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逃回北上广:为了前途与希望————摘《南周》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没有数据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刘寅式的纠结。


山东姑娘唐果,和张一轩一样,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广”者。


她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业中的农村女青年唐果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了,伙同几个同学,从山东济宁一火车坐到北京,只揣了读书时卖资料攒下的两千块。


首都没有电视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蓝,公交地铁挤得慌。偶尔路边还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几个男生起哄说苏宁在招聘,职业规划圆满,前途无量,于是她去了大兴区的苏宁电器,卖电视,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远,在丰台区西局村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满豪车的东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间比棺材强点儿,只一张床,没厕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边乱糟糟,在木樨园公交站等车,站牌被“广东女人求子”类的小广告贴了个遍。老家房子倒是阔气,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还有了空调电脑,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时候这个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当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学着跟北京人一样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挤”在地铁公交里,挤得元神出窍,佛祖现世。


经过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实在不行,找个男朋友,至少能做个饭,搭个伙,顺便提高安保系数。筹码:23岁,一米七的个头,大专学历。有人给她介绍一大兴男。大兴过去是北京郊县,这些年随着摊大饼的城市化进程列入市区,大兴农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迁而生的千万富翁俯拾皆是。见了一回面,这事儿就吹了,倒不是因为别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


用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


来了,又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为什么要回来?


张一轩1988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毕业去向班里约是三三开:除了签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极个别,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挣三千多的月薪。张一轩属于最后那类,在CBD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每个月一半的钱转给银行房贷,其他一切从简,每天麦当劳肯德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恶心了。


他有点像《蜗居》里的小贝,高大帅气,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个北京姑娘谈恋爱,一心要奋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经济规律无情地左右了他的个人命运——姑娘跟一个留学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链。吹了。


吃恶心了麦当劳肯德基,显然不是张一轩“逃离北上广”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为了写一个明星剧组如何不畏发烧拉肚子坚守片场的宣传稿,他熬了一个白天加半个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级瞥了一眼说,还是用第二稿吧。


他决定听爸妈的话,回家当公务员。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温暖故乡,父母把一切都准备妥帖了。


新工作性价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个人占了会议室那么大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基本是偶尔发发传真和每天陪领导吃饭。多数时间坐着玩电脑,下班跟爹妈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懒洋洋的。很快,怀着专栏作家梦的张一轩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信号,他写不出东西了。


一天上班,领导说,走,查烟。张一轩很好奇,学着领导,把“烟草稽查”的袖章一个个往身上戴,一脸严肃地列队出门。所谓查烟,就是查云烟、湘烟,发现一条罚一千。当地的烟商看样子也不缺钱,人民币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毕恭毕敬。一天下来,少说几万到手,报纸一包就扔公车上。


这笔罚款在财政体系运作之外。不用入账,拿了钱,哪里贵就往哪里去“烧钱”。查禁的烟呢,领导对张一轩说,拿回去给你爸抽。那一天,张一轩“觉得自己特像个狗腿子”。


第二次查烟以后,张一轩说什么也不去上班了。


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先天之忧了。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张一轩的师兄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呆了七八年后,回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

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咸鱼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个问题总横在脑子里,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坚持了近两年后,唐果决定放弃北京。每个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饭,晚饭是几串麻辣烫加方便面,三块钱搞定。发工资那几天,才去吃一顿呷哺呷哺。这样的开销,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买大件就算了,像笔记本电脑花了3799块,还是她妈瞒着家里人给她汇的。家里倒是不差钱,唐果她爸种西瓜,搞沙场,每年能挣个五六万。


电话那头,消了气的爹娘开始天天召唤:回来吧,考个老师,起码是个铁饭碗。


留守北京的意志却是一路瓦解。一年多以后,最终击垮唐果的现实如下:


一、遭遇黑中介。某天晚上十一点过下班回家,横竖开不了门,发现钥匙孔被口香糖堵了。原来中介把别人快到期的房子转租给了她,另收取中介费600元。第二天唐果报警,警察懒洋洋说这事我们没法解决。这起租赁纠纷以唐果愤怒地撕掉合同,扔了中介一脸告终,净亏损600元。


二、万恶的地铁。为了方便到图书公司,她搬去了北五环的上地。这意味着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她需要在13号线炼狱——这是“蚁族”的生命线,繁忙时段的密度不亚于2008年冰灾时的广州火车站。那些素颜的、打着哈欠的、没来得及系领带、不敢穿高跟鞋的年轻人奔跑着涌来,成为候车队伍黑黝黝一大片中的一小点,地铁管理者为了控制流量,设置了重重铁栅栏,于是急促的人流像S型的蛇尾巴越甩越长。即便成功上了地铁,也是“挤得五脏六腑都出来了”,时不时有人卡着地铁门,还得靠门外使劲一推,咳,地铁门这才关上,安心开走了。


三、最致命的一击:图书公司来了一个城里姑娘,机灵又会来事,村里来的唐果是根直肠子,迅速被比下去,辞职了。


2011年5月,唐果决定回家。


覆辙两端的迷茫


于唐果而言,离开北京,抑或是离开家乡,都躲不开一个“逃”字。


从北京逃回老家后,除了她自己,没人拿她当大城市里回来的人,乡下人有自己的“堵”。她说起国家大事,家里人都不大爱听,觉得那些事八竿子探不着。


村里那点破事她也烦。每过完年西瓜育苗那时候,她妈就反复叮嘱:你在外头少说话。生怕得罪了谁家,别人一把火把你家塑料棚子给点了,反正西瓜苗从播种到茁壮成长到换成票子存进银行以前,心得一直提着。


还有各种狗血鸡毛让她觉得生活凌乱到拎不起来:比如二姑孩子去日本打工,借了唐果家三万,后来她家盖房子了,找二姑要钱,就把人得罪了,再不往来;她爹和她爷爷也为了两万块闹崩了。好多亲戚都陌路了,她爹整天愁着脸,一副活不下去的样子。


她开始适度地认命了,打算响应父母号召,考个县里的老师当当。笔试她倒不担心,“面试得走关系,这是常识”,可她农村的爹娘找不到门路。所幸在唐果寥寥无几的人际关系里,还有个高中同学,那同学家境好,父亲是县里干部。家里就给唐果准备了一两万,打算笔试过了去托托关系。小地方,最重要的是圈子,没有关系的时候,可以通过人情和礼物去建立关系,去僭越层级。虽然他们都不清楚一个林业局局长能对教师面试起到多大作用,但拿家乡话来说,“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


结果考前十天,笔试临时换了考纲,唐果措手不及,挂掉了。


唐果就成天在家宅着,上网,看书,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往哪里去?大城市呆着别扭,在县城体面的工作不好找,卖衣服、当超市收银员,又嫌丢人,“大学生最麻烦,高不成低不就的”。


“自由”,这是一无所有的北京,对唐果最后的诱惑。“我还想再折腾两年。”抱着一种暮气沉沉的信心,唐果说。


但在北京的初冬,蚁族聚居区唐家岭已经拆除,房价不断验证着那个房地产商狂喜的预言,连龙泽一带,也涨到了两万多,什么都在猛涨。限购的物品从住房到汽车,都跟她没关系,新地铁通了,但一出生即拥挤。“蚁族”已经回他们星球了,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在忙着裸婚。


几乎随时都能邂逅一些挫败她在北京“耗下去”的信心的细节。有一天,唐果在楼下看到一条横幅:格尔顿幼儿园优惠招生(1180元/月)。截至今日,她的月薪还是1500元,包住宿,不够在北京养个孩子。


这座城市并不欢迎她,她心里也清楚,此地不宜久留。生活无风无雨,有点橡皮人的味道。最欣慰的是,上班地点离住处几百米,再也不用挤地铁了。每天她早上九点上班,对阿里旺旺上每一个询问的卖家笑脸相迎:亲,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机械的重复对话持续到下午六点结束,下班回家。六人一屋,是大学寝室的上下铺。她晚上躺上铺,用在中关村买的MP4看爱情小说。


她在城和乡之间打转,找不到出路。最近,她对人生有了进一步规划,去日本。他们村好些人这样,交3万块中介费,从青岛到日本打工去,学名叫“研修生”,听说一个月起码挣一万。


刘寅的下一站在那里呢?


上个月,刘寅看了部叫《白蛇传说》的片子,里边一个角色最能诠释他对京城的感触:有个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结果还是变蝙蝠妖了。


去而复返的张一轩,仍然延续着两年前“快餐吃到恶心”的生活。靠目前的收入过日子,偶尔还是得“啃老”,不过他的心态放得很平和。他喜欢每天下班回家,调暗灯光,喝点清酒,看部电影,周末踩着单车环游西山。更重要的,开始有杂志约他写专栏了,比如介绍日本舞踏和大野一雄。


这一次“归去来”的旅程,并没有改变每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质量。这些折返者内心的某些地方,似乎已经开始衰老:王可人认为自己特别跌宕起伏的剧情已经在前两年演完了。


她生于1987年,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后,她不愿意听父母的安排,一张72块的站票从九江坐到了北京,差点闹得脱离母女关系。


在北京,一年多时间,王可人换了三份工作,工资始终徘徊在三千上下。她不大会节约,一直负开销,职场竞争让她不再极端地与社会家庭对抗,她有所顿悟:不听爸妈话的人,下场很惨。可惜回家考公务员落败。她怀念地坛和各色音乐会和展览,带着更明确的职业规划,她决定再到北京充电,“有些人生的投资要趁早”。


回到北京,一切从零开始,打包行李,租房子,海投简历。找工作面试那几天,王可人把稻盛和夫的《活法》带在地铁上看了一半,这本书像职场圣经,她感谢它“赐予我力量和好运”。封面上写着:一部风靡全球的超级畅销书,让无数人在迷茫时代找到活着的意义。


死扛的日子


但终归,这里是北上广,如同受神祝福而水草丰茂的应许之地,它们形成罕有的顶端优势:大多数名校、最好的医疗条件、奢侈品旗舰店、名人精英……“北上广”更多的高楼里,驻扎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500强”企业,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大的发展空间。


兰州青年胡阳过年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竖起了一水儿的仿货:山寨海底捞,山寨钱柜,山寨毛家饭店……当地人还自豪地宣布,2010年全国房价涨幅兰州第一。许多二线城市也在学北京发家,修完二环修三环,一个劲往外撑。这几年它们流行挖路修地铁,承办各色园博会西博会,穿衣戴帽修场馆……


胡阳得到一个启示:全国各地都在学习北上广好榜样,作为一名上进青年,怎么能逆流呢?


北京对于外省青年还是老样子,乌泱泱的一片人。商人们见缝插针,廊坊市的楼盘广告打到了昌平,极尽挑逗之能的小广告满地铁撒着:15分钟抵达CBD。


断片的北京生活,看起来有了崭新的开始。凭着一口英语,刘沛进入万达酒店担任项目发展经理。出差时全国飞来飞去,跟世界各地的人谈生意,夜宿五星级酒店;回到北京的租屋,还是住得像贫民窟,尽管在东三环,周边是菜市场、公用厕所。看不见风景的窗户已经老朽,一推就拼命往楼下坠,刘沛去宜家买了块布,把外面闹哄哄的世界隔开了。


即使是在北京过“死扛的日子”,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一次就业考试,让唐果认识了什么是“小城市的熟人社会”。小城市是一片更小的池塘,每一条大鱼小虾都有自己的狭窄水域。“拼爹”、拼人脉更加明显。


但这尚不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区别的全部:前者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廉洁高效的政务部门,更现代、更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张一轩就是因此而舍弃父母在故乡给他安排的舒适生活。


这也就是念叨了几年,刘寅始终还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关于人生假想种种,始终停留在浮着白沫的自来水,挤不上去的地铁,买不起的房子和无限虚掷的时间成本里。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他还在艰难地为去留做决定。11月4日他做了个梦,他出国了,天上有一条金灿灿的中国龙在飞,正欢喜呢,一泡尿把他给憋醒了。一醒来就看见窗外灰蒙蒙的,没有远处和阳光,心忽然沉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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