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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的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吗?我们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思想,还是语言的结构(在我们毫不知情或未经我们允许的情况下)塑造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呢?

光看“蛋头先生坐墙头……”这句儿歌就能说明各种语言之间会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需要用动词的不同形式表示不同的时态,所以“坐”用的是“sat”而不是“sit”,而在汉语、印度尼西亚语中,你不需要(事实上,你也不可以)通过动词变形来表现时态。

在俄语中,不仅有时态的变化,还要有性别的变化──如果是蛋头夫人坐在那里的话。此外,你还需要考虑“坐”这个动作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我们的蛋形主人公整段时间都如他所愿安坐在墙头,而不是从上摔了下来,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另外一种动词形式。

在土耳其语里,你需要通过动词来表现你如何获得了这一信息。例如,如果你是亲眼看到这个胖子坐在墙上,你会使用动词的某种形式,但如果你只是读到或者听说此事,那么你需要使用不同的动词形式。

英国人、中国人、印度尼西亚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理解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吗?

在心智研究领域的所有重大分歧都同这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对政治、法律和宗教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都是少之又少。很长时间以来,语言可能塑造思维的观点客气点是被说成站不住脚的,更多时候则被认为是疯狂而且错误的。现在,一系列新的认知学研究表明,事实上,语言的确会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方式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宣称,“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是,这个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大行其道时就不再受科学家认可了。乔姆斯基博士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本质上是采用了一种通用的语法,各种语言之间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其理论认为,既然语言之间没什么差别,研究语言差异会否导致思维方式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但是数十年来,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共性经得住推敲。相反,随着语言学家对世界上各种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全世界大约共有7,000种语言,得到分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无数预料之外的差异显现了出来。不同语言可以赋予人不同的认知能力,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就对不同语言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提出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思考方式也不相同。虽然他们的假说一开始大受欢迎,但遇到了一个小问题: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假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不少科学家对萨丕尔—沃夫假说已经不抱希望,随着一系列声称语言和思维是普适性的新理论登上舞台,他们的假说最终被人遗忘。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终于出现了大量根据经验得来的数据,显示了语言塑造思维的过程。这些证据逆转了人们长期坚持的有关普适性的信条,对知识的起源和现实的构建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认识。这些研究结果对法律、政治和教育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以下讲述语言影响人脑的部分机能和民族社会文化一些例证。

本文内容于 2012/2/25 14:30:11 被leliang86102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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