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贪腐宣判,制度困局待解

围绕足球贪腐的司法大审或有落下帷幕的一天,但防范权力越界的话题与实践却永不会有停歇的时候。


日前,历时两年多的中国足球腐败案进入一审宣判阶段,杨一民、张建强等涉案的一干人等被科以刑罚。其中,作为反赌案首批宣判人员中职位最高官员,原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


历经漫长时日的苦苦等待,终于看到司法审判结果的人们,心情注定无法趋同。多位涉案人员及其家属对一审判决结果表示“满意,不会上诉”,而许宏涛、尤可为等获得缓刑的人员,则在宣判当天被释放。随着首批宣判结果的公布,有法律界人士明确表示“判得不重”,多位涉案人员所领受的,只是略高于所犯罪名的起刑点而已。更有观点认为,过轻的判决将对足坛带来不利影响,“足坛违法成本实在太低,法律对他们没有惩戒作用,没有令他们形成敬畏心理”。


围观足球反腐,于公众而言,从最开始的振奋、疑虑与期待,到对案件审理过程中诸多遮掩的不解,各有阶段性的关注焦点,而等到宣判结果甫一公布,“判得轻还是重”便必然成为热门议题之一。由目前能够看到的判决结果观之,确有多位涉案人员“判得不重”,法院量刑呈现“就低不就高”的趋势。虽然判决结果仍在法定限度之内,而所谓的“轻判”也在法官自由裁量的合法范畴中,加之人们很容易将此次宣判的结果与十年前的龚建平案相比照———涉案金额明显高出龚案,领受的刑罚却明显偏低(这与《刑法》修改、罪名渐趋明晰有关)。但由当下中国司法的现实状况去衡量,显然公众的观感还是会与此前雷霆反腐的大动干戈有不小落差———“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不仅是对个案判决结果的忧虑,更怀有对未来的担心。


更何况,人们对于司法介入足球反腐之后的实际成效,一直都存有“可否治本”的疑虑。法律的力量,只能羁束已然触犯它的人,并使其为此付出代价,希望通过判决进而实现对不特定人群的震慑与惩戒作用,则只能是法律制定者以及世人的一桩美好愿景。具体到足球反腐而言,即便是在相关人等业已悉数领刑的当下,中国足球是否就此得救,不论国人对这一疑问的求解显得是多么迫切,不能不说它依然处于一个无法预知的状态中。


而另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是,随着案件陆续宣判,涉案人员“得到应有惩罚”,一度轰轰烈烈的足球反腐,是行将收尾,还是“仅仅是个开始”?新华社日前刊发评论,用“阶段性胜利”和“任重道远”来试图为这个疑问作答,提醒人们警惕,“随着金钱的重新涌入,很容易产生新的利益共同体、新的窝案”。一个行业内长期潜行多年的恶劣风气与所谓“圈内规则”,倚靠一轮甚至几轮风云骤起的反腐风暴来刹住,显然只能是过于乐观的想法。而在“藏污纳垢十几年”的足球腐败之外,中国体育的其他领域内,究竟又是怎样一种状况?有人选取“冰山一角”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在不少人看来,“中国体育界内还有很多类似情况,只是现在没有揭开”。


远的姑且不论,昔日足球反腐之时,足协办公驻地曾被多家媒体用“人心惶惶”来形容,而今公众似有权利知晓,在几桩大案尘埃落定的时候,那个机构的惶恐是否已然消褪(如是,则又是如何消褪的)?只有查到底,方能真正进一步建构防范的机制,如何让身处要职的人们把案发时的恐慌转化为平日工作的谨言慎行,不能永远只作为话题存在。需要让人们(尤其是官员)透彻地明白,在日常监督下的战战兢兢,于公职人员而言,本身就是最好、最负责任的保护。


回头再看已是“阶下囚”的昔日足坛各色风云人物,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是该归罪于人性的贪婪,还是制度的不给力,答案其实已经不言自明。目前仍坐等法院判决的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在最近一次面对媒体镜头时曾有过如下言语:“你要说是清官的话,都犯罪了,肯定不是清官;你要说是庸官,在别的岗位上,我都做得很好。”如此熟悉的表白,这些年频繁从不同案件的当事人口中说出,个中苦楚,已然成为横亘在整个国家头上的“难解”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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