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自述:看见靖国神社时咬牙切齿 恶心欲呕

核心提示:我也读过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那个文本或许确实与军国主义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我不能冷静地“就事论事”,去欣赏那“美丽的文本”,因为我不能不想起他 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这又不能不令我忆念起我那肉体与著述在同一天被日本军国主义炸成齑粉的祖父……当我在东京,有人远远指给我靖国神社时,我不仅咬牙切齿,而且恶心欲呕。

本文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2月3日第13版,作者:刘心武,原题:《刘心武:炸出一个我》

《风雪夜归正逢时》(漓江出版社出版)是作家刘心武用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作品。书中,他以平静的心态、饱满的情感、纯净的文字,坦陈自己的人生经历:童年生活、家族记忆、亲人呵护、求学经历、人际交往、文学创作、红学研究,乃至由此引起的各种诡诞风波。往事并不如云烟。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复刊,易名《今日东方》,向我约稿。在《今日东方》第二期上,有《旷世大劫难——商务印书馆被毁记》,不读此文则已,读了此文,我思绪万千,竟一夜不能入睡。这段史实大家都是知道的:1932年1月28日晚11时许,日本陆战队突然进犯上海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著名的“1·28事件”;日本轰炸机于次日凌晨从停泊在黄浦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先到闸北地区盘旋示威,到天亮后,约10时许,竟特意选中了商务印书馆和附近的医院投弹,商务印书馆被六颗炸弹击中,引发大火,卷起的纸灰飞达数十里以外,所有库存图书和待印书稿全部在劫火中焚毁;而附近的医院,亦被炸成一片废墟,所有未及躲避的病人和医护人员都被杀害。

把炸弹有意投向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并投向两国交兵中最应得到战火豁免的医疗机构,日本军国主义那反文明反人类的法西斯气焰,其穷凶极恶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至今思之,还令人不禁眦裂发竖!

这段史实,于我个人而言,不仅是难以忘怀的国恨,而且也是刻骨铭心的家仇。

我的祖父刘云门(又名刘正雅,笔名镏鱼山),就在那一天里,被日机炸死在医院里。他是因中风而住院的,身体已基本上瘫痪,不可能在日机肆虐的一刹那设法躲避。轰炸过后,只有我姑妈在上海,她急忙赶赴医院,只见一片冒着余火浓烟的废墟,蒸腾出枯焦炽热的气浪,她和若干也是寻访亲人的男女哭喊着去那废墟中翻查,希望能找到亲人的尸体;也不时有寻访者忽然发出凄厉的号哭声——那是终于翻出了尚可辨认的亲人遗骸;但我姑妈直翻检到双手冒血,硬是没能找到祖父遗体;后来有轰炸时侥幸从医院里逃出的人士来扶持劝慰我姑妈和另一些痛不欲生的难属,他们证实,直到飞机的声音在头顶喧嚣时,他们还以为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向医院投弹,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疏散,但进度缓慢,后来突然有炸弹投向医院,他们因为恰好不在楼体内,故而能够逃逸。凡在楼里的,没有生还的可能,有的病房被炸弹正面击中,人体和家具成为齑粉,加以大火燃烧,使寻找遗骸成为不可能之事……姑妈听了,当场晕死在劝慰者怀里。

祖父大约出生在1885年,他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里得中最后一届举人。那一次中举的举人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等候分派一个官职,一是公费留洋。祖父选择了第二种,他到日本留学,据说曾进过早稻田大学,又进过东京帝大,最后确定的专业是医疗,这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以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自己民族“东亚病夫”的面貌。在日本时祖父与廖仲恺、何香凝过从颇密,也见过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思想趋向激进。回国后,祖父先在家乡(四川安岳县)开辟新学,自任体育教师,编制新式体操,还自写歌词自谱曲调,带领学生们边唱新歌边做新操,一时轰动乡里。后来祖父到北京任京官,是在蒙藏院任佥事(清末是否有这个官职,我生也晚,不甚清楚,但共和后他仍在蒙藏院,职务为佥事,则应无误)。在清末,他曾与汪精卫、黄复生等合谋在银锭桥预置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败后汪被捕,还曾有“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语传世。

那次谋刺,祖父以在鼓楼前大街开设的“真光照相馆”为掩护,事泄后汪、黄都没有说出他来,清廷也未侦查出他,他以后对此事也就讳莫如深,但某些最亲近的朋友,如李贞白、孙炳文等是知道的。共和后,孙中山在南方并不能充分施展抱负,而假意拥护共和的袁世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称帝的野心,祖父心情非常苦闷,曾多次作诗抒发其郁闷的情思,我在他遗留的极少墨迹中看到几首,其中一首是:

大江东下国中分,北南悲歌南尚文;金粉六朝余艳氛,貂冠一代慕浮云。未经爨釜鱼游底,不待烧兵鹊散群;占有吴山人立马,男儿若个愿从军。

可见他很害怕南方一些共和派成为“貂冠一代”,沉溺于“六朝金粉”,表示如果有人能领导北伐,他愿投军从战。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但北方更呈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发动国民革命,祖父立即奔赴广州,投身其中。他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共产党员毕磊过从甚密;后来北伐军挺进,他以军医身份一直在战地医院忘我救治伤员,一直跟随大部队打到武汉。没想到1927年发生了国民党以“清党”名义杀害共产党员的事变,祖父的挚友孙炳文和年轻的友人毕磊等都遇害,这使祖父陷入了更大的苦闷,他作成长诗《哀江南》,倾泻出一腔悲愤。1928年他来到上海,当年同盟会老战友赵铁桥在上海有个比较显赫的职务,赵支持他成立了“上海公学”,收容了不少在国共分裂后处境险恶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大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进入30年代,祖父埋头整理自己历年来的著作,在一份他遗留下来的墨迹中,开列着他整理好的著作书目。

这些译著,他在1931年都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受到欢迎。商务印书馆拟首先出版《人类生活论》,这也是祖父自己最看重的一部著作,集中体现了他那来自个人生命体验和经历民族忧患后的深刻思索。本来,这些著作会以《人类生活论》打头,在1932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相信这些著作一旦面世,起码会有一部分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史或出版史上留下痕迹。而且,由于“上海公学”的支持者赵铁桥遭到暗杀,不得不解散,祖父自己又中风偏瘫,经济上亦陷于了困境,也等待着商务印书馆出书获得生活与治疗的费用。

万没想到,祖父在病榻上所等待到的不是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个人专著样书,而是日寇轰炸机掷下的炸弹!祖父所住的医院被炸成了废墟,日寇消灭了他的肉体;更令我们后人思之愤然怆然的是,他的全部投往商务印书馆而尚未及印制的译著原稿,也在日寇弹火下化为了灰烬!

祖父及其著作被日寇毁灭时,父亲是海关的一个职员。他和我姑妈等的悲愤之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嗣后的岁月里,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置身在抗日的潮流里。1934年,母亲生下姐姐刘心莲后,因为在姐姐之前已有了三个男孩,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上,父母都觉得可以不必再生孩子了。而1937年全面抗战后,父亲供职地重庆经常有日机去轰炸,为安全计,父亲自己留在重庆,让母亲带着孩子们先是躲避到成都郊区,后又进一步躲避到了老家安岳。这期间父亲当然也时来探望母亲和孩子。那时候避孕的办法不多,1941年年末,母亲感觉到自己又怀孕了,父亲知道后,坚决要她设法打掉。那时父母都是近40岁的人了,最小的孩子(女儿)也已经快8岁,又正当国难时期,经济拮据,精神焦虑,不想再要多余的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母亲为打掉肚子里的孩子,遍寻偏方,积极服用,但不知怎么搞的,总是服了那打胎药后,没多久便会感觉到仿佛有一双小手在抓挠她的肠胃,只有尽情呕出方能松快。急切中她甚至设想过从桌柜上跳下的恶性堕胎法。后来她感觉实在无法摆脱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了,便转而经常抚摩着隆起的肚皮,产生出了一种异常珍爱的情感。她把决意生下孩子的想法告诉了父亲,据说父亲正是在日本飞机的噪音中也表了态:“他们炸出了一个来!一个抗日的小战士!”就这样,我于1942年6月4日凌晨,诞生在成都育婴堂街,接生的是我的舅母。父亲在我出生后,为我取名心武,“心”是排行,“武”是表示要以武力抗击日寇的侵略。

国家实现改革开放后,我在1981年、1997年两次应邀访问了日本。当我踏上日本的地面时,心情可能比一般访问者复杂得多。我的祖父,以及他那一辈的许多人,曾把日本作为一个理想的地方,以为能从那里获得使自己民族富强的能力;据父亲回忆,从日本归国后的祖父曾常在家里穿日本和服;但是后来日本却一步紧逼一步地欺负中国,直至在1932年的“1·28事件”里,掷下炸弹炸死了我祖父和他全部未及刊印的译著,使他未能在中国的那个发展阶段留下他本来可能产生出甚至是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痕迹。而我这个生命,也正是在日本飞机不断轰炸重庆和成都的噪音和火光里诞生的——如父亲所说,是炸出来的——可是我却也终于踏上了日本土地,进行所谓的文学访问;更令人难以解释清楚的是,我自1977年登上文坛后,虽说若干作品被译成了英、法、德、意、俄、瑞典等文字,但相比而言,却以日本的译本最多。

在日本,我的心灵在有一点上尤为敏感,那就是我可能比一般人更难容忍军国主义,哪怕只是一点点那样的“气味”,无论是试图为曾经存在过的军国主义巧为辩护,还是企图为现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声张助威,都会激起我满腔的义愤。我也读过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那个文本或许确实与军国主义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我不能冷静地“就事论事”,去欣赏那“美丽的文本”,因为我不能不想起他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这又不能不令我忆念起我那肉体与著述在同一天被日本军国主义炸成齑粉的祖父……当我在东京,有人远远指给我靖国神社时,我不仅咬牙切齿,而且恶心欲呕。但是两次访问日本,又使我接触到了很多和我一样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文化人,还有从东京到广岛到北海道札幌的普通日本市民和农民,我曾同他们讲到“1·28事件”,讲到我祖父和他那些著述的湮灭,讲到我这生命与名字的来历,我从听者眼睛里闪动的,湿润的光影里,获得的不仅是抚慰,更是一种坚定的誓言:不能让那已经发生过的罪恶重演!

祖父、父亲和我

我在祖父罹难十年后方出生。虽然我父亲经常给我们子女讲述祖父的事迹,例如20世纪20年代祖父在北京时就专门收留四川来的各路暂时落魄或需隐蔽一时的豪杰,朱德在离国赴德前就住在我祖父家中,并且为了避人耳目,还干脆让朱德住进我父亲的卧室,等等。但我们都不大在意,尤其是我,祖父我见都没见过,他的荣辱功过,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呢?后来我们子女更得知,祖父在世时,对父亲并不怎么满意,他们父子之间,有着许多心灵上的隔阂与感情上的冲突。父亲对祖父,是又爱又怨、又尊又怪的。

回想我的少年时代,和父亲很有几次非常严重的冲突,我毫不留情地说了毫无根据的故意惹他伤心败他声誉的话,气得他浑身发抖,竟一反常态地挥手打起我来。结果我拼力反抗,他的手竟被震麻弄痛。这几次冲突都被母亲细致地记入她的日记,和那些年月她的家庭油盐柴米账记在一起。

如今我憬悟,这是没有办法,而且用不着想办法、不该去想办法的事——我的身上,流着父亲传给我的血,当然,那也是我祖父通过他再传给我的。

我是祖父刘云门、父亲刘天演的一个天然遗传物。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经历了许多次有时是很激烈的代间冲突。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因为道德观,因为兴趣爱好分流,因为认识分歧,因为感情波动,因为性格的变异,因为无端的烦躁,因为单向或双向的误解,以及什么也不因为……有时是被时代、社会的大潮流所推动,有时迫于具体处境,有时完全是主动出击,有时似乎非常清醒,有时实在是浑浑噩噩,有时始于理性而终于非理性……代间的冲突酿成了一出出悲喜正闹的活剧。

我不知道祖父如果看得到今日的我,他会有何观感。父亲没有等到我大踏步走入文坛,就过世了,他其实并不一定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想起来常常发愣,为什么父子间的冲突,即使在最亲和的家庭中,也往往不能避免?《红楼梦》里写到的贾政和贾宝玉的冲突,常被论家定性为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这诚然是一种很有道理的辨析,但其实贾宝玉何尝有“弑父弑君”之想?他自己又何尝有明确的“反封建”理性?近年已有论家著文,说贾宝玉是个浪漫诗人,他要生活在诗境里,所以不断和现实发生矛盾。他的与蒋玉菡交厚,与金钏儿调情,都并非是针对君、父的,他那“下流痴病”纵使发展到极端,也不至于去参加农民起义军,掀翻王朝和贵族府第。他的“不肖”,在偶然事态的引发下,使得贾政恨不能把他“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但事过境迁,虽然父子间的心灵取向仍然不同乃至愈加分歧,贾政也并不坚持“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十三回写了“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到第七十八回,却又有“老学士闲征姽婳词”:贾政要宝玉写一首诗歌颂抵御“流寇”的林四娘。宝玉不但遵从,还积极到主动写出“长篇一首”的地步,而贾政此时对宝玉的看法,已修正为:“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污了祖宗。”作为人际链环中直接相衔的两环,他们不管如何冲突,到头来,也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按曹雪芹原来的构思,贾家遭劫,那贾政和贾宝玉是一起被“链拿”的,在那时,他们父子难道会互相“幸灾乐祸”吗?没有宗教,我们只能格外重视亲情。儒家学说有时被尊为“儒教”,但那其实不是宗教,因为那教义里没有上帝。孔夫子是“圣人”,不是神。“打倒孔老二”曾给予五四时的新青年们以革新乃至革命的激情,但中华古老的“族链”还是把中国人组织在了人际链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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