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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65年11月25日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说:“1948年底,周治平(周镐)根据曹荻秋同志的指示,赴蚌埠、徐州之间策反蒋匪军刘汝明的时候,被孙良诚出卖。”另据周镐之妻吴雪亚同志告诉笔者:是孙良诚出卖了周镐。

紧接着,周镐和孙良诚、王清瀚、祝元福等人,被分别押解到南京。

周镐等四位秘密战线勇士喋血古城

蒋介石和保密局长毛人凤接到抓获周镐的报告后,喜形于色。他们对周镐的“叛变投共”一直十分恼怒。周镐押解到南京后,被关押在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很快保密局就将周镐的案子上报,蒋介石亲笔批示:立即处决。

1949年2月、农历己丑年春节后的一天,古城南京朔风怒号,满目凄凉。保密局司法处处长李希成率刽子手直奔宁海路19号看守所。他们对周镐根本不进行任何审讯和判决,即将周镐从牢房里押解到狱内刑场。

王清瀚1948年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在协助周镐策反敌一○七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后又奉命协助周镐、孙良诚对刘汝明部开展秘密策反。1949年3月5日,王清瀚被保密局秘密杀害。1978年4月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追认王清瀚为革命烈士。

保密局还逮捕了一○七军少将副军长兼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谢庆云。他于1944年就和我党我军发生了秘密关系,后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保密局的特务将他装入麻袋后,投入了黄浦江。1977年9月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谢庆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凶恶的敌人还杀害了华东局“六工委”通讯联络组组长祝元福。祝元福1947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现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高高地悬挂着周镐、王清瀚、谢庆云、祝元福四位革命烈士的遗像,陈列着他们留下的几件珍贵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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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镐:从抗战军统南京最高负责人到中共特别党员之路

周镐字道隆,又名周继文、周治平,湖北罗田人,生于1909年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其家世代务农。14岁时,全家节衣缩食,送他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读书,1927年毕业。次年,桂系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创办随营军校,周镐考入该校步兵科(该校后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

武汉分校被蒋介石分子掌握以后,加强了对学员的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十分不满。不久在一次政治测验中流露出反蒋情绪,怀念邓演达、恽代英以前主持武汉分校时的政治活跃气氛,而且拒不认错,故被认为思想不纯遭学校除名。他遂经同乡介绍,到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任下级军官。淞沪战争以后,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

1933年11月 20日,李济深等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为骨干,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受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镇压,两个月旋告失败,第十九路军亦被撤销。周镐乃脱离所在部队,取道上海欲返回家乡,但途中被国民党特务追踪,到汉口下船时,即以“共产嫌疑”为名遭到宪兵警察的拘捕。意外地是负责审讯的一位宪兵长官与周镐有旧交,竭力劝周镐以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军统?并告知过去一切可以不究,还可保证无罪开释。周镐念及旧交及目前处境,被迫同意试试。1935年周镐正式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供职,任武汉站站员。不久因在同事中有激进言论被军统逮捕审查,送至南京洪公祠1号,后幸经军统局核心成员“十入团”之一的周伟龙保出。

这次被关押的经历,对周镐在军统内步步高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军统内部,谁都知道周伟龙与戴笠系生死之交。周伟龙能保周镐,自然令周镐感激不尽,但周镐也因此受到重用。 1936年戴笠派其为军统贵阳邮电检查所所长,翌年又调任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暂编第八师(由广东税警总团改编)谍报队少校队长,1940年任军统广东省督察,1941年又调回重庆军统局任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这些职务多是一些肥缺或重要关键岗位。这时,周镐已是军统内比较受戴笠重用的人了。

奉戴笠之命重建军统南京站

自1942年起,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已达到了公开化阶段,而汪伪政权也通过各种渠道,加紧与蒋介石政府勾结,双方一拍即合。重庆方面,具体负责这方面行动的是军统的戴笠;而南京方面,则为汪伪政权的首脑之一周佛海 1943年初,周镐身负戴笠重托,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再由军统局京沪区区长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周佛海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将程克祥、周镐等人秘密接来南京。程克祥转道上海,而周镐及译电员李连青则被安顿在南京评事街一位与重庆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家里,等候周佛海的接见。

时间一晃半年,周佛海却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周镐乍到南京,人生地不熟,半年闲居使他有空到大街小巷四处转悠,也借此机会认识并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后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军官的徐楚光,后来成为他随从副官的南京市车辆管理委员会职员姚紫云等人。在熟悉了周围情况以后,周镐就在长江路174号另租了一处房子,从评事街搬过来独住。

1943年7月的一个下午,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据周镐后来说:周佛海之所以此时接见我,完全是因为他家中原来的地下电台暴露,无法与重庆进行电讯联络才予以安排的;同样,周佛海半年多时间按兵不动,也正是他观察动静的时间。

西流湾8号--周公馆失火之谜

原来周佛海的官邸--西流湾8号的地下室,早有一部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台,这是在 1940年夏,周佛海领导下的汪伪特工部门破获的一架军统地下电台。说来也挺有趣:这架电台被破获后,在周佛海的控制下,沿用原来的呼号密码,继续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络”,互通“情报”,竟有一个多月,重庆方面未察觉出来,待军统方面发现破绽后,拟停止电台工作。可周佛海岂愿轻易放弃这个与重庆接上关系的机会。9月11日,他亲拟一电文,请戴笠转呈蒋介石,电文措辞十分亲切诚恳。戴笠正需要在汪伪政权中物色一重要人物作为争取对象,双方利益相关。此电文拍发后不久,在军统的默认之下,周佛海将这架电台由扬州路迁往自己的官邸西流湾8号。为表示自己的态度,电台仍由原来军统人员掌握,由他供给情报和工作人员的吃穿费用。

周佛海当初与重庆方面发生关系,是得到日本侵华当局默许和私下支持的。但他背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务系统里另搞一套,这是日、汪意料不到的。特别是1942年以后,周佛海除电台往来外,还秘密和戴笠互派使节。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这当然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特别是国民党和汪伪特工有接触的时候,互有摩擦,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是,周佛海西流湾8号家中的地下电台被日本情报机关侦察出来,并受到监视。当这一情况由周佛海的日语翻译彭盛木(台湾人、军统特务)透露给周佛海时,真令他吃了一惊。周佛海没想到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电台也受到了日本特高科的监视。他不露声色来往应酬,像无事一样,暗地里却紧张地一面布置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从扬州路住处撤离,一面考虑家中电台的处置办法。在一时无可靠转移之处时,又果断地决定毁掉电台。以无意失火为幌子,让自己的官邸与电台一起付之一炬。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烧掉了日本人对自己怀疑的祸根。周佛海在其1943年1月11日的日记中,曾对此次官邸失火有记载。事后,周佛海又不厌其烦地写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题为《走火记》,叙述此次官邸失火的经过和感想,刊登在汪伪中宣部次长章克主办的《大公》半月刊1943年1月号上,静观社会舆论和日本人的反应。

过了几个月时间,人们淡忘了失火之事,日本人也无什么动静;周佛海才决定召见周镐,并将这一内幕情祝请周镐转告戴笠,既是感激军统在关键时刻通风报信的救命之恩,也是向蒋介石表白,他已经完全倒向了重庆国民政府一边。

周佛海身边的军统少将

周镐与周佛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汪精卫的迎宾馆(即孙科1928年任铁道部长时的官邸),这一次见面给周佛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认为周镐“人极稳练,且有见识”,十分可靠。周镐也转告了周佛海的老母亲及其他亲戚的近况,并告知他来南京时戴笠所交给的工作任务,还要求周佛海安排他一个有公开身份的职位。周佛海满口答应。为了表示他对军统的亲切热情之意,周佛海一个电话请来了李顺昌呢绒服装商店的裁剪师,当场给周镐定制了六套全毛高级中山装和大衣。他对周镐说:“先换换装,工作安排以后再通知你。”

几天后,周佛海派人从周镐处取出电台,运往上海放在其内弟杨惺华的一处秘密地点,由重庆方面另行派来译电员并携带新的密电码和呼号进行工作,随周镐同来南京的军统译电员李连青,被安置在南京商会里做了个小职员。这部电台之所以不放在南京而要安在上海,周佛海当时是有考虑的。他认为,南京的日伪情报机关多,稍有疏忽就会危及自己;而上海十里洋场,五花八门的电台很多,利于隐蔽;沪宁之间,交通方便,火车当天即可往返,情报递送是十分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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