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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1年07月25日20版,作者:何建明 厉华(作者为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


从《红岩》到《红岩档案解密》等书,再到《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一系列人物的描写逐渐从文学形象回归到历史的真实。

从上个世纪60年代《红岩》小说问世以来,以红岩革命烈士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层出不穷,几乎涉及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红岩革命烈士的事迹感动和影响了许多中国人。一部《红岩》小说,让许云峰、江姐等烈士的形象家喻户晓,一曲红梅赞万人颂唱广为流传,在社会上形成了对群众产生深刻影响的“红岩”现象。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下产生的《红岩》小说,表现和适应了那个年代的精神需求,人们在接受许云峰、江姐、成岗、李青林、小萝卜头英雄形象教育的几十年过程中,对她的真实性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这也是渣滓洞、白公馆每年有络绎不绝参观者的原因。《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在《魔窟》、《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红岩档案解密》的基础上,又一次真实的报道红岩、描写红岩,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


一、书中对“红岩”史事进行了大量细节描写,补正了过去“江姐”文学形象的不实与不足,还原了历史真实


1、真实的江竹筠形象是怎样的?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有很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在《忠诚与背叛》一书中,描写了一个真实的江竹筠,使人们对其有了全面的了解。真实的江竹筠,本名叫江竹君,其实是一个十分弱小的女子,身高仅1.56米。她到万县工作时,化名为江志炜,取内心依然追求光明之意。被捕后,特务问她的名字,她说“我叫江志炜”,狡猾的特务冷笑道:“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真名叫江竹君”。江竹筠一听,特务连这个情况都知道,她想判断敌人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于是,江姐灵机一动,要与敌人周旋一下,她非常镇静地对特务说:“对,我是叫江竹筠,不过我那个筠,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的均,你们不要写错了。”这就是江竹君后来被档案记载为江竹筠的来历。


2、江竹筠在狱中到底受的是什么酷刑?

关于江竹筠在狱中到底受的是什么酷刑,人们过目难忘的一个情节就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遗憾的是,这个震惊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是虚构的。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根据材料,当特务徐远举从江竹筠这个柔弱的女子嘴里得不到任何情报时,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竟然对她动用酷刑。这种酷刑不是“钉竹签子”,而是“夹竹筷子”。这种“夹竹筷子”刑罚是封建古代摧残人犯的一种方法,行刑过程是: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把受刑人的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这种刑罚表面上看不出有伤,但受刑者因十指连心会感到痛苦万分。


受刑后的江竹筠,给徐远举留下的一句话是:你只能危害我的身体,动摇不了我的意志。江竹筠在狱中战胜刑罚的英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争意志。而江竹筠在狱中所提出的“加强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建议,使她成为狱中坚持斗争的一面旗帜。这也是为什么江竹筠在《红岩》中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更是文学艺术不断塑造她的一个关键基础。她展现了一个地下党员坚守信仰、忠诚党的事业绝不背叛的人格,以及她以革命事业为主,为免除下一代苦难,愿把牢底坐穿而表现的一种追求“大我”的信仰力量。


3、“狱中绣红旗”的究竟是谁?

《红岩》中的“狱中绣红旗”,描写的是发生在江竹筠所在的女牢房的事,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发生在白公馆的男牢房。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难友们为之激动,为之兴奋!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他们相互拥抱,在地上打滚。当时,每个难友都在想像新中国成立的热烈场景,每个牢房里都发出了一片高呼声“新中国!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新中国!”罗广斌眼见这热烈的情景,忽然一个念头闪现,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去迎接重庆的解放!”罗广斌把自己的一床红色被面取下,难友们用草纸撕成了五颗红星,但是,五星红旗的具体图案是啥样的呢?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旗中间应该是一颗大星,代表我们党,红旗四个角上是四颗小星,代表四万万中国人民,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他们用饭粒将草纸撕成的红星贴在被面上。可惜,这面红旗未能扛出去。红旗制作好后,他们把它藏在牢房的地板下。1949年11月27日,保密局下令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行屠杀,解放后这面红旗才被人发现。


《忠诚与背叛》还原了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从历史到文学形象、从文学形象到历史真实,红岩出现了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敬,是对历史的一种深入认识,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二、书中真实披露了两次营救白公馆中被关押的革命者的行动,不同于旧说法。

无论是小说《红岩》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对发生在重庆解放前夕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都做了另外一种表现,那就是成功营救狱中被关押的革命者。《忠诚与背叛》一书在综合大量档案的基础上,还原了历史真实,即营救工作虽然一直在秘密进行,却没有取得成功。

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他们也决不是坐以待毙,他们更希望活着,去建设新的国家。他们为有朝一日能冲出牢狱,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努力,狱外的党组织也一直千方百计为解救他们进行艰难的斗争,除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营救一些同志出狱外,地下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准备武装劫狱。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在原市中区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香港学习归来的江伯言传达了南方局钱瑛对川东地下党的指示: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钱瑛在指示中,专门提到对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要千方百计把他们营救出来,需要钱买的,就花钱买。

但终因时间短促,地下党组织掌握的力量太小,第一次劫狱计划未能实行。


1949年11月14日,敌人继在大坪公开枪杀陈然、王朴等十人后,又在电台岚垭秘密杀害江竹筠等三十人。狱中停止了每天一次的放风,岗楼上又加派了双哨,日夜巡逻,集中营里气氛越来越险恶而紧张了。胡其芬以“吉祥”为化名,综合狱中党员骨干研究的营救意见,给地下党组织写了一份报告,由争取过来的看守黄茂才带出给负责与狱中联络的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接信后当即转交给了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

刘康接信后,深知狱中同志生命已危在旦夕,决定单独组织武装抢救。刘康与有关同志不断碰头,日夜奔走,在短短的几天里,为武装劫狱筹集到相应的人员武器,并筹集了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孰料大屠杀开始,第二次劫狱计划又告流产。

两次营救,虽未成功,却仍然反映了集中营内外与敌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它将被载入川东地下党血与火的斗争史册上。


三、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脱险志士的回忆,对刘思扬、许云峰等真实的人物形象有了一个客观的还原

关于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杀,《忠诚与背叛》从报告纪实文学的角度做了一个整体的梳理,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脱险志士的回忆,特别是对《红岩》中的刘思扬、许云峰、成岗、蓝大胡子、胡浩等真实的人物形象有了一个客观的还原,让人们更加认识了《红岩》小说的凝重,同时又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在这场大屠杀中革命志士“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革命精神。也许,今天的人们对过去的地下党员用生命和热血去奉献革命的精神感到难以理解。我在渣滓洞、白公馆连续当了20多年的馆长,我与许多观众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假如我们处在那个年代,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大多数人都会实事求是地脱口而出:“我可能当不了烈士!”有一位观众是这样回答的:要让我选择去当烈士,真怀疑有没有那样的思想基础,但是要我选择当叛徒,良心人格肯定通不过。这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忠诚与背叛随时在拷问着每一个人,只是今天的背叛,不是投降当特务,而是背叛自己的政治信仰。


四、关于叛徒甫志高的几个原型人物

叛徒甫志高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人们在交谈中,经常会用甫志高这个名字去形容背信弃义的现象。在《忠诚与背叛》书中,对叛徒甫志高的几个原型人物都做了历史真实的还原。如“两面双料型”叛徒任达哉在执行“隐蔽精干”政策时,他为了获得生活来源,参加军统情报收集工作的培训,虽然没有实质干过工作,但是在重新恢复党组织关系的时候,他隐瞒了这段经历。当他被捕后特务却以此将他攻破,成为《红岩》里第一个叛徒;而“甫志高”的原型主要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他们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做了许多工作,否则也不会担任到一定的领导职务。在地下党的十年工作、斗争过程中,他们也有过危险,也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罗广斌在报告中指出:“他们在叛变过程中,不是一天二天,也不是毫无矛盾和痛苦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矛盾”和“痛苦”过程中选择了叛徒这条道路?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红岩中的叛徒大多都在地下党内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的叛变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从他们叛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认识问题的世界观不正确,看待问题的人生观很错误。而这些又没有能够在他们的经历中随时得到调整,以至遇到考验的时候,就避免不了出问题。罗广斌同志根据狱中同志的讨论和研究,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在报告中指出:“在蒋介石匪帮长期黑暗统治的地区,尤其是四川,地下党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横的关系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映和对上级的批评不容易传达。因此,总的斗争原则的把握,必须要有相当的经验、能力的领导者。领导得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的成功或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分析了客观上的原因后,罗广斌同志又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他在报告中写到:“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周恩来同志在领导南方局工作的时候,曾经要求党员随时思考和回答一个问题: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弹,我们能做到勇敢坚定,但是面对长期的监禁和刑罚的摧残,我们如何做到不变节?忠诚与背叛,对一个政党保持先进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忠诚与背叛,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在拷问每一个党员:如何忠诚而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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