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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一点:康熙皇帝真正意义上的亲政,是从康熙8年开始的。这一年,康熙皇帝擒拿了鳌拜,夺回了实权。所以,发生在康熙8年以前的一些事,例如康熙2年的文字狱 “明史案”,与康熙皇帝无关。明确了这一点之后,请看下文:



从康熙亲政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爆发,这四十几年间康熙都是宽文网。可以说当时的思想界还是相当活跃的,不少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作都陆续结集出版了,僧函可《千山诗集》就是一例。此外,康熙年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违碍”之处可以说触目皆是。顾炎武记了庄氏《明史》案,记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装”)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更是对清朝初年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挞。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起来造满洲的反,然而在当时都未予追究。


------------------ 摘自 《清代文字狱》,郭成康 著



正因为康熙皇帝宽容的对待明朝遗民,所以:



清代著名三大反清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康熙朝以后也陆续归顺清廷,承认清朝为中华之正统。如黄宗羲顺治末年撰写的《留书》,斥责清人为虏,指斥清朝为伪朝,到康熙元年间著《明夷待访录》,便取消了对清人的责骂。康熙十年,开始用清朝年号,称清朝为“国朝”。正如周学军在《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一文中,经过对江南知识分子对清态度变化的分析,从而指出到康熙朝以后,江南“大部分儒士则逐渐放弃了反清斗争,转而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民族斗争渐趋回归社会批判运动。”


---------- 《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载自《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04期



以黄宗羲为例,抗清失败返乡从事著述后,仍怀念“故国”,对清朝不服。但当他看到康熙所行各项政策胜于明代,思想逐渐变化,在康熙十九年以后的著作中,对康熙“留心文治”,倡导纲常名教、优礼大臣、体察下情、虚怀纳谏等表示赞许,称之为“圣天子”。其书中采用清朝年号,称“国朝”、“本朝”。康熙三十年后,黄已年逾八十,仍不顾年老多病,写出了阐发“先儒有所未尽”、“思复三代之治”的《破邪论》,向康熙君臣陈述其治国之策。


-------------- 《康熙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187页



另外,对于上述“《南山集》案”,该如何去定性:



虽无推翻清政权的确实言行,但是,故意地、公开地在文字作品中触讳,并且触的是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大讳而被系狱者,不应认定为文字狱。一般说来,统治者忌讳什么,知识分子大体是了解的。如清代忌讳满汉关系、明清关系、统治者内部矛盾、皇位授受等。史界定论为康熙朝文字狱大案的戴名世案,触的就是这样的讳。他研究南明历史,不用清朝纪年,又居然认为清朝正统宜从南明亡后的康熙时始,今天看来这是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却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可以肯定,戴名世犯的不是文字罪,至少是思想罪


----------------- 《清代文字狱新论》,载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大连) 1996年01期,第73页



康熙皇帝,不但没有大兴文字狱,相反,康熙皇帝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热忱:



康熙帝召集群儒,从事大规模的编纂,当时由国家主持的著作,其重要者有:《三礼义疏》、《性理精义》、《朱子全书》,《通鉴辑览》、《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唐诗》、《四朝诗》、《骈字类编》、《康熙字典》、《子史精华》、《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数十种,成为社会上普遍的应用书籍。《图书集成》一书共有一万卷,编修二十余载始完成。


----------------- [台北] 《满族文化期刊·第一期》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上述《图书集成》:



康熙的《古今图书集成》比《永乐大典》的规模要小一点,但是更具影响力。因为皇帝将其印制并分发。而《永乐大典》只有两套手抄本。

--------- [美国] 《新全球史》第三版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781页



《古今图书集成》合计约1.6亿字。这部巨著自成体系,搜罗丰富,区分详细。自从《永乐大典》散佚以后,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用途最广、规模最大的类书。其规模比《大英百科全书》还要大三四倍,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史上的巨著,被外国人称为“康熙百科全书”。

----------- 《图说天下:清》 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5月,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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