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广州的——赌博风...

民国广州的——赌博风

民国广州的——赌博风...

清末广州庆祝禁赌的盛况


民国广州的——赌博风...

1920年11月23日,广东拒赌会及学校各团体3万余人举行请愿禁赌大游行,向省长陈炯明呈递请愿书,陈炯明宣布12月1日起实行禁赌。


民国广州的——赌博风...

赌场内的赌徒群像

清朝时代,广州的赌馆林立,上海《申报》说,“赌之最盛莫如广东。诚以广东人物繁富,地土肥厚,虽僻处海滨而通商较早。当道光时,洋舶进口先至广东,此通商之权舆,积富之机始,贸易甲于他省,而奢华靡费亦冠于一时。挥霍之路愈广,争利之道愈精,一若作官之利犹迟也,而赌则可以立致千金;行商之利愈小也,而赌则可以一得十。且可以一得数十得数百,并不必劳心劳力。一日盈余,终身坐享。于是农工商贾之可以赌者,士大夫亦可以赌;男之可以赌者,妇人女子亦可以赌;富之可以赌者,贫者亦可以赌;近之可以赌者,远者亦可以赌……昼夜营营,皆以赌为日用行常之一大事”(见《申报》1895年8月15日)。广州故称为“赌城”,抽鸦片的、赌博的无处不在,乌烟瘴气。在一口通商时期,广州作为世界贸易中心,是商人淘金的乐园。商人的影响力以及收益,成为民众追逐的目标,但他们不是做生意,而想一赌万利。当时流传一首诗:“是谁设此迷魂局,笼络儿夫暮复朝。身倦囊空归卧后,枕边犹听梦呼吆。”这首诗把赌徒的失魂落魄描写得淋漓尽致。

老城纪事

做起庄嚟想拆天,呢铺赌法惹人怜。

发亲火就堆头撞,转下风嚟摆口咽。

密十连楂唔改色,长三配对仲输钱。

至衰几只塘边鹤,未到开牌震定先。

———廖仲恺的哥哥廖恩焘,当年以粤语谐诗生动地刻画了广州地区赌徒赌“牌九”的情形,惟妙惟肖。(注:所谓“塘边鹤”,是指在牌九局外“买马”者。)

□李辕

1. 以科举闱姓赌博收入 作为修复贡院的经费

广东的“赌”是怎么开始的呢?咸丰年间,清政府的财政趋于崩溃,地方的财政支出无能为力,而广东的教育也遭到很大破坏。1860年,广东贡院毁于太平天国,中央说无钱修复,于是地方政府在中央默许下,以科举闱姓赌博收入,作为修复贡院的经费。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督粤,为加强海防和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把闱姓赌博推广到全省,由商人承饷。官方这种行为,等于公开支持赌博行为。大清王朝的禁赌公文成为废纸。

“闱姓赌博”,是以社会最为关心的科举考试的结果作为竞猜对象,“往往陡然暴富”,对普通居民有吸引力。它不限财力,都可以玩,玩法是:“在科举考试之前,随意在小姓中选择20个姓,这为一票,票值一元、数元、十元;买一元者,合足一元的一千票为一簿,推之数元、十元的方法仿此。”其赢利方式为是对彩票的分成,以一元的一簿的一千元为例,彩金比例为六成,其余四成即四百元,一半给官府税金,一半给赌徒的利润和其他开支。整个竞猜过程,充满了弊端,贿赂考官、考生等,作弊者从中牟利。当时得奖的许多信息会在报纸或其他渠道公布,如1901年11月20日公布的:“第一名头票得彩银一万五千元,第二名二票得彩银三千元,第三名三票得彩银一千五百元,第四名得四票八百元;(另)有四条票每条得银二百元,有十条票每条得银一百元。”高额的奖金对赌民有极大的吸引力。

清宣统二年,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再提议禁赌,几经讨论,才决定盐厅加价弥补赌资。到宣统三年三月初一,两广总督张鸣岐也出告示禁赌。那天,广州市的“番摊”馆和“山、铺票”馆一律关门,民众兴奋,在大街上游行庆祝朝廷德政,颇为热闹。一周过后,广州将军孚琦在东门外被革命者温生才刺死,接着发生攻打总督衙门、武昌起义等,清朝的统治终于结束了。这期间,禁赌的事才基本偃旗息鼓。

2. 民国广州在军阀治下,开、禁反复,而赌风愈炽

到民国该有一番新气象,可是禁赌谈何容易?1912年,广东政权由胡汉民与陈炯明交替执掌,也大力宣传禁赌。公开赌博是没有了,但私下的依然存在。那时还以鸟和虫做赌具,如蟋蟀,分为茶蟀和麻蟀,茶蟀体力小,只适应小斗,有竹枝词说这种“小斗”:“蟋蟀盆场一笑开,输赢只论饼钱来。用心调养非无意,不及金笼解爱才。”可见以饼论钱,数目不大;而麻蟀难养,但体格壮健,酷暑容易患热病,深秋又要保温,主人必须多加保养。要斗的话需要专门场地,甚至有服务人员、设施。所以,公子哥儿一起,专门到离开闹市的茶楼酒市,甚至在花船画舫,既赌又游玩,完成消费欲望。如一伶人的赌具为“猪屎渣”这种鸟,并“雇满洲人豢养”。当春夏之交,他与太史的公子在卖麻街(当今石室一带)斗雀,赌彩千金。“雀斗正酣,忽来巡士多人,拘主斗者及雀以去。旋又复来,谓尚有一最矜贵之雀未能携去,四处搜寻不见,前后共搜七次”,才在戏台下找到,于是押送赌徒回去。可见当时的政府虽下了决心,但也不容易。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1914年讨袁失败,龙济光入粤,局面再一次变化。龙济光复办“山票”和“铺票”,美其名为“十字有奖”以及“十五字有奖”。至于部下在所属地方开设“番摊”,他却不闻不问。1917年,桂系军阀陆荣廷赶走龙济光,部下借口筹集军费,筹划开设“番摊”。结果,各乡无不摊馆林立,除番摊和山铺票外,牌九、牛牌、十二位等都纷纷上桌,号称杂赌。

1920年秋,桂系垮台,粤军回到广东,陈炯明当省长,11月再次下令禁赌,连家庭娱乐的麻雀牌也禁止了。1923年春,陈炯明因叛变被赶出广州,滇桂军攻下广州,“番摊”等赌博全部复活。番摊档口随街摆设,赌档周围经常闹事,当孙中山回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时,需要筹集资金。但滇桂军在防地大开番摊,截留军饷,不许廖仲恺的财厅过问,也引起政府的不满。有个赌徒黄一播,开番摊起家,积赚甚多,顿兴家室之想,择吉结婚。1925年孙中山逝世,大元帅府下令一个月内禁止娱乐,黄的婚期却在禁期之内,却仍然举行,鼓乐齐鸣大排宴席,被公安侦察缉捕,被罚一万多元才算了事。

3. “筹饷收入”一项,就是政府允许公开赌博

滇桂军在广州直到1926年被打散,禁赌局面才逐步扭转过来。1927年,政府已迁到南京。广东政权有李济深、陈铭枢当家,连续数年中,又出现赌博,如“山票”“铺票”都复活了,甚至财政收入中,有“筹饷收入”一项,就是政府允许公开赌博。1931年5月,广东和南京公开对抗,陈铭枢跑了,轮到林云陔当省主席兼财政厅长,旋即把财厅交冯祝万。半年后,陈济棠当上广东省主席,要扩编军队,“番摊”再度复活,仍用“国防经费”的名义,由霍芝庭的裕泰公司统管。1933年,陈济棠公布了他的“三年计划”,依然有“赌饷”一项,先说什么“饮鸩止渴,原非得已”,又说“赌饷收入为数甚巨,无以应浩繁之支出。应分别重轻,择要施禁。先禁其饷款较少而危害最烈者,次禁其饷款较多害及妇孺者。”那时孩子参加赌博,危害极大,在《安雅书局世说篇》讲到,“沙基东中约闸口有一少年,赤体鳞伤,蹲伏于地,过路人多驻足观之,途为之塞。人问其何故,此少年俯首不言答,久之,环视者益众,坊人嫌其阻路,驱少年使去。或少年素有赌癖,先在某摊赌输,无资偿还,被赌徒剥其衣服,并重殴之,故狼狈。”所以,赌博的害人,少年也难免。

虽然撤消了麻雀牌、八十字有奖义会、杂赌、山铺票等五项,但后来只撤消麻雀捐以及八十字两家公司,害人最烈的“防务经费”照办如故。由于办理的“防务经费”均为霍芝庭一人办理,结果成了巨富。

1937年,因为余汉谋倒戈,陈济棠倒台了。黄慕松、吴铁成先后主持省政,也下令禁赌,番摊再次关门,一直到“沦陷时期”。

4. “沦陷时期”,广州再次成为赌的世界

1938年10月,日本人进城仅六天,惠福西、带河路一带的赌档纷纷涌现,开始在街道两旁摆设长长的桌子作为赌台,后来把桌子搬进室内,门前还让一个日军把守。日军也并非让赌徒占便宜,而要他们交保护费。到1940年,干脆由伪财政厅设立“第一种娱乐税捐”,娱乐场规定在南华路、大同路、带河路、米市路、天成路五个地段开设,还批准大利公司承办山铺票、白鸽票,广州再次成为赌的世界。

到1941年5月,伪省省长陈耀祖提议禁止市区赌博,利发公司被取消,指定南村为特别区,准予开设。结果,南村口到泰山庙,设立十多个娱乐场,番摊旁有食市、鸦片烟馆、妓院,成为全副包装。从海珠桥到南村道路上赌徒络绎不绝,熙熙攘攘,许多青年都被胶合其中。到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接管广州。赌馆在市区控制较严,但在北郊的萧冈、西郊的沙溪、罗村,都大开“番摊、牌九等,后来石牌、东圃、西南的五眼桥的居民,都来大赌特赌。直到1949年,国民党曾把首都定在广州,军统也包庇赌场,第十甫、文昌市场附近、永汉路等都有赌场。这样,广州的头面人物虽然几次禁赌,可是也稍纵即逝。

链接 山票、铺票与白鸽票

赌场的玩法有多种,这里专门介绍山票与铺票,在前清时已开始,两者玩法大同小异———以120个字任人猜买,每旬定时开票,不同的是一些细节。

“铺票”这个古怪名称,是以商号为铺名。光绪年间,每当春夏,洪水暴涨,要集资修筑堤围,于是发行这种有奖的铺票。以各墟镇之商号为单位,让它们先捐10两银子,并以捐过款的店子为“票”,兴隆票、广兴隆票,凑够120间的1200两,作为基金,修筑堤围,故名“铺票”。各店铺之名印在票底,也是广告。

山票的字,是选用《幼学千字文》中最前一部分,由“天地玄黄”到“遐迩一体”(中间删去“吊民伐罪”一句)共120个字。买者从这些字中,选买十五个字为一条,所以又名“十五字有奖义会”,和铺票每条十个字有所不同。山票每条赌本1角5分。但铺票字少,相对容易些,所以铺票一出,把山票压下去了。

山票每月开三次,每旬逢二日开票。前一天截卷。赌徒在票上圈十五个字为一条,买多买少随意,在随同赌本交上赌档,拿回票根。山票的票根为四联,每联为十五个方格,由买家把字填上(那时不用手写,而是用木刻印印上)。四联一式,编有字号。一联给投买人,一存“带家”,三联存总厂,四联留下做“撇底”(指撇除未开字之用)。

开字的方式,由120个字开出30个字,不是用“抛球”而是“搞珠”,票厂先制定120个圆球,每个刻上“天”“地”“玄”“黄”……另制备同样大小红圆球三十个、白圆球九十个,白的落选、红的选中。开票之日,公证人等集齐,当众搞珠。桌子左面是个空的圆桶,把开始那批120个有字的小圆球放进去。然后,把红球和白球放进右边的圆桶,然后开始搞珠。大圆桶每搞一次,就有一个小圆球滚出来。如第一次大桶滚出个“雨”字,那边就喊“云腾致雨个‘雨’字”,右边的人搞出个白球,就高叫“吉”(就是“空”的意思),不中,把雨“字”和小白球同时挂在后排的绳子上,说明“雨”字落选。而第二次搞出个“河”字,右边搞出个红球,左边高喊“海咸河淡个‘河’字。”右边又滚出个红球,于是就大喊“中”,把红球和字挂在前派绳子上。如此一直搞120次,才算结束。

山票与铺票的早期原是一对姐妹花。铺票赌本多,彩金少,中奖率高;而山票相反。到陈济棠时,广州已经没有山票厂。

另一种著名的是白鸽票。白鸽票的流行还在山票、铺票之前,道光年间已在广州流行,光绪年间张之洞曾明令禁止。白鸽票也是猜字,在广东民间根深蒂固,穷乡僻壤遍地开花,还随着广东人外出经商,带到广西、两湖,最后还流落到南洋和美洲的华侨区域。陈济棠在搞三年计划时,也要禁赌,可后来只撤消一家白鸽票公司。

当时还有一篇文章叫《戒买白鸽票》,反映白鸽票的危害———“今有白鸽票者,冈边设厂,野外开场,以笔墨做行头,借诗书为赌具。多来多受,洗尽财主身家;少买少收,累起担头生意。欲以三厘,博他十两。做成图格,有见五见六之方;创出规条,有搭二搭三之例”,“问卦、问神、问鬼,字字抛空;射天、射地、射人,支支不中。从此金生丽水,也要淘沙。玉出昆仑,何能反璧?铜山推倒,白鸽全飞。腰上囊空,不晓临崖勒马;床头金尽,竟成慢火煎鱼。”

白鸽票猜买的字与山票一样,是幼学千字文,但它只用从“天地玄黄”到“鸟宫入皇”共八十个字,比山票少四十个。玩时“密点十字,亦令人猜。点十字猜得五字以上者,每一钱赢十钱”。它每条赌本为三厘,投买者任圈十个字为一条,票厂开二十个字,看对多少。总之,玩白鸽票也是输多赢少。

连串的赌博行为自然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如因赌博自杀事件也层出不穷,学宫街有位姓谭的银匠,丧妻之后,家有一老母亲需要赡养,银匠好赌成性,“本月九日,值供会期,谭先筹度,终无应手,虑索欠盈门,急于星火,初八晚服‘啊芙蓉’(鸦片)而殒。”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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