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贺龙谈军区情况:自动报名参军的占30%


核心提示:老区经过土改以后,在去年秋季也有计划的征收了一次新兵,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就动员了一万五六千人补充到野战军,质量比过去任何一次要好。据临县新兵团统计:行政村以上干部四百一十九名,占该团总人数百分之七点六八。党员六百七十一名,占该团百分之十点九八。自动报名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翻身户虽无精确统计,估计也不会少。因为有了党员、干部做骨干,新兵补充到部队之后,也比过去的兵好巩固。由于他们经过土改,得到了胜利果实,阶级觉悟比较高,进步也很快,许多战土很快变成了部队中的骨干。


1949年贺龙谈军区情况:自动报名参军的占30%

贺龙元帅(资料图)


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贺龙 原题为《晋绥军区自卫战争以来的工作情况》(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军队建设问题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二零师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基本上完成了创建与巩固晋绥解放区,坚持并配合了全国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同时,粉碎了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进攻,壮大了自己的部队。这是在党中央、晋绥分局和军区领导下,全区军民艰苦奋斗、牺牲流血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从解放战争以来,我区部队在配合友军,解放山西、绥远战斗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西北战场上起了决定的作用。


在八年抗战的伟大成绩中,有几件事特别值得提一下:这就是对敌斗争、生产运动、练兵运动都是有成绩的,创造了对敌斗争、生产、练兵三者结合的经验。在对敌斗争中,挤退了敌人,保持和巩固了根据地。在生产运动中,解决了部队的经费,一般自给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练兵运动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提高了技术与战术,对战斗及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敌后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教育上对阶级教育做得不够,没有把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统一起来,在生产运动中还存在某些缺点。因此,当由抗日战争转到自卫战争,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尤其在经过八年抗战后,根据地在更加困难的情况下,使部队在思想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糊涂观念。有部分干部、战士对于由抗日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作战对象由日本侵略者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反动派,在思想上认识不清。如有人说:“打日本有我的一份,打蒋介石没我的事。”幻想和平,不愿斗争。一部分干部想进大城市享受,有的战士想回家,认为日本被打败了,就应该回去。还有的认为,“打日本打了八年,打内战还要多少年呢?”所以,有些干部在战斗中犹豫动摇。如六分区XX团主要领导,对完全可能打下的奇村据点放弃不打。二十七团二营营长在集宁战斗时,放弃卧龙山阵地,投敌叛变,使这次战役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当然,上述这种现象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很好的,因此在这段时间的各次战役中,表现了坚决、顽强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取得了许多胜利,出现了大批战斗英雄和战斗模范,克服了缺乏粮食、担架和各种物质以及寒冷的困难。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极为宝贵的。

其次,由于晋绥连年支援战争,加上敌人的破坏,解放区生产下降,财政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使部队的物质生活感到很大困难。在抗日末期,提倡自力更生,解决部队困难,获得极大成绩。但在执行中,也产生了许多流弊,如有的部队、机关的生产脱离群众,违法走私,违犯政策等。某些部队在打下一个城市之后,由于本位主义思想作怪,发生了严重的违犯政策纪律,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甚至乱没收、乱拿物资,引起了部队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不团结,并使某些贪污腐化分子有机可乘。这暴露了我们部队中残留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游击习气等恶劣作风的严重性。同时,由于“七大”精神没有来得及在部队中进行传达,军区首脑机关又几乎完全到了东北,对于整个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军区领导回到晋绥后,忙于在前方打仗,各个部队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一九四六年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提出了反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恢复红军时代的三大任务;提出改变连队政治形势(官兵关系)、“窑洞政治形势”(军民关系),强调了全党建军,所以后来对于民兵建设、优待军属、解决军属困难,督促逃兵归队、支援前线等都比以前有了改进。但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这一精神没有能够完全贯彻到部队中去。


一九四七年召开的建军会议,是本着一九四六年晋绥分局高干会议的精神召开的,提出了以建设土地改革的军队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进行为土地而战与反对美蒋战争联系起来的思想教育。为此,要求军队必须参加土地改革,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并改变党内不纯的情况。因为只有把解放区建设好,才能建设好军队。会后立即调了大批干部到土改工作团去,野战军纵队政委、军区的部长、分区的司令员、直到连队的各级干部和一些好的战士都参加了土改工作。除参加土改工作团的人员以外,部队也尽可能参加驻地群众的各种土改会议,这不仅具体帮助了群众的土改工作,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群众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迅速的恢复解放区生产,还决定从各个部队中抽出九十亿元(农币)帮助群众生产,部分的解决了群众缺乏生产原料的问题,对于推动和发展生产产生了很大作用。同时,决定军队实行统一供给制度,不准做生意,各单位所有家务及商店一律交给政府。这样做之后,既避免了部队脱离群众、违犯政策法令现象的发生,也有利于克服部队中因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造成的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下降的问题。部队还实行了精简节约,撤消与合并了某些不必要的机构,缩小机关、充实连队。就是:“有多少人,打多少仗。:”所有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晋绥三百万人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与支援前线。


在部队自身建设上,采用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方针。所谓政治民主,即以阶级教育的中心内容,开展群众性的土改、诉苦教育、政策纪律教育及“三查”运动(查成分、查思想、查作风)。经济民主,即普遍地采用民主方式,建立经济委员会,并有权清查一切家务帐目、开支,反对贪污浪费。同时,确定必须以所有经济的绝大部分用在战士身上,经济完全公开。军事民主,除去战斗命令外,其余如管理教育、战前想办法,战后评指挥、评战术、评伤亡、评胜利等都可采用民主方式进行,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面向连队。建军会议后,从军区到团各级机关均组织了工作组,深入到连队,根据以上内容去进行工作,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游击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给以严肃的批评与纠正。在“三查”中虽有些“左”的偏向,但很快被纠正了。这种新式整军及诉苦教育,使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这也是阶级教育的有效方法。对某些贪污腐化、违犯纪律分子,给予了适当的处理。这样做的结果,反掉了一些旧的东西,加强了组织与纪律,使部队上下级之间、同志间、部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关系大有改善,老区战士的家庭困难也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从而达到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使部队生气勃勃,战斗力大为提高,改变了连队的政治形势与群众的“窑洞政治形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今天来看,这些原则与作法是正确的,成功的。当然也还有不少缺点,需要我们今后继续努力去克服。


二、扩大武装问题


自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部队的伤亡减员日益增多,因此,对要求补充兵员更加迫切。但是,晋绥人口很少,过去动员数量已占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加之多年战争破坏,对于恢复老区生产又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再由于过去在执行兵役制度上存在党员、干部、民兵不当兵,招兵中的强迫命令,买兵顶替,包庇逃兵等严重缺点,这就同前方急需兵员补充发生很大的矛盾。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兵动员有很大成绩,但目前如对上述矛盾不设法解决,不仅部队得不到补充,而且对恢复生产也极其不利。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分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详细分析了这种矛盾,确定了在老区土改以后,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再有计划的动员新兵,使老区能集中力量进行土改和生产。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做好归队工作。强调全党建军,批判了过去优抗工作上存在的诸如“优生不优死,优近不优远,扰干不优兵”等不合理现象,使归队工作和优抗工作引起了全党的注意,并根据实际情况,注意区别对待:对不缺土地及劳动力者,主要是从政治上提高其地位,有的只须优待—部分,有的则需要大部或全部优待。部队补充兵员的来源有三:第一、主要靠俘虏和从新解放区动员来补充。在忻、崞、汾、文、交、朔①平川的新解放区已动员了不少新兵补充到部队。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因此,主要还是靠俘虏兵来补充,这就使部队中解放战士的成份是大大增加了,有的连队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并且有的很快即当了干部。假如没有建军会议后之民主运动及诉苦教育,要在我们部队中熔化这样多的解放战士并使其能英勇作战、坚决为人民服务是不可能的。同时,老区经过土改以后,在去年秋季也有计划的征收了一次新兵,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就动员了一万五六千人补充到野战军,质量比过去任何一次要好。据临县新兵团统计:行政村以上干部四百一十九名,占该团总人数百分之七点六八。党员六百七十一名,占该团百分之十点九八。自动报名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翻身户虽无精确统计,估计也不会少。因为有了党员、干部做骨干,新兵补充到部队之后,也比过去的兵好巩固。由于他们经过土改,得到了胜利果实,阶级觉悟比较高,进步也很快,许多战土很快变成了部队中的骨干。这次动员新兵的方法是:经过政治动员后,由党员、干部带头自动报名,与民主评议相结合,基本上改变了以往兵役政策的缺点。这种征兵方式的效果是晋绥动员新兵中史无前例的一次。今年夏季又动员了六千多新兵,其中党员、干部虽没有前次多(因为正在调干部到新区去的时候),但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利的完成了任务。第二、是逐步升级的办法:即由游击队升为地方兵团,再由地方兵团升为野战军。例如:七旅、十旅、十一旅、十二旅、十四旅及分区的二十一师,都是一九四八年由地方兵团升级起来的。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四旅、五旅也是由地方兵团升级起来的。这种升级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扩兵方法,它使分散的游击队很快地转变到更加正规、更有战斗力的兵团。第三、采用组织民兵后备营的办法。去冬临县、岚、兴、以及神、五地区②,新建立起来的后备营,绝大部分都于今年参加了部队,尤其是临县后备营,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参了军,这也是动员新兵的一种有效方法。但这种办法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要在土改以后;二是要有较好的群众工作基础,三是需要有坚强的干部去领导,才有可能办到。这是从自愿兵役到义务兵役过渡时期的动员形式,今后一定时期内可以采用。以上三种动员方法,虽然还有少数地区没有照办,仍存在新兵逃跑等现象,但总的来看,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克服了土改以前兵役制度中存在的缺点。

三、对敌斗争


对敌斗争会议前的一般情况:自从绥包、绥东、大同、晋北、汾孝等几次大的战役后,主力部队就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去了。同时,在这几次大战役中,阎、傅军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傅军占领了集宁、张家口,及胡宗南侵占了延安以后,敌人气势汹汹,疯狂地向我解放区进攻,这时我野战部队留在河东者仅有三旅以及各分区的地方兵团,敌人在军事上占相对的优势,我在北面的部队,对傅军存在着一种惧怕的心理,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在晋中平川,执行政策中间有过“左”的行动,如搞土改、捉地主、分粮食、吃大户等超过群众觉悟程度,打击面过宽,加之不注意秘密工作方式,无形中将我们的工作暴露给敌人,由于阎锡山针对我方采取“自白转生”运动③,以致使我们在平川无法立足,不得不退到山上来。忻州的敌人到原平、崞县烧杀掠劫,使我部分群众及地方干部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我们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因力量不大,不可能改变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为此,军区于一九四八年初召开了对敌斗争会议。当时就全国行势来说,我军已经转入了战略性的进攻,而在晋绥方面,敌人依然还是占着相对的优势。因此,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方针原则是:反对惧怕敌人的思想,纠正在执行政策中“左”的偏向,强调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一致对敌,把工作推到敌占区去,在此方针下保证土改胜利,争取一二年内逐渐削弱阎、傅军,为配合主力解放全山西、全绥远创造有利条件。办法是:以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为出发点,只有群众参加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为此决定:在内地,主要是保障土改胜利。在边缘区,主要是对敌斗争要配合前线战争。在敌占区,主要是救灾救死,用商量的办法动员地主拿出粮食来救灾,及反贪污、反抓丁、反抢粮,集中力量打击阎军及积极附阎的反动分子。为缩小打击面,对普通地主则加以控制,使对敌斗争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基础。在组织斗争形式上,要把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采用武装县、区、村公所形式。严格部队群众纪律,纠正执行政策中“左”的偏向,加强民兵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集中力量,争取逐次削弱敌人,反对退却逃跑。由于部队认真地贯彻了会议的上述精神,解放了府谷及准葛尔旗,打击了忻州出犯之敌,保持了丰镇以东及凉城的一小块根据地,在忻、崞平川连续打退了阎军数次的抢粮,在文、汾平川亦逐渐整顿了阵营。以后因为整个形势的变化,部队参加配合友军进行较大的战役。四月间,在北面配合冀察晋部队收复了左云、右玉、怀仁等城镇;三、七旅及吕梁一部分地方兵团,参加运城、临汾战役;在这战役以后即开始了晋中、太原战役;八月间,北面所有部队配合三兵团参加绥远战役,收复了丰镇、集宁、凉城、和林格尔、陶林等城市;一九四八年,全军作战二百五十五次。整个看来,对敌斗争时间并不长,假若对敌斗争会议能早开一点的话,也许会更好一些的。


四、兵工建设问题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山沟的农村,交通不便,运输力缺乏,再加上过去日本人的“扫荡”,阎军的进攻,在这种条件下建设兵工事业,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由于兵工部门全体同志努力及各方面的帮助,我们总算是逐渐的建立起来了,而且规模还不算小。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已建设有十四个工厂,各种人员三千五百多名。然而,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个修械工人、几个骡子驮的工具。一九四零年发展为修械所,也仅有二百人左右,主要是学徒,到日本投降时发展到八百来人。在这几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因为军火供需急增,所以兵工发展较快。一九四八年兵工生产的预算为二百六十余万元银洋,折合小米十八万五千石,这在我区来说是一批很大的经费。运输上,现有运输能力很有限,仅有驮骡二百五十三头、毛驴三十六头、大车四十三辆,除担负供给本身食粮、柴炭外,再要担负各种原料材料的运输就很困难,故不得不组织群众运输力。在临县组织了两个群众运输队,专门运输各种原料供给厂中之用,但仍然不能解决运输力困难的问题。同时,又根据交通困难的情况,尽可能使各工厂分散在各个地方,即便如此,运输费用还是相当大。据一九四七年统计,运输费占去了整个兵工费用的百分之三十。从一厂到六厂,每个月的运输量达二百九十余万斤,因而靠着骡子、毛驴运输是极不适应的。另外,现在各厂中的主要骨干分子多为一九四零年到工厂的学徒,缺乏管理工厂的经验,专门技术人员不多。正如朱总司令在华北兵工建设会议上说的,是以农民来搞工业,这也完全合乎我们这里的情况。机器是从各个地区缴获来的,有的经过较长时间的搬运,有些因缺少各种零件,需要新配件,对生产有一定影响。在工人生活方面,过去是实行供给制,有些工人感到赚不到钱,表示不愿干,主要是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去保证。我们虽然有这些困难,但终于克服了,制造了不少的军火。在军工产品的质量上,我们制造的枪支、弹药是比较好的,成本也比任何地区都要低。这不仅解决了西北战争中部分军火的需要,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军工建设的干部,是国家建设极其宝贵的一部分财产,为今后大规模兵工建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在一九四八年以前生产出来的成品,在质量上尚有一些问题,如炮弹砂眼较多,少数手榴弹不可靠,或破片太大、爆炸面不宽,装的子弹很不好,开始制造的掷弹筒质量也不够好等。


以上是军区几年来主要工作。其他关于干部的培养及各部门工作经验等就不讲了。


[注释]


①指山西省的忻县、崞县、汾阳、文水、交城和朔县等地区。


②指山西省的临县、岚县、兴县、神池、五寨县等地区。


③这是阎锡山在其反动统治最后崩溃时期,所采取的加紧镇压人民的“三自传训”的反动措施。所谓“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三自传训”的中心是“自清”阶段的“自白转生”。阎锡山认为,在十个人中必有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分子,也有一个同志会和拥护他的人,其余八个为中间分子,通过“自清”把共产党员和对共产党同情者清出来,把其余中间分子拉过去,对县、区、村各级干部召开“自白转生”斗争大会,用残酷斗争手段,使干部表示要“自白转生”,坦白自己的问题,从而达到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一网打尽的目的。


*这是贺龙关于晋绥军区自卫战争以来的工作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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