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与神父:算不算绑架?

在贺龙和肖克会师的三个星期以前,一位不寻常的观察员 ——一个外国人——出于偶然的机会也参加了长征,他将(非出于自愿)伴随红军达十八个月之久,后来发表了他的印象记。


肖克解释道:“有一天,我们来到贵州省会东边的旧州,打败了一股地方部队,接着占领了黄平县老城。”在这里,肖克的部下在一所天主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三十六英寸见方的大幅中国地图 ——地图是法文的,而他们谁也不懂法文。肖克说,幸亏教堂里有一位“神父”会讲一点中文。这个人名叫鲁道夫·博萨哈特,瑞士人,是中国内地的一位新教徒传教士。肖克早已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博萨哈特被带到肖克的司令部。晚饭后,两人坐在一张方桌前,把地图打开,肖克一一指出各个地点。在一支小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博萨哈特把这些地点的名字读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想出中文译名。他们在地图前工作了一个通宵。这一天对肖克来说是难忘的,当他在军事学院谈及这件事时,脸上还露出一分喜色。


肖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


博萨哈特和另一个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参加了长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萨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复活节,共五百六十天,与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过,妇女和孩子们很快就被释放了。博萨哈特的印象记是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印象记。


对博萨哈特来说,六军团和二军团会师的那天是个欢庆的日子。乐队在他和海曼的囚房外面奏乐,他享受了被俘以来第一个休息日。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发现自己成了他们说的“中国千百万虱子的美餐”。


他和海曼从一个过路的农民那里买了两磅蜂蜜,大吃了一顿。


博萨哈特开始对长征有了一点了解。他和海曼一前一后排成单行走,他们的前面是一位掌旗兵,扛着一面红旗,旗上有一颗黑色的星,星的中央是白色的锤子和镰刀。掌旗兵用一幅油画的帆布做了一个防水套子。画上是耶稣躺在马槽里,周围站着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伯利恒之星在空中闪烁。博萨哈特追求说:“跟着红旗走,最初觉得很别扭。但是一旦红旗被卷起来,我就感到自慰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前面的星是明亮的晨星。”


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博萨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几岁的年青人处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肖克满怀热情地怀念博萨哈特。他觉得欠了这位传教士一笔人情债,因为博萨哈特曾帮助他识别地图。五十年之后,肖克派人查寻博萨哈特,发现他还健在,住在英格兰,已经八十八岁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作为“第二个外国人”在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第一个外国人是李德。)




博萨哈特头一次见到贺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这位传教士正和一些俘虏一起走着。俘虏中间有一个人称“廖胖子”的年轻富翁。这时,一个被博萨哈特描写为“相貌堂堂、留着黑胡子”的人骑马经过他们身旁,对这个年轻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这人就是贺龙。博萨哈特获释不久,被叫去给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贺龙的女儿编织婴儿服。博萨哈特是自学编织的,并因此而出名。他给红军战士织过毛衣、围巾和手套。贺龙的副官拿来了各色毛线——黑、棕、绿、紫、白,有些上面还带着德国的商标。博萨哈特想,这一定是从哪个传教团搞来的。他得照着两件童装做——一件中式小内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画了纸样子,然后就用人们给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锈钢钩针织起来了。


博萨哈特还没完工,队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后织好的小衣服交给了贺龙。









本文内容于 2012/2/26 21:15:02 被生长在红旗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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