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抱负虽大实战能力差?美称中国也承认

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日前召开的有关中国防务与安全会议的专家会议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就中国军力发展阐述看法,其中有专家评估认为,尽管中国高层原则上支持发展海军力量,但并未明确承诺提供发展蓝水海军能力所需要的昂贵资源,而且解放军在过去20年里仅建造两艘补给舰船,这显示中国尚未决定建设蓝水海军,而是仍致力于打赢对台战争和保护沿海安全。与会专家也认为中国空军力量存在重大不足,特别是缺少战略运输机,后勤支援能力有限。


在中国防务与安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常规军事现代化发展趋势展开了讨论。主持人迈克尔·麦德伟少将——美国海军分析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该中心前中国项目负责人——称,1979年以来解放军现代化历程证明了这是一支“学习型部队”。麦德伟说,回顾过去二十年中解放军现代化努力时,中国构建自身能力的系统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首先发展新概念和新理论,之后对之进行实验和测试。不过,麦德伟指出,解放军许多能力并未经历过实战的考验。


美国前驻中国武官(1992年至1995)丹尼斯·布拉斯科围绕“解放军自我评估和现代化方向”展开了讨论。他花了一些时间解释解放军及其他中国官员的用语习惯,并强调称这些用语代表的含义与冷战时期已有所不同。布拉斯科还介绍了解放军对自我的看法与外界有何不同。例如,解放军的“军队建设”概念是指长期现代化计划,包括部队结构、人才培养和新概念与理论的发展。解放军领导人认为,这一过程于三十年前开始,还将持续数十年时间,至少持续至2049年。有时候,该过程也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主要包括机械化(使用更先进的硬件设施)和信息化(增加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两个阶段。相比之下,“军事斗争准备”是指西方军方所言短期行动或作战准备,这需要,例如,利用新装备进行训练。据布拉斯科称,中国军事家常常指出,解放军往往不愿甚至害怕采用新装备(采用新装备就需要其放弃原有已历经考验的装备)、尝试新做法以及引入新战术、技术及程序。因此,当中国领导人呼吁中国军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时,他们是希望解放军部队改善其战备状态,并不是像近来西方出版物中误解的那样,要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布拉斯科还针对解放军各种“历史使命”与“多样化任务”展开了讨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维护中国共主党的领导地位。解放军仍然自称为党的军队。其他任务包括威慑、战斗以及近来的非安全任务——即美国所说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布拉斯科还强调了解放军的“积极防御”战略,但并未提及“珍珠链”战略——这一术语由美国创造,用来描述中国在印度洋获取军事资产的政策。解放军利用“系统体系作战能力”术语形容联合行动。解放军领导人称其在这方面的努力仍处于试验和训练阶段。解放军仍然在学习如何指挥和控制联合行动。事实上,当解放军称他们正在进行“联合”行动时,常常是指其刚刚开始的三大舰队联合行动。这与西方分析家所言联合行动有所不同,西方分析家所说的“联合行动”通常是指多军种深层次联合行动。海空两军战舰及战机对抗时,解放军也常常用到“联合行动”这一术语,而西方通常则称之为“对抗演习”。


布拉斯科称,中国政府认为解放军的目标及其能力间存在差距。他们承认,解放军尚未准备好执行中国领导阶层赋予其的全部历史使命,自然也尚不具备战争条件下有效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的能力。这些评估并未出现在中国政府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上,因此其受众并非国外读者,可能主要是为了督促解放军努力做到更好。


据布拉斯科称,解放军领导阶层认为其落后美国二至三十年。解放军分析家很清楚,一支有效的兵力远远不只是“闪亮的装备”。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解放军就未曾展开过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军事文献常常描述愿景,而非解放军现有能力。例如,一名解放军上校可能会指出美国依赖太空和网络支持的问题,并建议解放军必需抓住这些漏洞,但解放军仍需要开发这样做的能力。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国际历史教授伯纳德-科尔(Bernard “Bud” Cole)论述了“中国不断发展的海军战略”。科尔描述了解放军抱负与能力之间的其他矛盾之处。他还指出了解放军海军领导人之间激烈预算争夺战的证据,并且声称这些争夺与外军所存在的情况相似。科尔认为,中国政府的声明证实中国政治领导阶层原则上支持解放军海军,但是并未明确承诺提供发展蓝水海军能力所需的昂贵资源。


科尔表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解放军仅建造了两艘补给舰船,这显示中国尚未决定建设蓝水海军。中国海军看起来仍致力于打赢对台战争(所以北京注重购买常规潜艇)和保护沿海安全。如果中国开始建造这样的补给舰艇,那么科尔可能会相信这是解放军海军寻求真正蓝水能力的明显迹象。科尔认为如果台湾地区问题能够以令北京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的话,那么这样的转变或许会发生,而且可能会很快发生。到那时,解放军海军会集中精力改善自身的维护与训练,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新装备。这些新系统既包括中国国产武器,也包括从俄罗斯进口的系统;近年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系统已经减少,现在主要由发动机和其他重要零件组成。此外,中国也从德国以及其他外国供应商那里购买了一些先进发动机。科尔发现的证据还显示,解放军对人道主义救援等军事行动(而非战争)的兴趣日益增加。


科尔相信,解放军海军尚未发展明确的海洋战略。他指出,不管是外国分析家还是解放军分析家,他们都尚未确定或许用于这一目的文件。科尔说,即便是新加坡也拥有一个更为成熟的海洋战略。相反地,解放军海军有的只是坚定的目标宣言。科尔没有重视著名的“三岛链”战略,认为那只是为了进行内部游说,而并非明确的战略目标。现在,解放军海军战略家在谈及能够控制中国周边三海(东海、南海和黄海)时,表现得更为真诚些。而且,在这些海域执行日常海洋任务(如渔场巡逻)的是中国海岸警卫队,而不是解放军海军。


美国国防集团公司(DGI)情报研究分析中心(CIRA)资深研究员肯尼斯-艾伦(Kenneth Allen)则谈及了“解放军空军外交关系项目:对现代化的影响”。艾伦的大部分描述都集中在一个方面,即在解放军与外军发展联系的主要行动中,解放军空军的参与程度有多低。在中国驻外武官中,几乎没有解放军空军官员,而且仅有少数外军向北京派驻了空军武官,这表明外军机构认为这一做法对促进他们同解放军之间接触的作用并不大。此外,解放军空军也很少参加职能交流或者领导阶层访问。


据艾伦透露,解放军空军显然对提高其与美国空军之间的透明度并不感兴趣。解放军空军司令最近一次出访美国是在1995年,而且他的那次访美之旅还因为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而中断。此外,解放军空军司令原本计划2008年访美,但后来却因为中国发生大地震而取消。解放军官员提出,在他们与美国发展密切军事关系方面,存在“三大障碍”:美国对台军售、国会对地双边军事交流的限制以及美国军在中国沿海经常举行的演习。在能力方面,艾伦指出,解放军空军存在主要后勤限制。空军缺乏战略空运平台,因此不得不改装Il-76远程运输机以及最初为解放空降部队购买的加油机,现在用来支持空军。目前,这些飞机已经能够飞往利比亚以及其他遥远的地方。而且,解放军空军只参加过几场联合演习,而且还是与周边外国空军举行的联合演习,包括巴基斯坦、中亚以及土耳其空军(2010年)。艾伦发现很难从中国新闻报道中获得有关这些演习的信息。这些演习看起来意在帮助空军提高其有限的后勤能力。


此外,据艾伦透露,解放军空军还存在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些过度使用的飞机(及飞行员)没有接受充足的维护,以及中国国产发动机质量较差(所以解放军必须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为其最高性能飞机购买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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