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制约官僚集团?

谁来制约官僚集团?



中国传统政治的问题,不在于皇帝,更不在于一般小民,在于官僚集团。何以言之?盖在传统的君臣父子的政治架构下,小民固然无法制约官僚,而皇帝虽在法理上有极大权力,但实质上却缺乏制约官僚的手段。



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不能简单地称为专制社会,如果一定要名之,称为士人社会或者官僚社会更为恰当。这句话实际上是知者之言,皇帝虽然在表面上可以对一个人的生死富贵予取予夺,但他却受着儒家道统、祖宗家法及行政操作规律的实际制约,并不能为所欲为。象明朝嘉靖皇帝要封一下生父就要经过与官僚集团的多轮博弈,在付出了极大代价后才如愿;再比如万历皇帝要换个太子就不能如愿,以致不得不以长期罢朝来消极抵抗;再比如正德皇帝想游历一下江南,多次受群臣劝阻而罢,最后只好靠宁王造反,借口平叛才过了一把瘾。



另外对皇帝皇帝实际权力产生制约的重要因素是皇帝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正要亲理国家大事,即使精力过人也吃不消。朱元璋曾哀叹自己一天到晚埋首文牍之中,朱元璋算得上雄才大略之主,智力、精力均有过人之处,也有为一姓江山的牺牲精神,但即使如此,他有时也会产生对官僚集团的无力感,朱元璋哀叹官员贪墨除之不尽,以这样的杰出帝王尝是如此,后世的中主,甚至庸主又能如何呢?



制约皇权的更重要因素是官僚的有组织性。虽然皇帝最反对官僚结党营私,但官僚们实际无不生存于各种各样的“党”中,从广义上讲,同乡、同年、师生等关系只要相关的人在乎,它就是“党”,而这些在传统社会是合法存在的。以一人对付一个组织,其所处的劣势可想而知。



还有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皇帝实际上个透明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在案,也很快会被官僚集团知悉,公有如召见某大臣,私的如晚上幸了某嫔妃,都没有秘密可言。而皇帝想要知道各级官员的具体信息则相当困难,象官员实际的收入是多少,有多少资产对皇帝就是一个谜,而历朝因皇帝受蒙敝而造成许多决策错误或者冤案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皇帝对官僚集团的制约力是有限的,从根本上说则是缺乏有效手段的。




而处于另一端的小民虽然人数众多,利益也经常性地被官员侵害,但他们是被“牧”的对象,更因为在国家机器的压迫下的一盘散沙式的存在,在组织上,信息上,所掌握的资源上完全处于劣势,因此也完全起不到对官僚的制约作用,他们所能期望的不过是有道德圣人式的清官出现抒缓一下他们的困难,而这又岂能靠得住?



虽然中国传统政治上的问题有部分是技术手段缺乏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官员作为代理人自我渔利的问题,但官僚集团无可制约地存在则是更主要的问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官僚集团的存在,它运作的结果总会使执政效率下降,施政效果扭曲,借助秦晖的“尺蠖效应”来说,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最终得利的总是官僚集团。由于皇帝和小民这二种异质力量均构不成对官僚集团的真正制约,固只要假以时日,这个集团总会长成一个自我渔利的超级恐龙,直到受资源限制而崩溃为止。这样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导致社会负担集中于无权无势的小民身上,而社会资源则又集中于官僚集团之手,真正代表国家的皇帝则越来没有什么实际能力来整合社会资源来对付社会危机,直至要改朝换代才能暂时解决一下问题,然实质却不过是新一轮循环的开始。




一般来说,新兴王朝或者征服王朝能对原有的官僚集团起到相当大的制约作用,这是因为新王朝的官僚与原初官僚并没有利益纠缠关系,另外一方面,新王朝的开国君主以其魅力型的权威还是能对官僚起到相当的制约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明太祖能屠功臣,而清王朝则能通过“江南奏销案”来解决财税问题的原因,但只要借以时日,这样的能力终将趋于弱化乃至不存在,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大骂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其一人淫乐,这从某一方面看当然是事实,历朝历代荒淫无耻的皇帝在所多有,但天下大贼真的只是皇帝吗?有没有比皇帝更大的“贼”?有,这就是官僚集团,黄宗羲不过“只缘身在此山中”,见不及此罢了。



黄宗羲骂皇帝使天下奉一人,但问题在于,如果天下真的只是奉一人,那耗费有几?中国传统的正税正常是“十税一”,甚至有时是“三十税一”,这样的税收除一部分供皇家开销外,大部分还要支付官员薪金及救灾、国防等重任,有什么高的?西欧大部分时候的税率远远高于此数,而现在工商税收又是多少?中国传统真正的问题不是正税问题,而是陋规问题,陋规往往几倍甚至几十余倍于正税,而此项收入最终归于何人?不是皇帝,而是官僚集团!李自成进攻北京城的时候,崇祯皇帝拿不出几十万两开拨费来调关宁铁骑,等李自成攻下京城的以后,却能从百官处抄出三千万两白银,国贫而官富,一至于此!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下,真正的天下大贼不是皇帝,而是官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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