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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思考,一个人从民族的英雄到民族的罪人,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化这么大?为什么会反差这么大?

很多关于汪精卫的书对其一生的评价很是不同,官方的评价总是把汪精卫看成个罪无可恕的大汉奸,这种一刀切的看法总让我觉得有失客观。而有些书(如《真实的汪精卫》)却把汪本人说得尽善尽美的“道学先生”,过于理想化因而可信度不高。但总的来说,在读汪精卫的历史时,有时有种窒息的感觉,在国家贫弱的时候,用“和平运动”以“曲线求国”,却无大眼光,为人所呃,不禁为之叹息…

一、为革命奉献一切

汪精卫的原名是汪兆铭,在家里排行最小,从小就受严格的家庭教育,父母去世后,长兄兆镛对其管教也十分严格。在1906年的毕业考试中,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第二名,此时的汪兆铭思想已趋于革命,拒绝了国内的授职,留在日本继续深造。

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在课堂上,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激发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汪此时极为崇拜西乡,包含着对君主立宪,对日本的整个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盲目崇拜,这为其后来的亲日卖国行为打下了思想基础

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而汪在其中的功绩不可忽略。汪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他接连发表一系列政治主张,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作斗争,同时也在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南洋的演讲中,汪也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演讲天赋,当时他的同僚胡汉民是这样说的“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然而,1908年,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更为严重的是这引发了同盟会内“倒孙热潮”。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

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26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如此血性男子,如此视死如归,怎能不让我等心生钦佩?

不久,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入狱,慷慨悲歌,写下了《被逮口占》,其中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一句更成了当时无数热血青年的口头传诵的诗句。但汪精卫狱中的后期诗词却消沉、落寞,清廷的怀柔政策在汪精卫身上产生了作用,文人性格上软弱摇摆的缺点开始显现出来。在与袁世凯的交涉中,一味的单方面妥协和退让更显示出他的软弱本性。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和陈璧君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后,返回他8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出任广东省都督,但汪精卫因“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婉言谢绝,携妻子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如果汪精卫在被捕之后被处以死刑,或与夫人前往法国后从此结束他的政治生涯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教科书上的汪精卫是一名甘为中国革命作薪的民族英雄,也会像谭嗣同那样名垂千古。

二、与蒋介石党权斗争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汪精卫再次逃亡法国。此时的汪精卫,逐渐产生了对革命理想的动荡与犹疑,满清政府被推翻了,却没有达到民主共和的革命理想,反被袁世凯掌握的政权,延续着专制统治。汪精卫开始对革命的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动摇。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在1925年中央政治会议上,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然而,汪精卫虽贵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及国民政府主席,却在日后的政治斗争中屡屡败给仅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手下。 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先斩后奏,汪精卫原本决定处置蒋介石,但因为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得到了大部分中央委员的赞同,汪精卫无法处置蒋介石。冲动之下,汪精卫自己辞职,把政权交给蒋介石,其行为很是令人费解。 1927年,由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遭到了各委员的反对,汪精卫获邀重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但没多久,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事变”,两人由于联共政策爆发冲突,甚至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南昌起义爆发,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其威信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而广州起义的发生,更使得汪精卫陷于被动,不得以再次交出权力。

在这一时期,由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和随党内地位的不断升迁和时事变换,致使汪权力欲望水涨船高,尽管他向权力顶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并一度造成问鼎之实,但因军事实力的原因,仅是昙花一现。

三、“曲线”救国,换的一生骂名

1931年“9.18事件”爆发后,汪精卫起初抗日态度坚决,曾言“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但随着中国正面战场的接连失利,汪精卫开始产生动摇,淞沪会战和南京沦陷后,更使汪精卫对抗日战争失去了信心,倾向于与日本人谈和。1933年5月31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签订《塘沽协定》,汪精卫认为:抵抗只会失去更多的领土,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与其浪费军力抗争,不如投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精卫在七月九号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表面豪壮,实则怯懦。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懦弱的性格导致汪精卫被日寇的淫威压倒,汪精卫力主张对日亲善,开展“和平运动”,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汪精卫竟负气出走重庆,开始走自己的和平道路,打算借助自己的政治名望作最后一搏,实现自己重掌政权,击败蒋介石的目的。

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人扶持下,在南京悍然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全面推动其“和平运动”主张。可悲的是,日本人根本不履行对“和平运动”的允诺,反而大肆侵略中国,还借助汪精卫政权对沦陷区大肆搜刮。不光如此,汪精卫还承认了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这些彻头彻尾的卖国行径使他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

但在此,我想说汪本人的主张也不是被否定的。当时中国军阀林立,除了实力最强的蒋派,还有桂系,阎锡山等等地方军阀,汪精卫曾这样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第一战区行营主任徐永昌便说“我军失败之原因,乃在于不少领袖对日抗战表面积极,内心消极,在于内外不一,打仗时每个将领都已留后手,一经接战,前方自相惊扰,紊乱不听指挥,而后方则到处都是溃军伤兵,缺乏医药收留,败兵扰民则有如土匪。”而日军方面则是训练有素,野心勃勃。

即使能打赢这场战争,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蒋介石和汪精卫也想寻找第三国的援助,但是英国在与德对战中不能脱身,而又怕苏联来援助有助于中共的成长(后来的苏联百万红军出军东北也的确为以后中共的发展创造极有利的条件),美国也在隔岸相望。

但汪的和平运动却是错的离谱,否则他就不会是一大汉奸。只能说这和平运动实在愚蠢至极!须知弱国无外交,由日本人扶植的汪伪政权注定是个傀儡政权,之前与日本近卫内阁约定的协定无一能实现—在中国大陆的日军没有撤军,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没有能得到保护。汪的软弱性格也使他对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誤上賊船。此后汪伪政府完全沦为日本统治日占区的工具,残酷剥削人民以来推动日本战争绞肉机。

汪精卫的一生有两个重大转折,一是刺杀摄政王,一是发起和平运动。前面成就了他反清志士的美名,后者却使他遭到了世人的唾弃。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我认为以下几个原因:

汪精卫的性格软弱,缺乏民族自信心,故对抗战没有信心,看不到广大的民众在积极抗日。

读书和革命时期对日本有着盲目的崇拜,故不能认清日本侵略者的真正企图,时常对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

主和派如周佛海,陈璧君等人极力劝说汪与日合作。

也是我特别想提的:汪精卫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政治家,文学素养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曾看到这一句话:“在从政过程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在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身上得到了切实的体现”,汪本人也不例外,他们行为与思想乖离,口头说的是一套,行动却是另一套。在野的时候,慷慨激昂,宣称要救民于水火,一旦当上官便变了另外个人似得,忘掉之前的承诺,只顾自己。究其原因,无非是权力在作怪,它令我们的一个爱国的民族英雄变成个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都感叹:卿本佳人,何故做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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