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和尚帽子山抗日标语考证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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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帽子山抗日标语考证


—— 摘自《我的抗联日记》





2010年6月,我在一次穿越本溪县和尚帽子大山的户外徒步过程中,意外的在一处悬崖上,发现了多处石刻标语。按理说,经历了建国后土改、镇反、四清、反左反右、文革等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看到标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这些标语的位置、内容却是很不寻常的。在随后的长达两年的艰苦考证过程中,更多的不为人知的历史逐渐的浮出了水面,带给我的,已经不再是最初发现标语的喜悦,更多的是沉重的责任。


标语位于和尚帽子山的悬崖上,海拔917米,标语为繁体字,大致分布在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标语最多,在离地面约6米的悬崖上,清晰的刻着“赤心报国”四个 一尺见方的大字,旁边还有许多小字,但是由于距地面太远,加之受风雨侵蚀,站在下面很难看清出具体内容,但是明显看得出是文字;下面一人多高的位置,还有许多一尺见方的大字,石壁上还似乎有红色的颜料痕迹,表明有人进行过拓印。字迹有人为的破坏痕迹,但是大体上还是看得清楚“逐 日” 三个字,后面还有一个字,但是实在是难以辨认了,后来经过多人对照片进行比对,大家一致地认为应该是“驱逐日寇”四个字;


第二个、第三个位置的字体更加模糊,目前很难辨认。


这些神秘的石刻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回来以后,我多方查阅了这一带的历史资料,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和尚帽子山石刻标语的记载。


但是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至少对于这一带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有了一定的了解。我综合所有的资料,首先是明确了标语的时间,是在1936年10月之后。因为标语所在的位置,是劈山修路而成的悬崖上,而劈山修路的时间,是始于1936年8月左右。


在此基础上,我罗列出了可能的石刻标语的主人。分为满洲国时期、国共内战时期、解放以后三个阶段。


满洲国时期


第一, 日本人。


因为标语的位置是在劈山而成的悬崖上,而劈山修路,是1936年,日军为了分割和尚帽子大山抗日游击区而修建的警备公路,连接汤沟和黄柏峪,把和尚帽子大山一分为二。也就是说,这处悬崖,是1936年才有的,日本人是始作俑者,所以我把日本人列为第一个可能的标语主人;


第二, 满洲国警察部队和满洲国地方政府。


继日本人之后,这一带的实际控制者是当时的满洲国警察部队和满洲国地方政权,他们有可能是标语的作者;


第三, 当地的老百姓。


包括日常进山的猎人、当地农民、跑山人等等;


第四,东北抗日义勇军、地方抗日土匪武装、地方民间抗日武装、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


和尚帽子大山一带,当时森林茂密,山势险峻,历来就是土匪活动的地区。九 一八之后,这一带更是各种抗日武装活动的中心。1934年春,东北革命军挺进东边道以后,程斌率领的抗联一师,以本溪县和尚帽子大山、桓仁老秃顶大山为中心,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尚帽子大山,是一师直属部队少年营、师部活动的区域;


1945年光复之后,至1928年国共内战时期


第一, 国民党一方。


第二, 共产党一方。


第三, 当地老百姓。


和尚帽子大山,位于本溪县小市、碱厂、兰河峪、田师傅、赛马集之间,是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反复拉锯的地方;


解放以后


解放以后,无论是土改、镇反、四清、还是反左反右、文革等等时期,到处书写标语是那些历史时期的一大特色,所以这些标语也有可能是那个时期的;


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和尚帽子大山开始秘密修建大规模的地下国防工程,历时近十年,于1964年年底竣工,开始投入使用,进行战备执勤。至1995年封存,执行战备执勤任务的驻军规模在营级,历时近三十年,石刻的位置,是驻军往返于地下基地与山外营房的必经之路,所以有可能是解放军战士闲暇之余在悬崖上刻上了标语。


还有就是游客。和尚帽子山临近汤沟风景区,或许有精通书法艺术的游客有题字留念的习惯,并且外出旅游习惯携带绳索、凿子、锤子之类工具。


罗列出了所有可能的标语主人之后,我开始逐一进行了排除:


石刻的位置很高,特别是“赤心报国”四个大字和傍边的几十个小字,需要将人从悬崖上用绳子吊下来刻字,是一件很大的工程,不是一两个人闲暇之余所能够完成的,所以我基本排除了山下老百姓、游客;


标语的内容,“赤心报国” 中性一些,无论是抗联、抗日义勇军还是解放军,甚至是满洲国的军警人员都有可能,日本人也有使用汉字的习惯;但是下面的“驱逐……”明显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下子就把范围缩小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地方抗日土匪武装、地方民间抗日武装、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身上。


并且似乎很难区分究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还是地方抗日土匪武装、地方民间抗日武装、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


最近,在对照片进行技术处理之后,一些原本模糊的字迹得以辨认出来,其中有“康德五年秋”的字样,于是,我最终把石刻的时间锁定在了伪满时期的1937年秋。


但是对周边村庄的走访却很令人失望,第一是知道有石刻的人不是很多,而即便是那些知道的,也是语焉不详,只是知道有字迹而已,说不清楚是谁刻上去的,但是绝对不是文革时期。


多方查找没有取得进展,我对石刻的考证暂时搁置了下来。


有时候许多事情的解决,人力是一方面,更大的是天意。


在一次并无确定目的的走访中,我意外的遇到了一位老人,他是当年和尚帽子大山一带的一支游击队队长的后代。


他的先人,当年接受师长程斌的直接领导,是和尚帽子大山一带的地方游击队指导员,熟知这一带发生的大大小小历史事件。老人明确地告诉我,和尚帽子山石刻,就是当年师长程斌带人刻的,当时还刻有程斌的名字。


对于老人的这段话,我本来是抱着很大的怀疑的,因为这些年的民间走访,我已经深深地体会到,许多所谓的“知情者”的叙述,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并不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但是老人的随后的讲述,让我彻底打消了疑虑:


老人叙述了两个令我极其震惊的、也是一直在思考、却又无法触及的历史疑问:


第一,是一师三团的老团长侯俊山的下落,以及在侯俊山生命的最后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是1938年,师长程斌率领一师人员向日军投降时,是不是所有的一师部队全部投降了?传说中曾经有一支一师小部队没有投降,是不是确有其事?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支部队,那么后来这些人哪里去了?这些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老人讲述的内容,是绝对不可能凭空杜撰或是道听途说的:其确定的地点、详尽的细节和人物姓名,完全解答了困扰我两年多的疑问。至此,关于南满抗联一师的最后时刻,究竟发生过什么,已经有了完整的答案。


和尚帽子大山石刻的谜团,也终于得以完全解开。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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