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轨迹(一)


很会做人的下乡知青


今日的文强虽然嚣张跋扈,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人缘好、踏实、肯干。文强的父亲叫文明君,母亲叫练传芳。文明君20岁出头的时候,由老家重庆九龙坡区涵古镇来到巴县曾家镇,邂逅了练传芳,并在当地落地生根。


文强的父母亲在1997年先后辞世,但在邻居们的记忆中,文明君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一天最多能说上5句话,但是对于子女的管教很严格,而练传芳则遇见什么样的人都谈笑自如,也颇讲义气,人缘特别好,文强兄弟姐妹几个身上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个特点。


婚后,文明君和练传芳共生养了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自1951年生下大女儿后,基本上间隔两年便有一个孩子出世,大儿子生于1953年,二儿子文强生于1955年,四儿子现在某区公安分局工作,老五是女儿,老六是文兵,当兵复员后进了一家工厂,后来与谢才萍结婚,再后来就离开了那家厂子。


新中国成立后,文强的父母一直在镇上一家综合商店工作,那时两人的月工资都是18元,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压力还是很大的。


1971年7月,16岁的文强从巴县曾家镇曾家中学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中等偏上,这个时候正好面临中国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尾声时期,但是上山下乡的运动还在进行着。1972年1月,17岁刚过的文强下乡当了知青。说是插队落户,实际就是到离家仅2公里远的回龙大队工作而已,由于有位小队的队长与文强的妈妈是表亲,文强便享受了投亲靠友的政策优惠。


虽然大队给他安排单独的住处,但他基本不住,由于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他每天像上下班一样早出晚归,有时为节省开支,连中午饭都回家吃,后来因为当了团支部书记,才在队里住下。


在回龙大队村民们的集体记忆中,那个时候的文强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会来事,人缘好,干活积极。文强插队时无论是栽秧、割谷、挑草头还是守鸭棚都肯干,而且是个人来疯,越是人多干得越上劲。


由于他的性格比较随和,大家也都爱和他玩,对于别人给自己起的外号,他也不在乎,整天笑嘻嘻的,这一点与他母亲非常的相似。当时每次到大队部开会的间隙,总有一个村民喜欢喊文强的外号:“文瞎子,来下盘象棋。”文强对这样的称谓不但不发恼,总是笑呵呵地跟他厮杀一番。


在做知青的时候,文强认识了老婆周晓亚。当时周晓亚是虎溪电机厂的子弟,虎溪电机厂是一家有着近2000名职工的三线工厂,其所在的虎溪镇邻近曾家镇,所以从1974年起,该厂的子弟中学毕业后,都到回龙大队插队落户,到1976年达到100多人。


周晓亚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秀气。自从文强当了回龙大队团支部书记后,就经常到6队来找周晓亚,在村民们的记忆中,文强找周晓亚不是准备演讲稿,就是排节目,总是以做工作的名义接触周晓亚,其实是在打周晓亚的主意。


文强当年还是不错的,吃得苦,也有组织能力,大队就让他当了团支书。大约是1976年上半年,附近军用机场的一架训练机失事,迫降在一条小河沟旁,机上两人受伤,呼救后被一群人抬到了医院。当时组织人员施救的人是文强。


1977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全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文强也参加了高考。这个时候,正巧四川省公安学校中专部从参加高考的社会青年中招了200名学员,文强便是其中之一。进入警校之后,文强不爱体能训练。但是文强不管是担粪、种菜,还是挑草头、收红薯,却都很卖力气。


1980年,文强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从此再未到过回龙村。两年后,周晓亚返城,进了虎溪电机厂当工人。20世纪80年代初,文强与周晓亚结婚,当他们的儿子长到4岁时,周晓亚调到巴县县城所在的鱼洞镇,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单位工作。其时,文强已升任巴县县委副书记。


在文强事业起步阶段,他心里的霸气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当他事业如日中天之后,特别是坐上了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之后,文强开始对于家乡人也表现出极强的霸气。


文强母亲的表亲记得很清楚,2005年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带着文强的弟弟文兵和妹妹,张罗着将文强父母生前所住的板壁房扒掉,在原址上建起这幢8层楼,除底楼的左、右两个铺面及其二楼的房间外,其余的房产全归文家,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而原本应该属于文强母亲表亲的地基也被霸占了,这个亲戚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文家的房子自建好后,既未装修,也未住人,直至2009年8月的一天,公安部门前来搜查,搜查过后,又雇请锁匠将大门换了锁,直到10月份又被查封。



歼灭张君


文强在变质之前,也曾是一方平安的守护神,多少叱咤黑道多年的枭雄人物倒在他的脚下,如果单纯以打黑数量和打黑案件案情重大与否衡量,能与文强匹敌的也只有东北的王立军,作为公安部两个标杆式人物,文强和王立军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其中有自身的问题,也有现行司法体制缺少监管的原因。


文强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后就参加工作,被分配至巴县公安局秘书股,经过几年努力升到了科级干部。其后凭借1982年在全国严打斗争中的表现,文强进入了时任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的视野,此后一路高升。1992年,文强已经升到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职,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升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进入市局后,文强一直分管刑事侦查工作,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都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其中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2000年重庆运钞车持枪抢劫案等。文强逐渐成为重庆警界的一面旗帜。


真正让文强的声名到达顶点的,是2000年的“张君案”。这名杀人恶魔长年在渝、湘、桂疯狂杀人越货,犯下滔天罪行,却一次次逃过警方追捕,最后公安部向全国发出缉捕张君的A级通缉令。就是这样一名凶残狡猾的杀人狂,最终栽在文强手里。


关于文强抓获张君的场景,有极其精彩的记载。是日,张君落入重庆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文强飞奔而上,一脚踏在张君脸上,然后拿出手机汇报。上级问在哪儿抓获?文强回答:“在我脚下!”此役后,文强名扬天下,“打黑局长”的威名响彻西南。


文强为了抓获张君费尽心思。


从2000年9月13日起重庆公安干警就开始在一种极为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六天六夜,重庆市公安局的领导和侦察干警仿佛在人间“蒸发”了,不知去向,直到擒获匪首张君后他们才露面。


9月13日,公安部刑侦局一名负责渝湘鄂系列案的领导悄然抵渝。当晚12点左右,这名负责同志与重庆市公安局陈邦国局长、文强副局长交换渝湘鄂系列案的最新情况,对手中的资料作了全面的分析,最后决定,将主战场移至涪陵。


16日凌晨2点钟,几位领导和侦察干警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经过“包装”,驱车直奔涪陵。9月16日凌晨4点,专案组抵达涪陵,立即住进一僻静的宾馆,并立即着手研究如何对张君在该地的关系人进行摸排和调查工作。他们以出差人员的名义住在宾馆,除了在外工作的民警外,大多数人在房间里闭门不出。


9月15日,一名女子进入警方的侦察视线,经查明她与一名叫龙海力的男子关系密切。此人的真名叫杨明燕,也就是在湖南常德出现的名叫“娟子”的女人,今年28岁,与龙海力有一个4个月大的女儿。文强等人经过严谨的分析,龙海力极有可能就是张君。为避免打草惊蛇,侦察员对杨明燕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9月18日下午,杨明燕提着包从家中匆匆走出,被早已守候的侦察员秘密抓获。审查中,杨明燕百般狡辩,不承认龙海力参与了犯罪,更不承认龙海力就是警方正在通缉的渝湘鄂系列案的首犯张君。最后,在侦察员出示的大量证据面前,杨明燕不得不承认龙海力就是张君,并交代了张君曾于常德案后到过涪陵,因缺钱花,把一辆“桑塔纳”以6万元的价格卖掉后不知去向。


专案组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张君在重庆的可能性极大,局党委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立即出击,将杨及张君在涪陵的所有关系人全部捕捉,迫使其加强与重庆关系人的联系,为公安机关创造战机。专案组也于19日早上6点出发,移师返回重庆市区。


19日晚8时许,侦察员发现,有一湖南籍男子与渝中区枣子岚垭一名叫全弘燕的女子来往密切,据专案组分析,当晚极有可能要在渝中区南纪门和观音岩两个地方出现,于是,两队人马火速赶赴两处设伏。


19日晚9时50分,一名身穿深蓝色圆领衫的男子出现在观音岩,他站了几秒钟,前后左右观察了一阵后,径直朝等候在一暗处的女人走去。就在两人交包的一瞬间,几名侦察员猛扑过去,将这名男子狠狠地按翻在地,一把“五四”式手枪从他手中滑落在地,此时,埋伏在此地的其他干警也涌了过来,共同将这名男子制服。民警当场脱掉被捕男子的左脚鞋袜,看见他左脚心上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据此标志判定,此人正是被追捕多年的匪首张君。


事后,张君感叹:没想到重庆警方如此神速,如果再给我0。1秒时间,我就有机会自杀了。


当晚,重庆警方对张君进行了突审,同时将其在重庆的团伙及关系人一网打尽,并缴获了“五四”手枪2支,各类型号唧筒式猎枪7支,军用手榴弹两枚,自制炸弹两枚,各类子弹1949发,同时还查获了大量的信用卡、证券交易卡、现金、金银首饰和几大本关于兵器、射击、作战的书籍。


从1994年张君在重庆持枪抢劫犯下第一桩罪案开始,重庆的公安干警就和这名狡猾凶残的对手展开了长达6年的较量,专案组多次到云南、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市调查其购买枪支和销售黄金的渠道。并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现代化的手段对张君及其犯罪同伙进行侦查、追踪,调查其真实身份和行动路线等。特别是在寻找其在各省市关系人的时候,重庆警方动用侦察手段,摸排出其中部分关系人的真实身份和住址。


为捕获张君及其同伙,重庆警方在文强的带领下,做了大量细致的基础工作,从传统的摸排、证件人口管理等侦查手段到现代化的数据库、仪器等,均证明是成功破获此系列案件的关键。


仅在重庆2000年“6。19”案后,重庆的公安干警就走访群众1万3千多名,对6000多名出租车驾驶员调查访问,排查暂住人口150多万人,比对指纹230多万,制作弹痕照片900多张。大量信息资料的积累为其他省市警方的侦查工作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正如湖南省公安厅分管刑侦的负责人在常德案后所讲:在案侦工作中,重庆警方提供了关键性协助,为打开案侦工作突破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君案件作为公安部挂牌的第一号案件,受到了公安部和重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五局、十二局负责同志赶赴重庆,亲临主战场的第一线指导、协调工作。


在重庆“6。19”案案发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同志多次对此案的进展情况进行批示和指示。重庆市副市长王鸿举要求公安部门不惜一切代价,破获案件。


特别是在2000年9月19日晚8时,贺国强书记得悉张君已到重庆,当即指示:要制定周密方案,组织精兵强将,务必当场抓获,不能让他跑出重庆。捉获张君后,贺国强书记、王鸿举副市长又赶到看守所,对关押的安全、突审、深挖工作作出了明确的指示。


渝湘鄂系列案首犯张君被成功抓获后,公安部专门发来贺电,充分肯定了重庆公安民警英勇顽强、特别能战斗的良好素质和攻坚能力,并向全体参战民警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副市长王鸿举也连夜赶到现场慰问、鼓励广大民警。


张君在重庆犯下的5起大案使重庆的公安民警们在压抑了六年之后,终于吐出了心中久憋的一口恶气,笑逐颜开。然而在成功的背后,却不能不提到公安干警为捉获张君六年来的艰苦工作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从1994年张君在重庆首次犯案开始,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民警,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们凭着一股“不破此案、誓不罢休”的劲头与张君及其团伙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较量。许多民警顾不上家庭,顾不上自己的身体,连续作战。专案组干警赵晓,身体累垮了都顾不上休息,在生病住院的前一个晚上还在专案组加班加点研究分析案情,后来因病去世,年仅40岁。


文强作为重庆公安局张君专案组的直接负责人,在破获此次案件过程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激情、胆识和魄力,是整个专案组的灵魂人物,文强面对悍匪的强悍是支撑重庆公安局专案组的精神支柱。


抓获张君之后,文强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文强的位置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提升,从2000年开始到2008年王立军空降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在副局长的位置上一呆就是近10年。期间,文强唯一一次提拔是由副局长被提拔为常务副局长。文强非常想能升任到局长的位置,但根据有关规定,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位置必须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而政法委书记则必须是外调过来,不能由本地人兼任,所以文强的局长梦永远无法实现。


升迁无望,随着文强在副局长这个位置上越干越久,对各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熟悉,资历越来越深,成绩越来越大,他的思想也一天天改变,行为一天比一天“狂放”。在不断地打击黑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他也逐步陷入到黑社会中去。



捣毁重庆恶霸封曼


曾经横行重庆,危害一方的恶霸封曼是倒在文强脚下的第二个江湖大佬。


2000年,文强抓获张君之后,个人声望和事业如日中天,这个时候,他的事业轨迹还是沿着正道往前行,在其后的第二年,即2001年12月18日,历经2个月的时间,文强带领重庆公安干警,将重庆本土最大的黑社会头目封曼团伙95人全部擒获,缴获赃款赃物价值过亿元。


封曼是重庆老牌黑社会分子,在后来诸如陈明亮、黎强、王天伦等人还是工厂里的工人、农村农民时,他就已经是横行重庆的一霸了。从封曼开始,重庆黑社会就已经显示出有组织犯罪的倾向,并且,封曼等人利用黑社会打打杀杀的霸权,抢占经济资源,拉拢腐蚀政府部门官员,形成了早期的黑色产业链。从某种意义上说,封曼是2009年重庆打黑落网的黑社会分子的祖师爷。


封曼,38岁,重庆市巴南区人,被捕前曾任聚汇房地产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的董事长。1982年因聚众斗殴曾被判刑2年,1990年又因介绍妇女卖淫被劳动教养3年。封曼自1993年以来,纠集刑释解教及社会闲散人员110余人,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以黑护商、以商养黑,在巴南区杀人、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强迫交易等,共作案110余起,致死2人,致伤80余人。


翻看封曼作恶史,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骨子里就是流氓的真流氓,流氓是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作恶,在他们的眼里,没有法制、道义和逻辑,作恶凭心情,高兴起来可以作恶,不高兴了也可以作恶,所以他们是社会的渣滓。


1998年2月的一天,封曼以某洗脚城对其朋友的服务不到位为由,带领手下李显康、刘兵等人到该洗脚城乱打乱砸。当时,一名在该洗脚城洗脚的台商因无端挨打,起而与封曼理论,被封曼指使手下又一顿乱打不算,还强逼该台商跪地求饶。其后,封曼还是不解气,又命令该洗脚城老板将洗脚城全体工作人员召齐,由封曼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训诫”。


1999年9月7日,该组织成员沈先伟与当地居民万某发生纠纷,来到万某吃饭的某餐馆,将万某及其朋友7人乱刀砍伤。当晚,万某因伤重不治死亡。


封曼的嚣张跋扈连政府官员都要让他三分。一次,巴南区区政府和区开发办开会,研究土地开发问题,封曼竟也大模大样地与会。当区建委副主任发言时,因内容不合封曼的意,被封曼一杯茶水迎面泼去,一声:“你他妈的给我闭嘴!”吓得建委副主任不敢开口,也不敢抗争,而其他与会人员对此竟也不以为怪。封曼的嚣张由此可见一斑。


2009年在打黑中落马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一支队支队长李寒彬,当时也参与了对封曼的抓获行动,而且是时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的主力干将,但可惜的是,与文强一样,他因为打黑而就任高位,却因为涉黑而锒铛入狱,真是莫大的讽刺。


2001年年初,李寒彬陆续收到群众关于封曼欺行霸市、为非作歹的举报多达五十余条,在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作恶累累的封曼团伙被重庆警方秘密列为打黑除恶的重点目标。


一张针对封曼的抓捕大网悄无声息地张开。当时警方的抓捕原则是:逮捕封曼必须秘密进行,防止销毁证据,惊动同伙。


2001年4月8日,在封曼经常活动的娱乐场所和别墅,三十余名便衣民警开始了艰苦的蹲坑守候。9日早晨,毫无察觉的封曼独自一人开着卡迪拉克大摇大摆地驶出别墅,被守候多时的便衣民警一举擒获。


侦查结果显示,多年来,封曼凭借暴力和关系网,以各种手段,疯狂聚敛财富。


1998年前后,封曼通过行贿等各种手段,将时任巴南区开发办主任的肖德友和一批实权人物拉下了水。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他通过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工商执照的方式,成立了“重庆市聚汇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聚华贸易有限公司”、“重庆市聚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重庆市聚华装饰有限公司”4家公司,董事长均由封曼一人充任。公司虽然是假公司,但生意却做得火爆。


在重庆,巴南属于新区,正处于大规模开发之中,而土地开发这一块,已基本上为封曼所垄断,外地公司想在巴南发展,需要从封曼手里购买国家的土地;巴南区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大型的建筑装修项目和物业管理业务,也都为封曼所包揽,其他人难以插手。封曼被打掉前,已聚敛财富达1。7亿多元,个人生活也极尽奢豪。


随着金钱和权势的增加,封曼不甘心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开始萌生出更高的欲望,其魔爪开始伸向政治领域。根据重庆警方调查,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牵涉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6人,其中包括处级以上干部25人,成为重庆第一批大规模牵连国家公职人员的黑社会案子。


重庆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封曼用于拉拢、腐蚀党政干部的费用达数百万元,其手段包括送现金、送小轿车等等。


封曼拥有3幢别墅,院内还建有大型室内游泳池。3幢别墅都各有高档洗浴间的套房七八套。这3幢别墅,一幢自用,另外两幢则用于接待,里面吃喝玩乐的设施一应俱全。当地人将这两幢别墅称作是巴南的“红楼”,当地的少数领导干部和那些封曼认为用得着的人物,经常在其中寻欢作乐,里面经常通宵赌博,而封曼则以“输钱”的方式向这些人成千上万地行贿。


从1999年开始,在巴南区,封曼开始插手“政坛”事务,凭借“经济手段”和暴力手段影响区内一些重要人物的“升迁黜陟”。区内某副职想搞掉正职,他插手其中;因区开发委主任提出的开发方案影响了他个人的财路,即千方百计要将该主任搞掉,并不惜以暴力相威胁,要将其“断手断脚”。


封曼是重庆黑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人物,在他横行重庆的初期,主要是依靠暴力,控制层次较低的卖淫、赌博等生意赚钱。后来,等他原始积累到一定阶段,他开始逐步利用金钱向政府部门渗透,通过获得保护伞,再向经济领域渗透,只是这个时候,被他拉下水的政府官员级别还较低,能量还较小。但这种模式后来被重庆黑社会普遍采用,并进而发展成给自己买“红帽子”戴。


巴南区移民局副局长肖德友是封曼黑社会团伙最大的保护伞,通过手中的权力为黑社会分子敛财保驾护航。涉黑的巴南区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财务处处长李云华也被逮捕,李云华是肖德友的老部下。但可悲的是,肖德友并没有成为重庆其他公职人员的前车之鉴,2001年至2009年间,反而更多的公职人员牵涉到黑社会组织中去,规模“蔚为壮观”。


1999年8月,已与“黑帮老大”封曼称兄道弟的肖德友与封串通一气,共同胁迫重庆美伦房地产公司经理廖某将其公司所有的6亩土地低价“转让”给封曼,致使“美伦”公司蒙受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肖德友是第一个将黑社会分子往经济领域内推进的公职人员,在此之前,重庆黑社会分子都是利用拳头、砍刀在街上打打杀杀,收取保护费,或者从事其他不正当的小生意谋生,肖德友教会封曼如何将黑社会公司化运作,如何向房地产等领域挺进。


2000年4月,时任巴南区开发委主任的肖德友为帮助封曼达到成立重庆市聚汇房地产开发公司,非法聚敛钱财的目的,在明知其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指使财务处长李云华为其开具了收到500万元土地出让金的“收据”,致使封曼骗取了工商登记,成立了聚汇房地产公司,给“黑老大”披上了合法外衣。


仗着有肖德友这把“保护伞”撑腰,封曼更是为所欲为,欺行霸市,违规操作,疯狂聚敛钱财。封曼专门在体育中心对面耗资600余万元修建了3500平方米的“顺祥园别墅”作为自己老巢和黑帮团伙据点,24小时派狼狗和保镖看护,引起极大民愤。


警方侦查到,身为副局长的肖德友被封曼拉入犯罪集团后,为封曼犯罪集团撑起了“保护伞”。肖利用职权,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无偿提供价值16亿元的200亩土地,让封曼强占。


当时巴南属于新区,正处于大规模开发之中,而土地开发这一块,已基本上为封曼所垄断;巴南区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大型的建筑装修项目和物业管理业务,也都为封曼所包揽

大哥杨小林覆灭


张君和封曼之后,重庆杨小林黑社会团伙成为倒在文强脚下的第三个有组织犯罪团伙。如果说张君是单枪匹马的流氓,封曼是公司化后的流氓,那么杨小林就是一个具备原始黑社会形态的流氓组织。有可能是看了香港黑社会电影,学习里面的洪兴帮和东星社等社团组织而成立的。这个黑社会组织是哥老会组织在20世纪末的缩减版组织。


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成员一个月要开一次总结大会,谁冒犯老大,轻则下跪认错,重则乱刀砍死;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黑金”,在赌场放高利贷、开美容院组织卖淫,统一掌管经营,连贩毒都开着宝马;他们也重视“人才”,年龄最大的才30岁,最小的只有19岁,且该“公司”在“经营”中,还任命了一名大专生当“军师”。


杨小林(手下人称杨哥)是重庆长寿县农民,被抓获前暂住沙区杨公桥。根据当时重庆公诉机关起诉书,将其列为第一被告,指控其涉嫌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8项罪名。其妻熊建碧(人称“熊姐”)被列为第二被告,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卖毒品罪等5项罪名。


据公安机关查实,2004年开始,杨小林及其妻子熊建碧先后拉拢大周磊、阳勇、吴丹、蔡国华等人在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区、渝中区等地为其贩卖K粉、摇头丸。


公安机关认为,熊建碧在组织中是毒品和财务的总管。被告人王时翼、刘剑平负责少量毒品的保管、分发。大周磊、阳勇、高万礼等分别在熊建碧、王时翼、刘剑平处拿毒品,大周磊、阳勇、高万礼等人又让熊江、梁勇、王波、余飞飞、小周磊等人为其直接贩卖。大周磊等人将毒品销售后将毒资交给刘剑平,由刘剑平统一交给熊建碧入账。此外,刘剑平、熊建碧各有一本关于毒品销售的账本,刘剑平定时向熊建碧交钱和对账。


随着贩毒生意日渐做大,杨小林的“坐骑”也换成了时髦的宝马车。2005年2月6日,杨小林邀约蔡国华、王时翼等人驾乘他的宝马车前往四川省绵阳市贩卖摇头丸,杨小林通过何勇、赵鑫、邢甫等人联系销售毒品摇头丸。谁知这次却中了赵、邢等人的圈套,当大周磊、王时翼携带500颗摇头丸前往绵阳市五牛大酒店二楼茶楼交易毒品时,被赵鑫、邢甫以及王林、马晗等人打伤,摇头丸全部被抢走。


同年,杨小林与其毒品供应上家广州阿华交往日趋频繁。2005年3月14日,杨小林与广州阿华联系好购买摇头丸事宜后,便安排王时翼、刘剑平二人到广州阿华处进行交易,刘剑平、王时翼在广州与许继东等人会合后,在广州云湖宾馆内以每颗21元的价格买进摇头丸1500颗。刘剑平、王时翼、许继东等人乘火车将毒品运输回重庆,交与暂住在重庆市渝北区龙山中学的杨小林。


2005年4月17日,杨小林与广州阿华联系后,指派刘剑平到广州去购买摇头丸。刘剑平到达广州后,在广州市鹅掌坦附近一宾馆内同样以每颗21元的价格从阿华处购得黑色摇头丸1500颗。随后刘剑平买了两只音箱,将1500颗摇头丸分别藏于其中,将音箱托运回重庆,次日下午刘剑平乘飞机回到重庆。几天后,刘剑平、熊江等人到重庆市某货运部将两只音箱取出带回到重庆市江北区刘剑平暂住地,由熊建碧、刘剑平对1500颗摇头丸进行清点后,交给熊建碧带走进行保管。


大发“毒财”后,杨小林决定再狠捞一笔“黄财”。


2005年4月,杨小林与大周磊二人合伙在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开了一间“玉手”美容院,组织了若干卖淫女卖淫,并将该美容厅作为“公司”的资产进行统一管理,指派许继东负责管理。


卖淫女每卖淫一次,许继东就从中提取30~100元不等的费用,然后每天将所收取的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的费用,统一交给每天到“玉手”美容厅收取卖淫费用的熊建碧,由熊建碧统一管理美容厅的收入。


据警方查实,杨小林团伙自2005年4月份以来,在“玉手”美容厅内介绍李某某等卖淫女卖淫数百次,从中获取非法所得一万余元。


因为之前在绵阳遭遇黑吃黑,杨小林比以往更加多疑,连身边的人都开始不信任。蔡国华本来是杨小林刚出来“闯荡江湖”时的得力干将。但是,他们俩后来在贩卖毒品(K粉和摇头丸)中因利益分配而产生了矛盾,杨小林认为蔡国华多次在言语上顶撞他,不听他的招呼,很不给他这个大哥面子,而且,当蔡国华负气离开组织后,带走了大量的贩毒客户,给杨小林的毒品销售造成损失,于是杨小林先后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要教训蔡国华。


2005年2月28日晚12时许,杨小林在与蔡国华再次发生语言冲突后,随即给云南来的史国海打电话,让史国海帮他找个人到重庆来教训蔡国华,史国海当即同意。同时,杨小林决定将原先较为松散的组织进行制度化改造。


“组织成员不得背叛组织,否则轻则开除,重则性命不保,祸及家人,任何事情只能逐级上报,不能越级上报,否则'家法'处置。”


2005年3月10日傍晚,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某招待所,杨小林一边强调着自己拟定的“公司”规则,一边扫视着与会人等。


会上,杨小林宣布成立“公司”。自己为公司负责人,统管公司的人财物,经营范围主要涉及贩卖毒品,放高利贷,组织、介绍容留卖淫等。杨小林还对毒品的贩卖及保管、放高利贷、组织卖淫等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为加强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杨小林规定了严格的惩罚制度。此外,杨小林还规定了会议制度,每月开一次骨干成员参与的会议,总结1个月以来的公司经营情况、对公司利润按比例进行分配,遇有紧急事情临时通知开会。


公诉机关指控称,杨小林通过贩卖毒品、敲诈勒索、组织卖淫、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敛财10万余元,并提取“公积金”为组织谋“福利”。


2007年4月11日晚,组织成员刘剑平、余飞飞等人在九龙坡一迪吧吸食毒品被抓,杨小林安排其妻从“公积金”中提出4500元用于缴纳罚款。同月,他两次安排“小弟”以上账方式,为被梁平警方羁押的王时翼、吴丹各送去“慰问金”1000元。当一系列制度宣布后,刚刚离开组织的蔡国华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史国海收到杨小林的命令后,找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鲁勇军。2005年3月21日史鲁两人傍晚到达重庆市,与杨小林在重庆市渝北区电子工业学校门口碰头。杨小林摸出50元钱给小弟许继东,安排许继东负责接待二位杀手。许继东将史、鲁二人带去吃饭后,又将二人带到刘剑平的租赁屋内休息。


3月22日中午以及23日中午,杨小林一干人等两次与史国海、鲁勇军见面,在杨小林的主持下,他们达成了将蔡国华砍成残疾的一致意见。随后,杨小林安排人手寻找蔡国华的下落,王时翼则负责将史国海、鲁勇军送到蔡国华所在地点,由鲁勇军下手去砍蔡国华。


3月24日晚20时左右,杨小林的两个小弟在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武陵路“聚友网吧”内发现了蔡国华,杨小林接到汇报后当即指示史国海、鲁永军出发。同时安排小弟在网吧门口把风,并负责在杀手砍了蔡国华后妥善将二杀手带离现场。


次日凌晨3时许,鲁勇军持大砍刀冲进聚友网吧内,朝坐在36号桌边的蔡国华的头部猛砍两刀后,迅速逃离现场。蔡国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检验鉴定:蔡国华系砍切器致头颅裂伤达特重型颅脑损伤致脑功能丧失死亡。


杨小林得知蔡国华被砍死后称死了就算了,并安慰了史、鲁二人后离去。


2005年3月25日13时许,杨小林开着宝马车将史国海、鲁勇军二人送到成都,杨小林给了2000元钱费用,并帮史、鲁二人买了回西昌的火车票。


就在蔡国华被杀的当天,许继东因违反杨小林定的规矩被当众罚跪;同年4月,王波、梁勇因对其组织骨干成员高万礼不敬被罚当众下跪、赔礼道歉。


既然对身边兄弟都能翻脸不认人,杨小林对外更是喊打喊杀,从不心慈手软。早在2004年4月,杨小林为了壮大实力,专门从大足县龙水镇一个叫“邓三”的男子手中购得一把自制左轮手枪,主要在贩卖毒品、放高利贷和收账时使用。


2005年2月9日凌晨零时20分许,杨小林带了王时翼、吴丹等人开着宝马车,窜至梁平县锦屏镇万年村八组谢世群家,声称来向其子谢泽维要债。因为谢泽维不在家,杨小林等人对其家人拳打脚踢,最后强行将谢泽维的前妻杨晓琴及儿子谢杨带回重庆市,先后关押于重庆市龙溪镇某招待所、华渝宾馆、沙坪坝区万川招待所等地。随后,杨小林等人通过电话多次威胁杨晓琴的家人,杨晓琴的父亲杨德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筹得4万元人民币存入了指定账户,杨小林等人在收到4万元钱后,于同年2月11日上午11时许,才将杨晓琴母子释放。至此,杨晓琴母子被非法拘禁长达59个小时。


2005年3月14日傍晚,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至尚国际俱乐部客人刘某某与服务生发生矛盾,被俱乐部保安打伤。为防报复,俱乐部经理李某某请孙勇找人“扎场子”,孙勇便邀约杨小林为其出面,杨小林便纠集近两百人持械前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聚众斗殴,后因防暴警察出面干预被制止。


2005年4月6日14时许,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花卉园旁边一游戏厅老板杨某因想霸占另一游戏厅,便请杨小林帮忙。杨小林派了20余人携带凶器前往斗殴,其中刘剑平拿着那把自制左轮手枪在茶楼里示威道:“今天谁敢来就打死谁。”刘剑平等人等了半个小时后,见无人敢来打架才离开。 2005年6月10日杨小林案被侦破后,公安机关收缴到自制左轮手枪一把、小口径子弹16发、管制刀具16把、钢管13根等物。



文强的江湖兄弟


在不停的打黑运动中,文强越来越深的涉足到黑社会组织中去,开始与一些黑社会老大称兄道弟。在20世纪末,重庆最著名的黑社会代表人物是王渝男和王平,号称“二王时代”。其中,王渝男与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关系较为密切,双方在一些赌场互相参股,而王平则与文强的关系较好。2000年,在重庆警方发动的打黑行动中,发生著名的“白云湖枪击案”,文强为了保护弟媳谢才萍,卖掉了王渝男。


在重庆的“江湖”中,王渝男的出身恐怕是最显赫的,他的父亲是重庆解放初期的公安局长,母亲是公安局的组织科长,家中4个兄弟姐妹中,王渝男年纪最小,哥哥和姐姐也全在公安系统工作。


王渝男的父亲教育子女近乎严苛。王渝男上学的时候,父亲出差,问几个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礼物,王渝男的姐姐想要一支口红,结果被父亲甩手给了一耳光。或许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王渝男在同学中显得有些胆小,上小学时王渝男的个子比一般同学还要低一些,不爱说话。


到中学时代,他结识了当时重庆著名的武术家李南杰,李南杰曾是蒋介石的武官,新中国成立后在校场口附近的骨科医院正骨,因为李南杰参加过校场口血案,把他安排在医院也实行一定程度的监管。


王渝男并没有正式拜师,不过一直跟随李南杰习武。在他的性格中,义气的成分渐渐多了起来。


中学毕业后,王渝男跟很多干部子弟一样被安排进重庆钟表厂工作。在钟表厂的时候,他的义气为他积累起不小的声望。由于习武,他喜欢打抱不平,工厂里有人被欺负,都是他来出头。他的亲戚将41中和钟表厂称为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中,王渝男开始建立起威信,日后这些同学和工友大多因为受过更好的教育、优越的家庭背景而成为重庆市不少行业的核心人物。


王渝男的朋友、同学求他办事,他都会答应。这主要是依靠王渝男在公安局的关系为一些“犯事”的人说话,让这些人可以获得减刑。据传当时的市价是1万元一年,王渝男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不会严格按照所谓的价格来办事,他经常不收钱或者少收钱。


有一次一个人被捕后,他的家里人找到王渝男,看到对方家里不宽裕,王渝男不要对方的钱,就通过自己在公安局里的关系把人捞出来。在当时的渝中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王渝男讲义气,那些被帮助过的人自然认他当大哥,也会想方设法报答他。


20世纪90年代,王渝男与人合伙在重庆的渝州宾馆开了重庆第一家鲍鱼餐馆,经常在那里宴请朋友。而他手下的人也越聚越多,被他帮助过的人中,有的到缅甸和越南,在那里拿到第一桶金。适逢缅甸赌石兴起、越南战后重建,因为经济问题逃过一劫的老板们到了东南亚,身上的钱富得可以买半条街。这些人从缅甸贩卖玉石到国内,或者到越南开办建筑公司,财富迅速膨胀,直到前几年还有一个当时从缅甸买回的戒面拍出100万元的高价。这些财富都会以各种形式回报给王渝男。


王渝男另一项收入就是赌场,当时重庆地下赌场盛行。一般的赌场只敢开3个月,第二个月回本,第三个月盈利,然后就流动到下一个地方。王渝男大多是以干股的形式参与其中,其中就包括谢才萍与王渝男在重庆白云湖搞的赌场。


与王渝男同一时期崛起的另一江湖老大王平,他的发迹更多依靠了重庆直辖前后房地产的高速发展。那时渝中区的旧房改造需要大量的拆迁,钉子户是影响开发商成本和进度的主要问题之一,'打手'职业就应运而生,王平是当时重庆主要打手组织的头目。


1998年的朝千隧道枪案就是著名的例子。一家旅行社的两个股东发生纠纷时,其中一方找到王平,王平让自己手下的人与另一方在朝千隧道展开枪战。两辆车追击一辆铃木吉普,车身被数十颗子弹打中,隧道中一名乞丐还被误伤。


但奇怪的是,重庆在发生这么大一起枪击命案之后,幕后人物王平竟然无事,据江湖传闻,当时,他得到来自公安局内部的风声出逃了,而当时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就是文强。此外,文强与王平的关系密切是有目共睹的,文强曾公开出席王平女儿的婚礼,还有人看到文强与王平在街上一起吃饭。


在文强屡破打黑案的同时,还与江湖老大称兄道弟,曾经的扫黑英雄的内心里也开始慢慢产生变质的基因,渐渐模糊了黑道和白道之间的界限,开始逐渐被黑社会组织所影响,逐步成为重庆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


文强的变质从2000年抓获张君时就已经开始。在2000年因为张君案之后擢升为正厅级侦察员之后有些自满,其破案过程中因为需要及时掌握线索等原因,常与地方黑恶势力密切的接触,但文强未能把握好分寸。这有点像港产警匪片中,长期在黑社会卧底的探员,因为行为模式长期受黑社会熏陶,已难以回归正常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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