战斗中,当地群众自动组织搜山,做到“山山有瞭望哨,条条路口有岗哨,部队到处能得到情报”。有一个10来岁的小孩,拉着马尾四渡急流给解放军送情况;有位60多岁的老阿妈,自动在森林里放哨,叛乱分子到后,她躲入林中,把叛匪人数数清后就跑去给解放军报告。黑河地区年逾六旬的牧民占堆和嘎,用自己身佩的一把腰刀,同11名武装叛乱分子搏斗,砍死四个,砍伤一个,其余弃马丢枪狼狈逃跑。


宁静(芒康)县农奴洛桑泽仁带领民兵捉捕叛乱分子,用身背的步枪托砸死叛匪一名,俘五名。28岁的藏族青年登巴,在了解到宁静地区的叛首普巴本潜藏的巢穴后,主动给解放军带路,歼灭了该股叛乱分子,在战斗中登巴还击毙了两名敌人。堆布村芒果是一位年轻的藏族农奴,一天叛乱分子逼他参加叛乱去打解放军,遭芒果拒绝,敌人就下毒手砍掉了他的右手。部队到后为他治疗,并帮助他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芒果深受感动,主动提出给解放军当义务侦察员,不消灭叛乱分子、不报仇不罢休。他背着糌粑经常外出了解情况,在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报告三次准确情况,据此部队歼敌30多名。他还和其他人一起活捉了一个叛乱分子,大家称他为“独臂侦察员”。贡觉县农奴降村扎西,在叛乱分子的威逼下曾参叛,一个多月后跑回,以后主动向解放军报告情况。当他了解到叛首麦巴本·贡布多吉潜藏的地方后,立即向工作组报告,并亲自带路顺利地歼灭了该股敌人,击毙了贡布多吉,活捉叛乱分子八名,缴步枪五支、手枪四支。打拢宗扎西多吉是年仅22岁的草场牧工,一天八名叛乱分子到牧场抢牛羊,并威胁说:“你向解放军报告就杀掉你全家”,但扎西多吉没有被吓住,他一面应付着敌人,一面叫家里的人去报告解放军。由于路远,当解放军赶到时敌人已逃跑,他又立即带领部队跟踪追击,最后歼敌四名、俘一名,缴步枪三支。类似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至于西藏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如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他们的贡献更是巨大的。总之,西藏人民在平息叛乱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处楷体字部分引自《共和国历程》编委会编:《共和国历程(1949—1996)》,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693—694页。


三、中央政府必须在西藏保留一定数量的军政人员,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一位领导同志曾经总结说:“西藏历史上,凡是闹独立,都首先要求中央撤退军政机关人员,或者去搞驱汉(实际是驱赶中央派驻人员),和平解放以来,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在西藏的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1750年,西藏发生了杀死驻藏大臣的事件,搞叛乱的头子是颇罗乃的儿子。颇罗乃当时是西藏历史上的执政者,受到了清政府封爵最高的人,封了郡王的封爵,仅仅是比清朝皇室的亲王低一个等级,比贝勒还要高。他的儿子先向皇帝打了报告,要求撤掉驻藏官兵,然后他就图谋搞叛乱。全国胜利前夕,西藏噶厦政府搞了驱汉运动。”“和平解放以后,反动分子从和平进军西藏初期的那个鲁康娃、洛桑扎西,到以后的阿乐群则以及1959年叛乱前夕的一些反动分子,也多次提出要求撤退人民解放军和在西藏工作的干部职工,接着不久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我想,这些问题应该认真地研究。每次军政人员的大撤退,时过不久就是大动荡,大骚乱,到头来还需要重新收拾,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