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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一百多天来忙于替清廷起草文书的许宝蘅已经无事可办,下午三点他到承宣厅,知道辞位谕旨已下,当天日记说:


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


他想起1908年冬天,慈禧太后死后,即有传说“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黄蘗禅师神秘的预言诗:“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


此前1911年11月6日,同样效忠清朝的翰林恽毓鼎也在日记中提到黄蘗禅师的诗:


明臣熊开元国亡后为僧,能知未来事。国初有问以国祚修短者,禅师作诗十首櫽括其事,余幼时见传抄本,因其叙同治以前事历历如绘,颇疑为谶纬家事后附会。


10月27日,有门人朱楚白到他家,说起其乡先辈罗公(他记日记时忘了名字)生平精术数之学,曾说清朝入关第一个皇帝建号顺治,“顺字为三百一十八”,隐含清朝江山可以延绵三百十八年。如果这个算法靠得住,清朝还有五十年可以支撑,他内心盼望天佑大清,此说并非无稽之谈。


但种种迹象都令他不安,自武昌兵变那天起,他不断地记下一些异象:


10月10日,“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11日,武昌消息尚未传来,“在火车见月出时其色如血。”12日,他从他儿子的快信得知武昌被革命党占领。


11月9日,他在日记中说,“世俗以牙牌占数,往往奇应。”当荫昌挂帅南征时,他以牙牌来占卜胜负之数,得到一首诗:“巍巍三晋大梁风,侈口称强气自雄。东败于齐南辱楚,始知馀荫不为功。”下面还有注:“欲进反退,不如不动。”他觉得前二句是指袁世凯,看到“荫不为功”四字,他爽然自失,显然“荫”让他直接想到“荫昌”。再看到所注八字,“则告诫尤切矣”。这一天,他再次以牙牌占卜大局,得一诗:“手持利剑[专刀]犀儿,迎刃而解差可喜。自郐以下无讥焉,其馀不足观也已。”他解释:“上二句明指革命军,迎刃而解四字尤切矣。玩差可喜三字及下二句语气,则大河以北犹可保全,其馀各省皆无救矣。”


到12月30日,清廷已摇摇欲坠,有人夜访时告诉他,京西潭柘寺有一樟树,每逢皇帝将嗣位,必先生出一枝,正枝才会枯干,历历不爽,相传呼为“帝王树”。同治末年,忽然旁出一枝,果然光绪以皇弟入承大统。光绪末年,其侧又长出一小枝,就是宣统帝。“今年老根旁突出一枝,与新枝不相附属,闻者骇异。”这些异像对于一个翰林的心理影响如此之大,民间百姓更不用说了。


苏州少年顾颉刚清楚记得,当光绪帝、慈禧太后太后死后,溥仪即位、改元“宣统”时:


就有一位惯作预言的老人说:“什么宣统,这不是完结了吗?”这两个词的字形果然相似,但如果人们对于清政府还存有一线希望的话,他也不会说出这般的预言,这就表现了人民对于清政府已经绝望了的咒诅。


1912年2月14日,清廷退位第三天,恽毓鼎回忆起当时亲眼目睹的情景:


皇上即位,升太和殿受贺,大声痛哭,不肯升座,频言我不愿居此,我欲回家。监国强抑之,竟未安坐。毓鼎时侍班于御座前,见上号哭过甚,恐损圣体,急谋于御前大臣肃亲王,传谕殿前,草草成礼。拜跪未毕,侍阉即负之而去,且云:“完了,回去罢。”毓鼎即觉其不详。今日果应“完了”、“回家”之语。


福州少年萨孟武也回忆:


有人告我,宣统登极之时,因为鸣炮,受惊而哭。这是预兆,清祚大约将亡。此时革命风气渐次普遍,所以人们敢说此话。若在过去,说此话的将有灭族危险。


过了一年社会上又谣传宣统之母跟一位武生走了。这种谣言深足以破坏皇室神圣。皇室的尊严失掉了,人民敬畏皇室的观念减少了,帝位的基础动摇了。满清帝祚已摇摇欲坠了。


深得慈禧太后宠爱的德龄公主,她父亲裕庚曾出使日本、法国,对时势有较清楚的认识。至少中日战争以后,就已意识到王朝终结的命运,对女儿说:“不超过十到十五年,中国就会爆发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结束清王朝的统治,要是清政府能立即进行改革的话,结局也许还行。否则,到那时,他们只好结束自己的统治。”


1910年,法国大将DENEGRIER访问中国后,预言满清危在旦夕,认为美英德法四国财团和满清政府订立之一千万英镑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不过是满清的埋葬费而已。


连浙江富阳县城的少年郁达夫在学堂里都呼吸到了“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到了1910年秋冬,“四海淘淘,革命的气运,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了。”7


那时,少女苏雪林稍能读报纸,也稍知时事,她觉得革命党是压制不住的,愈压制,反弹力量愈强,四川又闹保路风潮,各地也不平靖,便对叔父诸兄说:“我看大清朝的气运快完了,不久要逃回关外老巢去了!”祖母把两句话说给祖父听,祖父大怒,唤她去痛骂了一顿,并赏了她两个大爆栗。她说:“祖父从未打过我,若非气极是不会如此的。”


在河南柘城,秀才王居信看到当地在修筑寨墙笑着说:“这有什么用呢!”还说:“大清是到尽头了,江山坐不长了”



此时,比黄蘗禅师的神秘预言、“完了”、“回去”之类更流行的是《推背图》、《烧饼歌》,在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王朝轮回中,国人只能依靠这类神秘谶书,来占卜未来的大变动,幻想新一轮的变动给自己带来好运。南通光复之前,“工商业受苛捐杂税的压榨,极不公平,工商业者怨恨极了,大骂亡国政府,且有附会《推背图》、《黄蘗诗》各种谶言,以决定清朝必然覆灭。”


烧饼歌同推背图,一朝弛禁听人沽。咸将清事从头按,总说般般尽合符。


这是伍廷芳秘书朱文炳的《海上光复竹枝词》。据传《推背图》是唐代李淳风、袁天罡所著,其中第三十七象被看作清朝灭亡、民国诞生的预言:


谶曰:


汉水茫茫。不统继统。


南北不分。和衷与共。


颂曰:


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


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


以后成了政治学家的萨孟武对《烧饼歌》记忆尤深:


在前清末季,大约宣统元年之时,刘基的《烧饼歌》与什么和尚的《推背图》,在市上都可以秘密买到。社会太平之时,一切安定。将乱之际必有许多预言。这种预言比之文字上的宣传,效力大过万倍。


革命风暴不是因预言而发生,预言乃是因革命风暴之将来临而出现。当时同学小学同学,几乎无人不能背诵《烧饼歌》,“胡人[至此]亡之久矣”,这是《烧饼歌》中所说的。“手执铜[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辛亥革命之时,革命党皆臂缠白布为号,九十九是“百”字去一,“百”去“一”,不是白字么。革命成功之后,男人皆剪去头发,路上男女各半,不是“一路行人半是僧”么。其中还有“黄牛山下有一洞,可容一万八千众,先到之人得安稳,后到之人半路凶”数句,前两句我们都猜为黄兴。复有“火德星君来下界,金殿玉楼尽丙丁”,似须经过大破坏,而后才能达到太平之境。


《推背图》不似《烧饼歌》那样流行,然其影响甚大,时人均深信清室必亡。


杭州少年夏衍也有相似回忆,只是他把《烧饼歌》与《推背图》记混了:


[武昌新军起义]因为这正在中秋节之后,所以很快就传出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反满口号。我记得那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是《推背图》,老百姓说,那是“明朝的诸葛亮”刘伯温写的。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但是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


议论《推背图》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他们说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缺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军挂的是白旗。


《阿Q正传》不只是基于小说家的想象,而是鲁迅亲历的历史:“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


白盔白甲,一身缟素,正是民间从《烧饼歌》神秘预言中得到的启示。刘伯温《烧饼歌》这一段原文: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炮响火烟迷去路。迁南迁北六三秋。可怜难度雁门关。摘尽李花灭尽胡。黄牛山下有一洞,可藏一万八千众,先到之人得安稳,后到之人半路送。火德星君来下界,金殿玉楼尽丙丁。


10月24日,收集情报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到武昌黄鹤楼下造访黎元洪,不得见。他在军政府的门柱上看到对联:“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斯其时矣。”


我在当时的一张照片上看到,其实不是对联,而是标语,贴在大门口右侧,露出“手执钢刀罢手斯其”几个字,应该是“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斯其时矣。”


10月27日,同盟会元老谭人凤为首批援鄂湘军而写的《军歌》中也有这两句:


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


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


他对“手执钢刀九十九”做了不同解释:“革字九笔,党字十九笔,这句话本来是谶纬家的预言,却应在我们革命党身上。”


就是“黎元洪”这个名字,不久也有人在《烧饼歌》中找到了对应的诗句。11月28日,湖南平江人、同盟会员凌盛仪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并记在日记里:


阅报中引《烧饼歌》:“六一人不见,山水倒相逢”,谓象黎元洪之黎字,亦颇肖形。


《烧饼歌》中确有这样一段:


东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狮。分南分北分东西。偶遇异人在楚归。马行万里寻安歇。残害中女四木鸡。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黑鬼早丧赤城中。猪羊鸡犬九家空。饥荒灾害并皆至。篷头有女篷头嫁。揖让新君让旧君。


10月22日,叶景葵写给金仍珠的信里说:“黎元洪有人谓确系革党。”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的“见见闻闻”说,有客自汉阳来,说起黎元洪轶事,称他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所取“元洪”两字,实隐含元末朱洪武的意思,有人从他私宅过,曾见门外贴有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又有人对他说,这副对联太露头角,才换下来。21


预卜朝代更迭的《推背图》、《烧饼歌》作为民间想象的重要根据,在民间大有市场。《民立报》后来发表一篇文章说,两个商人议论革命,甲说《推背图》中未见黎元洪,恐不能成大事。乙反驳说,黎元洪就是大明朱洪武的后人,不会不成功。


人们在《推背图》中没有找到黎元洪的名字,却在《烧饼歌》中找到了,这完全符合民间的心理期待,强化了人们对这场革命的内心认同,有关黎元洪的小说也很快就出现了在上海街头。11月3日,杭州光复前夕,《申报》要闻版《杭州危急现伏》报道,“杭州保佑坊文锦堂书坊闭市后,学徒某甲穷无所归,前日偶在上海购得民国军都督黎元洪小说若干部,及小影战胜图,沿途售卖”,被巡警抓去,指控他“传布逆说,意在煽乱”,有革命党嫌疑。


11月4日,有人在《申报》发表《时事五更》,推崇黎元洪“军务精通赏罚公,真英雄,逢开战呀,十回九成功”12月16日,又有人在《申报》“自由谈”仿板桥道情调咏叹:“黎元洪复武昌,义旗到,望风降,将成锦绣文明象,杀尽胡奴威日盛,独掌雄师实在强,恢复汉室耀祖光,这才算男儿志遂,华盛顿万古流芳。”


长期被朝廷视为洪水猛兽,在通缉文告与内部文书中写作“孙汶”[或“孙逆”]的孙文,在民间想象中也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


在广东乡下长大的黄药眠口述:


我1903年生,1911年辛亥革命就成功了。但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当我只有七八岁的时候,耳朵里就储满了关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传说。


也有人说孙中山有法术。有一次,他的住处明明被清兵包围起来了,但当清兵正要破门而入、着手擒拿他的时候,谁知他却脚踏祥云腾空飞走了。


也有人说孙文真有本事,连外国人都保护他,设法让他逃走。南洋华侨相信他,有钱人宁愿拿出几千、几万两银元来帮助他闹革命。25


难怪武昌起事不久,民间就传闻民军重要领袖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连日本间谍一时都弄不清楚,宗方小太郎10月29日日记说:“孙逸仙之弟在武昌”。26


孙天生冒充孙文的侄儿,做了扬州都督,彭程万因伪造的“孙汶”委任状,当上江西都督。亲历江西光复的周雍能回忆,“而最好笑的是留日学生也借口我是孙文派来的、我是同盟会,向都督要差事。”有人甚至伪造一个“孙汶章”,写了一张派令:“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图章的“汶”与清廷通缉文书故意在“文”字傍加三点水一样,正为难以应付局面而犯难的吴介璋,一看这一纸派令就让出了都督。27


追随孙中山的马君武对此气愤而无奈,11月24日,他在《民立报》发表《言论自由》一文,感慨孙文在今日中国之地位,不过一共和国民:


前有扬州人冒称孙文之侄,以劫掠财物;后有江西人,冒称孙文所推,以夺取都督。


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此时,孙文还远在大洋彼岸。


自天津南下革命的万耀煌口述:


船过烟台时,船长宣布:“上海独立了。”船工乘客大多表露出喜悦的神情,我们坐的统舱里,有专门跑天津接客的,高谈孙文、黄兴、黎元洪,把他们说成天神一般,把革命党人都说成三头六臂的英雄,尽管这些话可能为有识者所笑,可是这足可证明人心所向。


民间对孙文等革命党人满脑子都是这样荒诞的想象,扬州江都县丁沟镇的居民多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党,“以为革命党就是大家合[扬州方言读合如革]一条命的党”。人们在进城的船上谈论革命党,有人说,“革命党人真厉害,能把炸弹吞入腹中,遇到敌人时,将身一跃,人弹齐炸。”29


四川大足的老百姓甚至传言,革命党人拿的枪就是“常用的无烟炮”,“只要二指头挨到机器一搬,对面的人立刻一排一排地倒地而死”。30


因为革命党人中留学生很多,所以外国军队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民间就纷纷传说他们是来帮革命党的。1912年1月7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日军一部队日前到汉,当地愚民即有种种谣言传播。有谓日兵将自后方陆续调汉,目的在与革命军合力推翻清朝。革命军中一向有大量日本人,从事军事援助。现下革命军其所以励行剪发者,更证明革命军已服从日本云云。此种谣传闻曾发生于四川革命军励行剪发时,不料今日又于此地闻之,不可不谓为无稽之谈。”


本文摘自:《百年辛亥(60位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作者: 傅国涌 出版: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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