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浪1导弹曾在南京长江大桥做入水深度试验


中国巨浪1导弹曾在南京长江大桥做入水深度试验


资料图:中国巨浪1战略导弹发射。

时代先锋


2011年11月23日傍晚,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原党委书记王可立接到一个电话,大惊失色,夺门而出。


一位老者静静地躺在病榻上,已然失去意识。匆匆赶到的王可立,看着他瘦削的面庞,悲从中来。


这位慈祥的老者就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也许他的名字并不为社会所详知,但正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科学泰斗,以他矢志不渝的报国情怀和奉献精神,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伟大历程;以他坚持不懈的创新求索和协同攻关,开创了中国导弹武器装备从仿制、自主研制到赶超先进水平的强国之路;以他始终保持的崇高品质和务实作风,积淀了航天人的核心价值观。


当晚20时08分,黄纬禄与世长辞。


“黄老开创了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先河,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探索出了一条我国固体火箭与导弹发展的正确道路,他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深情地说。


忠诚报国——“要为建设新中国竭尽全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个迎春花初绽的时节。


中南海怀仁堂内,云集了陆海空三军将领和技术专家。主持会议的陈赓大将作了简短讲话后,从美国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开始作报告。钱学森从自己辗转曲折回到祖国的经历谈到国外航天技术的发展状况,从对祖国的思念谈到对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的宏伟理想,字字句句蕴含着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与热爱,迸发出发展祖国航天事业的壮志豪情。


时任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的黄纬禄参加了这次会议。听着慷慨激昂的报告,看着身边一位位英姿勃发的将领,他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感慨:与他们相比,自己做了什么?


这次难忘的报告让黄纬禄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暗下决心:虽然没有为缔造新中国流血奋战,但要为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竭尽全力!


1957年,黄纬禄被调到刚组建不久的中国首个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从事火箭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工作。从此,他把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全部倾注到航天事业之中,开始了自己的“导弹人生”。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取得了我国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中国导弹研制试验成果震惊世界……


在此期间,黄纬禄积极参加了我国“八年四弹”等重大规划的制定,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制定了我国弹道导弹控制系统发展方向和技术途径,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靠边站”。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放心不下导弹事业,尽量设法多做一点工作,使我国的导弹事业少受一点损失。为了鼓励自己,他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抄录在笔记本上:“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攻坚创新——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争气弹”


国防部五院二分院位于永定路,地处北京西部,与八宝山仅相距几公里。调入二院的那一刻起,黄纬禄带着“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誓言,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


中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但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导弹科研工作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困难。黄纬禄和同事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争中国人民的志气!


此时,他担任导弹控制系统负责人,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有多重。控制系统是导弹的“中枢神经”,飞得稳,打得准,主要依赖于此。可是,中国导弹基础一穷二白,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于是黄纬禄从入门知识学起,把自己已有的经验和技能想方设法转化过来,同时吸纳新的知识和技能。面对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他与大家共同学习,很快掌握了大量的知识。他们要向世人证明,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造出导弹来。


10年时间,黄纬禄和战友们自力更生、勇闯难关,让中国导弹事业取得了巨大进展,让外电惊呼“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1970年,一项新的挑战摆在黄纬禄面前。


我国虽先后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势在必行。


黄纬禄临危受命,担纲我国第一型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研制起步阶段,黄纬禄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实验程序,引起轰动,并得到国防科工委的认可。“台、筒、艇”就是第一步在发射台上作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开创了一种符合当时国情的试验程序。


为获取导弹水下基本力学参数,进行模型弹入水深度的试验是必经步骤。模型弹重量近10吨、长达10多米,这么个大家伙,投在什么地方、怎么投,都是难题。同事们议论纷纷,黄纬禄却胸有成竹,暗藏“奇招”。1970年7月的一天,人们惊愕地看到,在新建成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上,停放了一台巨大的吊车。似火的骄阳下,一个大家伙正在被反复以各种姿态投入水中……


这次试验获取了大量重要数据,暴露出一些问题。由此,研究人员采取多项针对措施,对导弹设计进行修改完善。在几个月后进行的模拟火箭弹射试验中,整个试验过程均与设计所预想的一致,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事后黄纬禄在自传中写道:“与美国先在陆上、后到海上的弹射模型导弹相比,我们采用潜艇直接从海上发射模型导弹的方式,省去了一个投资巨大的水池,缩短了研制周期,节约了研制经费,大大简化了潜地导弹的研制……”


凭借着攻坚创新的精神,黄纬禄带领年轻的研制团队取得了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1982年10月12日,渤海的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在海天之间绘出一幅壮丽景观。第一代潜地固体导弹研制成功,标志我国具备了自行研制潜地战略导弹的能力,拥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勇于担当——“我做的决策,我负主要责任”


航天工程始终伴随着高风险,任何细微处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遭遇失败,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作为指挥员,黄纬禄每逢紧要关头,总能顶住压力、敢于担责,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一次,某运载火箭进入发射前5分钟准备时,一级伺服机构反馈电压表指针突然开始摆动,这个变故让大家惊慌失措,现场指挥员不敢下达发射命令,立即向黄纬禄报告。


当时正在山上的黄纬禄快步奔到指挥所,气喘吁吁地问:“平台怎么样?”


相关负责人回答:“平台没问题。”


黄纬禄紧张地思索着。凭借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他断定指针摆动应是外部原因所至,火箭起飞后不会受影响。片刻间,他果断下令:“按时发射!”


在场人员都捏了一把汗。


随着一声巨响,火箭腾空而起,试验圆满成功,现场一片沸腾。基地司令员含着热泪握着黄纬禄的手说:“黄总啊,你真是我们的好指挥员,没有你,我们可真不敢打了!”


科研道路上,失败在所难免。“巨浪一号”第一次试射时,火箭出水后姿态异常,失去控制,数秒钟自毁爆炸。一时间,参试人员心情沉重,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此时,海上试验禁航日期已通过新华社公告全世界,如果在此期间不能查明原因、重新试验,则需另行公告,影响太大。


面对这种情况,黄纬禄主动承担责任说:“试验失败主要是弹的问题,我是总设计师,我负主要责任。”并对广大参试人员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打好下一仗。


同时,他带领科研人员迅速查找故障原因,仅用半天时间便得出结论:故障是由于一对分离插头座在一、二级尚未分离时提前脱开所致。这为第二次试验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发即将发射的日子里,人们的心情异常紧张。万一再失败怎么办?


在预定发射的当日凌晨,北京又打来电话,建议推迟发射,这让黄纬禄更难下决心。“如果自己坚持按原计划发射,一旦发生问题,一切后果要由自己负责;如果推迟发射日期,自己虽然不担风险,但封海期限将满,海上环境条件也越来越不利,错过时机,完不成试验任务,将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和难以挽回的政治影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中一遍遍回顾几天来火箭各系统的测试情况,反复考虑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和应急措施。


经过再三分析,他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我认为可以按时发射,不必推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们执行命令。”


最终,“巨浪一号”按时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而黄纬禄这种勇于担当的惊人魄力,也让人们为之叹服。


民主协同——塑造航天系统工程中的“金科玉律”


在关键时刻,黄纬禄英明决断。而日常工作中,他却主张发扬民主、大力协同。“工作中,有时需要定方案或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措施,作为总师不能自己拍脑瓜一想就决定怎么解决。”他一贯支持大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集思广益,扬长避短,以此制定正确方案、合理解决问题。


“巨浪一号”研制时,涉及109个研制单位,涵盖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主要组成横跨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由于导弹武器研制的系统复杂性,加上大家都没有研制经验,这为统筹兼顾和协调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一度,大家在会上激烈争论,甚至拍了桌子,可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为此,黄纬禄在每次做决策时都充分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分析总结后再行决定。


研制过程中,几次试验都没有达到技术指标要求。经过研究,科研人员发现其中关键因素是弹体超重。


原来,导弹控制系统是根据各个分系统的最大偏差来进行仿真。各分系统由于心理没底,纷纷保留了最大值的余量,最后汇总到控制系统,往往超出合理范围,增大研制难度,甚至令研制陷入困局。紧要关头,黄纬禄果断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要求大家都把余量拿出来,分散难点。同时明确指出,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不能出了问题时相互指责埋怨。


对此,曾与黄纬禄共事过的型号副总师陈福根十分钦佩,如今谈及此事,仍然连称“了不得”。陈福根说:“余量控制一直是工程管理的大难题,谁都不愿让问题出在自己身上。黄老让大家把余量公开讲清,这样省去了很多争论,使彼此建立了信任,为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研制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的过程中,黄纬禄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四共同”原则: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如今,“四共同”原则既成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的具体方法,也被奉为航天型号系统协调工作中的“金科玉律”。


无私奉献——“品德比技术更重要”


黄纬禄常说“品德比技术更重要”。虽是一位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专家,他却时时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到身正为范。


他曾立下“三个三”的规矩:在基地三条要求,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三条要求,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三不许,自己私人外出不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凡是与他共事过的人,无不为他的高尚品德所折服。


在一次主持召开总师扩大会期间,黄纬禄发烧并出现便血。这是长期胃溃疡引起的胃出血,若严重会发生失血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他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但他担心,自己作为总设计师如果不参加会议,许多问题定不下来,下一步工作就不好开展。随后他悄悄让秘书到医院开了些止血药,并再三叮嘱“我的病不许跟别人说”。


就这样,他强忍病痛主持会议,直到5天的会议开完,才去医院检查治疗。长长的诊断单让医生暗自惊诧——眼前这个瘦削的人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会落得这一身的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显然,这是长年累月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结果。这段时间,他由于过度操劳,体重锐减11公斤。


对荣誉,黄纬禄总是“退避三舍”。他曾说:“我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不是我个人的,航天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成绩面前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失败了尽量考虑自己的责任。这正是这位老科学家的无私胸怀。


对工作,黄纬禄总是一丝不苟,从不懈怠。秘书吕慧英说:“黄老参加会议从来不用秘书准备发言稿,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大家讲,并结合会上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发言,大家听了都心悦诚服。”海军某试验基地高级工程师黄莉亚回忆说,2003年某项目结题,黄纬禄看过书面汇报后十分高兴,坚持要亲自参加成果鉴定会。当87岁高龄的他顶着酷暑、千里跋涉、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时,在场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整整一上午的会,黄老从头至尾一直认真地听。因为担心上厕所不方便,他甚至提前一个多小时就不喝水了。”黄莉亚说,“这也是黄老最后一次出京。”


对他人,黄纬禄从不以专家自居,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黄老讲授知识,从不问‘你听懂没’,而是说‘我讲清楚没’。表达不同意见时,从不直接否定对方观点,而是说‘你看能不能这样思考’……”某型号总师杨德润说,“他的人格魅力,对我们影响至深。”2011年,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暑期“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希望拜访黄纬禄,请他题写赠言。此时黄纬禄视力已经很差,手也抖得厉害,但他不忍拒绝。在女儿黄道群的帮助下,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了“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的寄语,而这也成了他最后的绝笔。


“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搞导弹研究”。黄纬禄带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事业的无限眷恋,走完了自己导弹人生,而他创下的丰功伟绩,已筑起国防之坚壁,壮我声威;他留下的崇高精神,已化作民族之精魂,代代传承。(付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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