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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在陕北发出撰写《长征记》的征稿启示。在中央号召下,大家的积极性很高。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领导同志带头写回忆录;作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等也身体力行。在保安的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响应号召,拿枪杆子的人也拿起了笔杆子。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组成。编辑工作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编者精选出100篇文章、近40万字,取名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编好后,手稿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仅供借阅。


《二万五千里》成书之际适逢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时期。毛泽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说。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942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这是长征亲历者留下的关于长征的文字记载,一部关于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正如该书的前言所说: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红军长征记》,看点多多。署名“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就是极为精彩的一篇。日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在遵义的“一段特殊生活”:


我记不清那一个月那一日,只因为遵义十天的生活,是在长征的行军生活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到现在还是深刻地记忆着。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零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第一天,进遵义。——下午一点钟我们才开始向遵义前进,到遵义已经将近黄昏了。萧队长说:我们乘这个机会带学生逛街,省得明天学生借故请假出来逛街。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整起队伍,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挨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凌乱狼籍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账的神气。


第二天,进街上馆子。早起无事,学生们正在拭枪洗衣服,就约同萧、苏、冯三同志去逛街,买了一些应用的东西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找东西吃,问了老百姓,知道有川黔饭店,规模最大。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账,三元多,我们惟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第三天,在土豪家……今天我们搬到一个蒋师长的蒋公馆去住,在遵义算得数一数二的漂亮洋房子……“红军之友社”满街贴了标语,欢迎朱毛,街上很热闹……我住在楼上,可以了望全个遵义,算是蒋公馆里最好的房间。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着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

第四天,欢迎朱毛:早起街上闹哄哄的,挤满着人,知道是欢迎朱毛的……丁字路上人挤不动了,都是想看朱毛是怎样三头六臂的群众……十一点多钟,队伍都来了,都是风尘仆仆的,一列一列过着,“朱毛来了没有?”群众问着,谁知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正在前面经过,只怪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坐四人轿,不穿哔叽军衣,使群众当面错过……


第五天:……又到川黔饭馆去吃辣子鸡丁,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向伙计理论,他说明天一定做好……


第六天。群众大会篮球比赛:今天开群众大会,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大会场在中学校的操场,人挤满了偌大的一个足球场。委员会产生了,一个红军里的遵义小同志也当了选,接着是朱毛的演说,群众今天才真正看见朱毛的庐山真面,“毛泽东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的群众说,原来他以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所画的那样青面獠牙的……


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已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连络,素称不差,银笛一响,双方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只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工,没有还手之力,w的远射更使遵义队无法应付,W·T矫捷,更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绪,两场终结,十二与三十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W·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地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


第七天:上午讲了两堂课,下午同S·T去裁缝铺取大衣,小得不能穿,问他为什么不照量的尺码裁,裁缝说皮子不够,真是岂有此理!一件长袍子,改做大衣,袖子没有皮,长只到膝盖,岂有不够的道理,至少赚了一件背心的皮子去。貂皮的一件背心也抵得很多钱,但是未免太过分了呀!剥削得我大衣穿不成,同他争论,又无证据,只得在胁下两条加做棉的,裁缝愿意赔布……


回来又同S·T到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太不成话,少得连盘子底都铺不满,并且大部分是猪肉,大概认为“红军先生”可欺,同S·T决定以后不来吃了,伙计看我们有点像发脾气,又来赔不是……


第八天,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今天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并且又有女学生跳舞。学生们忙于布置会场,我们的政治教员Y同志特别起劲,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五点钟。晚会开始……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学生跳舞出台了,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一阵鼓掌,“可怜的秋香……”就开始了……跳不像跳,舞不像舞,比起我们中央苏区的S家姊妹,差得太远了……我们还是热烈地鼓掌,因为听说这两位,还是遵义有名的舞星……我们大家要求萧队长来一手……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晕……


第九天,准备行动:……


第十天,别矣遵义:半夜来的命令,拂晓就出动,天没有亮,就起来收拾行装,土豪家搬来的东西,完全送给了群众,依旧是十天前进遵义时的装束,穿上遵义的纪念品“大衣”,在八点钟走上去桐梓的马路,又开始我们的长途了。


“遵义十日”,正是“遵义会议”展开紧张地决定党的命运的“路线斗争”的时候,但普通的红军官兵当时并不知道上层发生的事情,倒是在那里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小资”生活。何涤宙逐日记述了在遵义十天的活动,没有详写群众大会和毛泽东讲话等重大题材,只是记载一些文体活动及琐碎小事,但至今读罢仍感到情趣盎然,而且从中感受到了红军秋毫无犯进遵义和群众箪食壶浆迎义军的气氛。而全文从容而平静的结尾:“在八点走上去桐梓的马路,又开始我们的长途了”,则预示着更加激烈的战斗和更加艰难的跋涉的即将开始。


工兵专家


从《遵义日记》中看,日记的作者是红军学校的一名教员,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懂外文,爱打球,也会享受,有着一种与王农出身的红军战士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那么,何涤宙何许人也?


最早在文章中提及此人的是李德。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有着特别身份的人物。他的瞎指挥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迫使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李德后来写了本回忆录《中国纪事》。在这本书中,李德提到,在红军大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位教官,“一个年青的工兵少校”,这位少校后来参加了长征,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立有战功,而且还入了党。


李德不记得这位“年青的工兵少校”的名字,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查询的线索:红军大学的一位教官。


循着这个线索,本人查到《张宗逊回忆录》。张宗逊长征之前担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从这部书中果然找到有关何涤宙的文字。张写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原红大校长兼政委周昆调前线工作。由我接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钟纬剑任参谋长,徐梦秋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军大学有一百多名学员,每期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分为高级班和上级班。高级班的学员是团以上干部,学员有蔡会文、邓华、姚詰等。上级班的学员主要是营以上干部,记得优秀学员中有韦国清、张爱萍等。军事训练的主要內容是学习苏军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列宁主义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高级班的主要军事教员有:何笛宙(原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讲苏军条令,李德讲“短促突击”,陈时骥(原国民党第五十九师师长)讲地形学、射击原理等技术课。政治课由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和校外联系,邀请校外的同志来讲课,瞿秋白同志曾来红军大学高级班讲过一次列宁主义。

张宗逊把何涤宙误写为“何笛宙”,这种错误是很常见的,比如,在何长王《难忘的岁月》一书的第124页上,更有“何迪宙”这样一个同音的名字,还指出他系转变过来的国民党军人,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张宗逊回忆录》提供了关于何涤宙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原是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在与红军作战中被俘,参加了红军,在红军大学任教员。仅此而已,寥寥数十字,至于生卒年月,何方人氏,都没有提及,也可能永远无人知晓了。


何涤宙参加了长征。1934年10月,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路。出发前夕,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干部团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红军大学改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千队,队长是萧劲光,政委是余泽鸿。


按照新的编制,在长征中,何涤宙就是干部团上千队的一员。因此,《红军长征记》中有多篇文章提到何涤宙。比如,干部团的教员李一氓写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就写到:在金沙江边,何涤宙指挥架桥,没有成功。李一氓渡江到北岸,坐在江边吃何涤宙为大家留下来的金沙江边生长的鸡。和何涤宙一同住在北岸的人造岩洞里。“金沙水拍云崖暖”,因天气太热,人造岩洞蒸得气闷,无法入睡,俩人扯山海经,何涤宙还讲述了刘伯承带领干部团占领皎平渡渡口的故事。


另外,《红军长征记》中周士写的《吃冰激凌》一文中,也写了作者与何涤宙、陈赓、宋任穷等一起过雪山,在雪山顶上吃冰雪的情节。


在长征途中,何涤宙主要贡献就是架桥。红军长征要过许多大江大河,自然少不了架桥。而何涤宙恰恰是个工兵专家,大有用武之地。何涤宙参加了搭乌江浮桥的战斗,许多回忆文章记载了这件事。


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在回忆录写到:


1935年元旦的次日,由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高山望不到顶。陈赓、韦国清同志亲自率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上千队队长萧劲光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在这样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上架桥,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较高技术的艰巨任务。上千队的教员何迪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何迪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团团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他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在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在中央苏区时,他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部队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


萧劲光不但说明何涤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而且充分肯定何在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架桥的功绩。


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具体负责搭设乌江浮桥。他在回忆录中也写到,


刘伯承总参谋长集合我们立即架桥。我抓了个饭团在手里,与杨力一齐向工兵连走去。工兵连几个干部正在那里犯愁,看到我走来,都不吭声,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搞出来。在此之前,他们还专门去请教了工兵专家何迪宙。


何迪宙也在为架桥犯愁,他指着桌子上一大堆中外教科书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我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我记得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么,那些困难都能克服,难道在乌江这里就束手无策了?”


耿飚对何涤宙的评价并不高,甚至让人感觉有些书呆子的味道,但耿飚同样承认何涤宙“架了不少桥”。


不知所终


何涤宙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长征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凡走完长征的人,都可以直接入党。这样,何涤宙也就成为了一名党员。


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建立红军大学的报告。会议决定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毛泽东为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何涤宙为教务部主任。何涤宙继续从事红军的教育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然而,这样一位红军大学的重要干部,后来却从人间“蒸发”了。


据萧劲光回忆: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指何涤宙)说要去大城市看病,到武汉以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革命队伍。


关于“不辞而别”之说,本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其一,何涤宙经过长征的洗礼,入了党,并受到重用,事业蒸蒸日上,因此,他没有理由“不辞而别”;其二,何涤宙人缘不错,与中共领导干部关系密切,众多回忆录中的赞美之词就是明证。因此,如果他活着,肯定要与战友们联系,那么,党组织一定会知道他的去向。所以,本人以为,何涤宙“不辞而别”,有些讲不通。但毕竟他是消失在革命队伍中,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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