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使得工商业利益代言人把持政权

科举制度使得工商业利益代言人把持政权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完全地推行科举制度的朝代,即推行最平等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在明代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



其他朝代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都不彻底,往往权力核心和普通士大夫还是没有太大关系,宋代科举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数的1/4,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制度,皇帝可以部分地影响控制权力的分配。清代,最根本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满州贵族手中,汉人始终是处于奴才和附庸的地位。明朝在全面实施科举制度的情况下,从基层到高层的权力分配都按照固定的章程制度进行,皇帝只能被动地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人事调整,对于权力分配的整体格局是难以控制的。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防大臣专权而废除宰相,后永乐帝朱棣因难以忍受高强度的工作而设立由多名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参与机务。为防止内阁权势过大,内阁成员官职只有五品。但内阁却逐渐成为明朝统治中枢,阁臣成为百官首领。自此,无数忠臣、乱臣都在内阁这个舞台上表现一生。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即文官制度。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治理国家的任务由家天下逐渐成为君臣共为之事。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削弱。这在明朝中后期最为明显。虽然从理论上讲,任何地位任何阶级的人,只要通过努力,都有进入政府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舒芬‘家贫清苦,不与人群’,中正德十二年状元。大学士张治‘家世素贫,幼而知学,父母佣绩以供衣食’。其家恐怕连自由小农都算不上,大概是佣工”。这是由穷苦工人阶级子弟通过科举进入政府的例子。



“户部郎中夏从寿家‘僮奴殆千百指,钱赙机杼各勤其家,计日而献功’,其家既放高利贷,又从事纺织业。……亢思谦从叔亢竹溪‘早岁承先世之泽,即往来淮楚间’,经营盐业,后‘仲子思礼举乡荐,上南宫……而季子思和亦由胶序入南雍’。其家是盐商”。这是工商业阶级进通过科举进入政府的例子。



前面引用的钱茂伟的统计也表明平民有充分的机会通过科举进入政府。但问题是即便是平民,内部也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职业群体,不是简单一个平民就能概括,商人,手工业者,农民,雇佣工人,显然都是平民,相差却很大。所谓的功名之家实际上也存在类似的差异,许多所谓的功名之家原先可能就出身于工商业家庭,家庭成员走上仕途以后,事实上也不会放弃原先从事的工商业活动。



根据事实分析,工商业阶级进入政府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原因也是显然的,第一是经济上有保证,工商业阶层比其贫困农民来说,有更充足的资金来供养子弟读书学习;第二是有更强烈的愿望,这点也是显然的,经济上的目标实现了,自然就希望在政治权力上也能施展手脚。工商业者当然强烈希望政府内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通过科举,他们就能名正言顺的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



从制度上说。明朝政府也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了参加科举的便利



“明中叶前后,除负贩行商的落迁定居外,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因其它原因而产生的流动人口如流民、逃户等,显然,传统的管理人口的户籍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了。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后,政府首先给了流民、逃户在异地寄籍暂居及附籍的权利。负贩行商从流动性来说,与流民、逃户无别,然在财力方面,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保障其很快在留居地扎下根来(其中当然也不乏凭强力占产冒籍者)。他们在经商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养儿育女,他们的子孙也“婚姻于此,衣食于此,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他们返回故里,反而会因“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而遭乡人的拒绝反对。因此,到正、嘉年间,政府也给予了他们与其他流寓人员同样的可以在异地寄籍暂居或附籍的权利。嘉靖六年(1527年)政府下令:除浮居客商外,“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铺面者,责令附籍宛大二县,一体当差”。这虽是针对长年在京师从商且已置下产业者说的,但由于这类现象在全国已有普遍性,所以也对全国发生影响,各地纷纷效法。有些地方还根据自己需要,对在住地有生理,异籍寄居的客商也予承认,设置浮户专册,将其纳入册中。商人及流民、逃户被允许可在异地寄籍、”[196]



这一改革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工商业阶层即便因为从事经商和生产活动跑到外地去,依然可以在当地登记,参加科举考试。如果以前商人阶层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一点小小的阻碍和麻烦,那现在连这样的麻烦都彻底消除了



正如许敏所说“科举选才历来看重参考者的流品和籍类,而户籍则一贯是参考学子资格乃至权利的重要依凭。过去负贩行商居无定处,他们本人及其子女的科举考试因受“籍”的制约,一般不能在行商所在地报名参考,因而很受限制。现在朝廷允许客居商户在异地附籍,这对客商尤其是那些财力丰厚、业儒心又切的富商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他们可以利用这项政策,使自己这一阶层的人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茂异可以招选,俊良可以登崇”的愿望。 ”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两浙盐场在徽商吴宪、汪文演的倡导下,提出了仿河东、两淮例,兴“商籍”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巡盐御史、徽商的同乡叶永盛的特别关照和支持,并向朝廷申报后得到承认和批准。朝廷有令:‘在浙行盐商人子弟,凡岁科,提学使者按临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钱塘三学之数,另占籍贯,立额存例。’从此,‘商籍’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宣告正式确立。差不多同时,其他商人也被允许异地附籍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出现的本身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它是朝廷继经济原因而允许商人在异地“附籍”之后,在政治上对商人作出的一个让步。从允许‘附籍’到‘商籍’的出现,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现在不仅可以在异地居住、专事盐务,还可以当地名额参加科考,并拥有另获生员配额之特权”[196]



政府的放纵以及工商业这本身的强烈愿望,使得政府权力的天平在明代急剧向资产阶级倾斜。在这里我可以大胆的断言一句,在明朝中后期,整个政府几乎全部控制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手中,这决非是夸张的说法



从事实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明朝文官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都是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而他们在政府内的言论作为也确实不遗余力的在他们自己的阶层效劳卖力



许多论者注意到明代江西为官人数颇多,曹国庆说“明代江西为官人数之众在全国是占居前茅的,永乐初年杨士奇即说:‘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正德时。‘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争辩不已’。这种争辩本身虽然无甚意义,毕竟也反映了明代江西做官人数众多这一基本事实。”[197]



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若深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时人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由经商发家,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培养子弟读书,使得大批家族成员都进入政府内部。



“铅山费氏是靠业贾起家的,《族谱.孝友.谦十四公事实》卷首记载:‘’谴十四公讳广成,……学小贾给母自治,……乃后数年,三致千金之产,’为家族今后长远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费广成死后,其二子:一经商,一业儒。长子费荣祖‘承父之业’,据称经商时‘积阴德行善,好赈人之急’,……四世费应麒继承父母未竟之业,一面经商维持生理,扩大家族财富,成为远近颇有名气的商人,……,一面延请名师教授子侄,……,膝下五子,三人习举子业,二人治理家务,在家族内部实行分工。”[197]



以后费氏家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进入政府担任高官的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了曾经担任嘉靖初期内阁首辅的费宏。



除了费氏家族的例子,其他知名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工商业者特别是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加入官绅之列。这类例子很多。姑举一例:刑部左侍郎张鸾乃‘西安咸宁人也。其曾祖曰景德、祖惟义、父约,皆隐于贾,有资而好礼,世闻为三秦故家云。……惟父甚爱人,以颖悟可学举进士,余子皆以服贾’”[194] [34]p160



再有“比如曾经担任过明朝兵部尚书的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就是大商人,‘公蒲善士,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 再比如中了进士,担任陕西右布政史的徐节的父亲徐息也是山西的大商人‘逐盐荚之利’‘积赀巨万’”[34]p280-281



李开先的舅父是大商人。汪道昆的父亲、祖父皆为盐商兼地主。李梦阳祖上也是业贾起家。王世贞的祖父是商人兼地主。归有光先世‘皆以高赀雄乡里’。……李攀龙的祖父乃是历城大贾,兼放高利贷。……邢侗家资巨万,他的祖上也是地主兼商人,收放高利贷。……华亭唐默,‘父亲以贾起家,积资雄一乡’。……钱一本当时说“古人仕则不稼,今人仕则并为商贾,鱼夺琐细牙侩之利,亦无所不至。”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说,东林党人也统属于这一阶层[151]p497



比如东林党的主要领袖顾宪成,高攀龙



“顾宪成的父亲,当过酒人、豆人、饴人、染人、破产之后,‘遂迁回泾里卖浆’”[147]p59



是典型的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再看另一位高攀龙,“高攀龙祖父高材,父亲高梦龙从事于经营放贷。但高攀龙过继给祖父的弟弟高校为子,所以和父亲成了兄弟关系,高校治生产米盐,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什一息”[通商]



同样是典型的工商业家庭出身。



沈垚说宋朝明朝的时候“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于前,子弟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198]



这几乎就是说明朝的时候只有商人家庭的子弟才能出来读书作官,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事实上不仅大量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而且明代许多文官本身在进入仕途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工商业活动。



“嘉靖年间学者唐顺之指出,当时徽州‘即阀阅家不惮为贾’[200]。文学家归有光说,当时徽州‘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201] 此外如“东林党的著名人物汪文言本身就是徽州巨商”



事实上有人做过统计明朝官绅经营的工商业有



“(1)借贷。从戈谦的《恤民疏》中,我们知道洪熙时官吏已普遍于所部内经商借贷



(2)质铺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文人,官员王世贞的父亲祖父就从事这个行业,‘元美席有先业,家亦巨万’‘一年子钱三十万,尚不若往年也’



(3)官肆,(引者注:这应该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办理存款取款业务)。徐阶家开有乃授之官肆。范濂记载:



'先是,苏克温听选,以父恩善文贞公,故客其门。时有里人马姓者,携资客于京,克温觇知之,往纳交,叙乡情甚密,其人已笃信克温。克温乘间绐之曰:『闻君将以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乎?我当为君寄资徐氏官肆中,索会票若券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是君以空囊而赍实资也,长途可帖然矣。』马姓乃深德克温,即以一百五十金投之,克温佯入徐肆,若为其人谋者,出持赝票示之日:『资在是矣。』其人亟持归,付徐人,徐人以为赝,不与。'(有学者根据这则资料说“会票的使用,是信用票据的使用。在晚明以会票结账,假票不能兑现。”)



(4)店铺严嵩在南昌开有‘铺店二十八间’,……,在临川县有‘房屋铺店(共四十六间半)’,……,黄曾省说‘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乃授之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



(5)商业贸易,比如大学士陈文,贩卖食盐,其门生弟子称其为阎王。较之尚晚的吏部尚书屠庸‘鬻贩私盐,乡人效尤,几至千辈’。民以食为天,官绅当然忘不了贩米牟利。成化中,福建‘各官亦有亲戚子侄原籍贩米货物’。也有贩纸的:‘括苍樊斗山献科,任广东抚按巡史。居艰日,正值大造版籍,自家贩纸至温贸利’



(6)海外贸易,王文禄说‘……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舡,公行货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陆容也说:‘近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纨为打击倭寇而严禁海,结果被闽中乡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杀,而是时言官莫为之申救者’,结果朱纨被罢官自杀,“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7)手工业,明代纺织业空前发达“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明朝内阁首辅徐阶“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而霍韬家经营窑冶、炭铁、木植,各有专人负责,‘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廪家长,以知功最’还有经营印刷业的,‘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



(8)种植业,户部员外郎毕一衔‘广置废山,稍地种木,……而郡遂以赀饶一时’(事实上,徐光启也曾经在天津种植大量荒地,进行农学实验,获得大量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34]p281-p283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按照一般人的观点,或者大部分传统学者的观点,明代官员从事工商业活动,是所谓的官商勾结,是以权谋私,是明朝政治腐败之表现,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谋取工商业利润,是破坏了正常工商业的发展,是损害了平民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



但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根本就是想当然,经不起事实的考辩。许多情况下,不过是举出个别的例子,然后以偏概全。



不能否认,确实个别情况,个别的明朝官员依靠自己的权位来为自己从事工商业活动谋取更高的利润。但大部分时候,明朝官员从事的工商业活动都是以他们的私人身份来进行的,和他们的官职地位没有任何关系。许多情况是继承他们父兄的产业,在没有做官的时候就已经从事了这一行业。官固然是官,商却是不折不扣的私商。更何况明代的官员职位分工相当严格,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官员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依靠自己所在职位的权力去为自己家族从事的工商业活动获取具体的好处,和其他一般的平民工商业者相比,并没有格外的优势,更不可能依靠官势在商业竞争中获取决定性优势。再有一点明代的言官就如群狼一样虎视耽耽,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靠他们对其他文官以及皇帝的弹劾而显示出来。所以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文官大可不必为了一点额外的利润而冒被弹劾的风险,明代即便权势大到如严嵩等人对言官的弹劾都是相当忌惮,时刻如屡薄冰,小心翼翼,惟恐一个不慎就有把柄落入政敌手中,更不必说他人了。



这些出身工商业家庭,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进入政府之后的表现如何呢?是否完全同原先的阶层,同自己的地方脱离了关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一旦这些人进入政府,他们也就势必成为他们的家乡以及他们原先所处阶层不遗余力的利益代言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明朝许多看似离奇的现象都能有一个理解



还拿费氏家族作为例子。



“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告以‘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



这显然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希望即将到自己家乡的地方官能够对自己家乡以及相关阶层多多照顾。



此外费宏为了自己家乡和相关阶层的利益,甚至对地方知县都要拉拢歌颂一番



“如费宏《庆太守杜公世美七十序》云‘……’。费宏以宰辅之尊,对桑梓七品县令及其老父极尽颂扬之能事,当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贤下士问题”[197]



再看看汪道昆“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此其大氏(抵)也。” 他还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也即行贾、为士,只是谋利手段不同,并无等级的高下贵贱之分。二者各有功用,人们各随所愿。这种思想从当时许多人“弃儒经商”、“贾而好儒”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151]p138-p139



“翻开明朝士大夫的文集,我们会发现大量的为商贾树碑立传的文章,这些商贾被称为‘隐君’,‘处士’,‘大贾’。由于官员经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业者子孙进入仕途,官绅士大夫不再讳言其父祖的工商业者身份,反而把他们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说成是善士善贾。”[34]p280



东林领袖顾宪成给一个明代大商人写的墓志铭(《明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中说“昔司马子长著《货殖列传》,谈文者以为千古绝调,予特嘉其取善之周,不择巨细。乃世人卒讳言富,……夫此何足讳也,……吾锡故有东湖邹公望,桂坡安公国(都是大商人),其人皆翩翩豪举,其名与资俱倾一时,本之各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予以为国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于会计。即不然,而一乡有若人,可备一乡之缓急;一方有若人,可备一方之缓急。作史者仿子长遗旨,采而列之货殖,……岂为过哉”[151]p498



东林党另一个领袖高攀龙完全是商人资本家的代言人自居,天启初年,他在《上罢商税揭》,大力诋毁商税,危言耸听,夸大其辞



“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复而宁知底极乎”[151]p499



按照张宪博等人的说法



“高攀龙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对整个经济的破坏,并指出万历朝矿税之祸的深远影响。他在《揭》中还说:‘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他认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完全站到百姓一边,而不是国家君主一边,表现出‘民财’不可随意掠夺的思想。限制税收就是限制皇权,这在13世纪以后西欧国家的历史上看得十分清楚,批准税收是英国议会和法国三级议会的一项重要职能,这一职能成为长期限制王权的重要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十分有利的作用”[151]p499



“高攀龙在《申严宪约则成州县疏》中专列一款,以保护铺行免受官府侵夺



‘本县每日供给,顺照时价给现银与市民,两平易买,不得依官减值,亏短赊欠,不得纵容买办人索取铺行钱物’”[151]p500



“万历年间,在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中外官员不断有人上疏,在劝谏中,以李三才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



“被列为《东林党人榜》中第二号人物的叶向高,入阁前就曾上疏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万历二十六年,叶向高补皇太子讲官,掌左春坊事,以东汉‘西邸聚钱,中珰肆虐’为鉴,上《请止矿税疏》。不久又上《再请止矿税疏》,请撤消临清税珰马堂”[151]p500



明代思想家何心隐有一段话



“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151]p139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强调圣贤之大,而其隐含的前提却是“商贾之大,士之大”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众所周知,已经到了“莫不见之”,也就是没有人不晓得不明白的地步。而士和商贾的关系是什么?何心隐说的很清楚“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士就是商贾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贾在政治上的代表。



明白了这一点,再结合上面众多明代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乃至本人就是工商业者的事实,我们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掌握了解开明代众多看似离奇的现象背后奥秘的钥匙。 节选自: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本文内容于 2012/2/24 19:38:05 被不要二分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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